胡喬木之女胡木英:父親從清華大學
理科生到“黨内第一支筆”
陳 威
胡喬木,原名胡鼎新,1930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中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論家和社會科學家,思想理論宣傳文化戰線的卓越上司人。在長達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為黨和國家建立了卓越的功勳。
在毛澤東身邊擔任秘書工作25年的胡喬木,被譽為“中共中央第一支筆”,參與了中國共産黨諸多重大曆史事件。近日,紅船編輯部專訪了胡喬木之女胡木英。
老同學追憶
或許能拿個諾貝爾實體學獎
胡喬木出生在江蘇省鹽城縣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是鹽城名流,屬于蘇北農村的“開明士紳”,曾主持續修《鹽城縣志》一十四卷等,為地方志的延續做出過傑出貢獻。受其父影響,胡喬木自幼喜愛文史類書籍。
胡木英介紹,父親自幼喜愛讀書。上國小的時候,有一次過年期間,大人們帶着孩子一起去看社戲。過了不大一會兒,家裡人就發現他不見了,等社戲散場回到家裡一看,他一個人躲在蚊帳裡頭看書呢。父親讀書興趣廣泛,有關曆史、文學、哲學、社會等各方面的書籍他都讀。
胡喬木之女胡木英
1924年,12歲的胡喬木作為鞍湖國小唯一考入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今揚州中學)的人,一直以優異的成績讀至高中畢業。這段經曆為他打下了紮實的學術基礎。
“父親在中學的時候就讀了大量的世界名人著作,而且對所知的名人著作寫了一個概論,發表在了中學的校刊上,我也是後來在揚州中學的校刊上看到的。”胡木英笑着說。“父親在中學文理科都很優秀,畢業後考入了清華大學實體系。後來見到父親中學時的老同學,還告訴我說:如果你父親不幹革命的話,或許能拿個諾貝爾實體學獎。”
提起這段往事,胡木英講述了父親的一段插曲:“當時清華大學系主任都要跟新生進行交談,看到我父親在選擇除了主科以外,選擇旁聽的副科有好幾頁,問我父親興趣不是在實體吧?我父親解釋說挺有興趣,隻是經常做實驗太耽誤時間,對此主任建議我父親再想想,于是我父親轉入了曆史系。”
據了解,在校期間,胡喬木積極參與學校的共青團活動,并擔任了重要的職務,同年底,胡喬木由同校四年級學生曾迪先(時任中共清華大學黨總支書記)介紹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
奔赴延安 堅持革命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胡喬木因積極參與革命活動,被北平市警察局列入黑名單。經清華大學代理校長翁文灏誡勉談話後,他選擇離開清華繼續革命。
1932年5月,胡喬木傳回自己的家鄉鹽城,開始投身于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國共産黨。後因入黨介紹人被捕變節,胡喬木在家人幫助下逃脫軍警追捕。又在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朱自清幫助下,正式考入浙江大學外文系二年級英語專業學習。
1934年底,胡喬木因積極參與革命,被校方視為“赤色分子”開除學籍。次年2月,他抵達上海,與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組織部部長王翰取得聯系。5月,經王翰引薦,胡喬木重新入黨,恢複組織關系。随後,投身黨的工作,7月調任“文總”黨團成員及宣傳部部長,11月,根據中央文委的決定,出任了“文總”的黨團書記。
胡木英表示,在上海期間,胡喬木為多個刊物撰寫過文章。一次,魯迅先生寫了一篇《從“别字”說開去》。他看後針對魯迅談及的文字問題本身寫了一篇《從“别字”說回來》。内容針對當時社會上一些所謂的台灣字,把它們歸納出來進行了分類,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讓父親負責文字改革工作,也說明了父親在這方面是有經驗基礎和研究的。
1936年2月,“文總”解散,胡喬木改任中共江蘇省臨時委員會委員、宣傳部部長。次年5月,胡喬木接上級通知,離開上海奔赴延安。
1937年7月,抵達延安的胡喬木,被安排在“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任副主任,分管教學工作。在青訓班工作近兩年的時間裡,胡喬木為中共培養幹部作出了許多貢獻。期間與任青訓班女生隊指導員李桂英(後改名谷羽)喜結良緣。
1951年初夏,胡喬木夫妻在中南海合影
1939年4月,已停刊近12年的共青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志在延安複刊。任中華青年救國團體聯合辦事處宣傳部部長胡喬木兼任《中國青年》主編。随後,為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胡喬木根據當時形勢,寫了一篇題為《青年運動中的思想問題》的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上,獲得衆人誇贊,赢得很大反響。
人生中最大的轉折
“我也是看到一些黨史資料才知道,當時這篇文章,毛主席讀後也大為贊賞,誇‘喬木是個人才’。”胡木英補充說。
1941年1月,胡喬木的大女兒胡木英出生。2月的一天,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鄭重其事地對胡喬木說:“喬木,毛主席那裡缺人手,點名要你去做秘書工作(兼任中央政治局秘書)。”對胡喬木來說,這是人生中最大的一個轉折。時年29歲的胡喬木,開始擔任毛澤東的秘書。
胡喬木和毛主席在一起
“父親做秘書期間,最大的優點是嘴巴特别嚴,絕對保守秘密。從來不跟家裡講他在工作上的事情,包括他跟主席的一些閑談都不會講。是以,我母親還為這事跟他吵過幾次架,說中央開會人家都知道了,你都不跟我們講一聲,他解釋說有紀律,對家人都不能講。”胡木英回憶道。
1941年6月,德國法西斯開始進攻蘇聯,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情況,收集各方面的資訊,了解蘇德戰争的發展情況。
“沒多久毛主席就給我父親出了個題目,寫一篇《蘇必勝,德必敗》的文章,大緻說了一些想法,要求盡快成稿。大概一個多鐘頭,父親就在主席身邊寫了出來,主席一看改了幾個字就讓發表了。是以寫稿快,也是父親能夠在主席身邊待下去的一個原因。”胡木英說。
之後的時間裡,胡喬木在毛澤東的關注下,為新華社、《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撰寫了多篇社論、評論文章。
胡喬木和毛主席在一起
1942年,全黨整風運動開展後,胡喬木參與上司文藝界的整風運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将毛澤東的兩次即席講話認真記錄,整理成文,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十分滿意,親自修改,公開發表,并列為延安整風的必讀檔案之一。
1947年,國民黨集結大部隊向延安發動進攻,面對敵衆我寡的形勢,毛澤東決定黨中央撤出延安,但他仍留在陝北鼓舞和穩定軍心、民心,但需要不斷地發出指令,胡喬木不在身邊,帶來了諸多不便。為此,毛澤東給正在隴東進行土改的胡喬木發去電報,讓其趕到毛主席駐地王家灣。
“主席當時身邊的警衛員告訴我說,主席一聽說胡喬木快到了,特地走出窯洞,在院子外面等我父親,見了我父親以後,非要替我父親拿背上的背包,從這可以看出,主席還是很希望我父親能快一點回到他身邊的。”胡木英補充說,“其實當時主席身邊有筆杆子,寫大文章沒問題,但是寫小的不夠快,當時環境又比較緊急,是以我父親是最合适的”。胡木英說。
如此江山如此人,
千年不遇我逢辰
提起父親一直未恢複本名的緣由,胡木英解釋稱,當年毛主席去重慶談判期間,遇到兩個“喬木”,同是江蘇鹽城人,名氣都不小,一個在南方,本名喬冠華,香港《時事晚報》主筆。一個在北方,本名胡鼎新,即胡喬木。毛澤東因“二喬”重名的麻煩,将兩人召集到一起,得知“南喬”本名後說:名字很好,以後就叫喬冠華吧。至于“北喬”,可以帶着胡姓,以後就叫“胡喬木”好了!毛澤東笑着說:“古有大小二喬,今有南北二喬。”
胡喬木(右二)和毛主席等人去重慶時的留影
1961年下半年,近50周歲的胡喬木,神經衰弱日益加重,已無法勝任日常工作。無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的病情,申請長假休養。
“當時父親的神經衰弱太嚴重了。稍微寫點兒什麼東西腦袋就疼,根本寫不下去。有過一篇社論,是關于增産節約糧食的,本來不是很複雜的一篇社論,但因集中不了精力又睡不好,拖了半個月都沒寫出來。是以就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實在不行了,想休息一段時間。主席就回了他一封很長的信,勸他要塌下心來,安安心心地養病。之後,父親就離開主席,在杭州療養了。”胡木英回憶說。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風悄然刮起,胡喬木想要放棄休養,回到北京,希望可以在杭州與前來開會的毛澤東見一面,但始終未能得到回複。等不及的胡喬木,選擇從上海回到北京。
“父親剛抵達上海,杭州那邊就打來電話,通知他主席想要見他。收到消息後他又慌忙從上海傳回,在杭州與主席匆匆見了一面。主席囑咐他到北京後,多看少說。沒想到這就是他跟主席的最後一面。”胡木英說。
1949年4月,毛主席和胡喬木在香山交談
此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愈加猛烈,胡喬木也未躲過。胡木英表示,也是主席說要看看他,才算把我父親的命保住。後來毛主席去世時,父親非常想去告别,先是給熟識的人寫信,後是給中央寫,最後不得已給江青寫,希望能跟主席告别,然而就是沒得到同意。這也是父親一生的一大憾事,可以從父親寫的兩首詩詞《七一抒情》和《有思》中,看出他對主席的深厚感情。
據了解,1965年“七一”,胡喬木曾寫了一首《七一抒情》,回顧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經曆:“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揮将日月長明筆,寫就雷霆不朽文。指顧崎岖成坦道,笑談荊棘等浮雲。旌旗獵獵春風暖,萬目環球看大軍。”晚年,胡喬木在七十壽辰寫了一首《有思》,開頭四句,抒寫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的情懷。“少年投筆依長劍,書劍無成衆志成。帳裡檄傳雲外信,心頭光映案前燈。”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耗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得以畫上了休止符。
胡木英回憶道:“文革結束後,我父親負責起草‘黨的第二個曆史決議’,其中關于‘文革’的看法,正反意見針鋒相對,要用文字表達出來,得到大多人認可,那是非常絞盡腦汁的事。父親在起草小組反複征求意見,幾千人參與讨論,一稿又一稿,前後用了一年多時間才完成,是以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我父親最耗費心神的一件事。”
父親最愛的是社會科學
1977年5月,黨中央準許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黨組書記(直至1982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名譽院長)。
想要盡快将社科院工作啟動,急需組織,落實,社科院籌備組人員和各研究所所需專家、學者。同時,社科院尚未有屬于自己的辦公樓,這都需要胡喬木去一一敲定,僅用很短的時間,社科院工作啟動基本完成。
“這都得益于父親在閱讀中和工作的廣泛積累,應當找哪些專家、學者,父親才心中有數。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各領域研究工作基本停頓。随後,開始通過中組部、人事部甚至中辦點名點将,将分散在各地的專家、學者調回。父親講過,和其他黨内職務相比,他的最愛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這個職務。”胡木英回憶說。
胡木英還說:“父親去世後,社科院的人說,胡喬木的離去,是社科院極大的損失,因為在中央又特别懂社會科學的胡喬木,遇到問題可以直接報到中央,可以商讨解決,哪些着急,哪些可以往後推一推,都能了解,現在沒有這麼全面了解社會科學的了。是以在中央準許編寫的《胡喬木傳》中,說我父親是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資料顯示,1977年至1981年期間,按照胡喬木的設想和規劃,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後成立了工業經濟研究所、農村發展研究所、财貿經濟研究所、新聞研究所、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研究所學生院和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等16個研究和出版機關。蘇聯東歐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這個時期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仍在延續最初的設想和規劃。
1982年,胡喬木卸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同年,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胡喬木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如果不是後來因為中央給他的任務太多了,實在忙不過來,要不他全身心的都撲在社科院上了。”胡木英說道。
1987年,中國共産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75歲高齡的胡喬木退居二線,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每個人都應當具有愛國精神
胡喬木是個極其熱愛讀書的人,常常手不釋卷,隻要不是寫東西,手裡就會捧着一本書。正因如此,每逢周末或假期孩子回家時,母親總會讓孩子拉着父親出去走走,讓他暫時放下書本,享受一下戶外的時光。
“我們拉着父親去公園散步。到公園裡面隻要有文字說明的地方,他都會停下來仔細地觀看。這個标點不準确了,那個字錯了,或者花草樹木的科目有誤了,他都會用筆圈出來,讓公園的從業人員把負責人叫過來,告訴他們‘趕緊改正’!”胡木英笑稱。
提起父親對子女的教育,胡木英表示,父親從不局限于孩子學習成績,即便孩子成績中等,他也從未是以責備。他更看重的是孩子對知識的全面了解與掌握,并經常鼓勵孩子多讀課外書籍,從小說、科普讀物到國外的童話故事等,無所不有。希望孩子能夠廣泛涉獵,開闊眼界。
1952年夏,胡喬木全家在中南海家中
胡木英說,父親對歌曲《蘇武牧羊》和《滿江紅》兩首歌情有獨鐘。小時候,他就為我們講解過這兩首歌的歌詞含義,雖然他的歌聲并不完美,但總能勉強唱出曲調。每年中秋節,父母親都會邀請,院子裡的司機、廚師、警衛等衆人共度佳節。有一次,在大家的起哄下,父親唱起了《滿江紅》,歌聲中充滿了激情,甚至流下了淚水。從父親這一代人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國家和人民深深的情感。每當提及嶽飛在國破家亡之際的那種感情,父親總會強調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對國家懷有深厚的感情,要愛國,當國家受到侵略時,我們必須奮起反抗。而談及《蘇武牧羊》,父親會提到蘇武堅守19年不降的忠貞,這正是共産黨員應當具備的,對人民、對國家、對祖國的忠誠。無論面臨何種困難與挑戰,這種忠誠都絕不動搖。
“這兩首歌是我印象最深的,其他歌沒見父親唱過,這兩首歌時不時地就會聽到。是以我覺得老一輩人,為什麼能夠很年輕的時候就投入革命?而且一輩子兢兢業業,無怨無悔地這麼幹,就是覺得自己對這個國家,對人民有這個責任,是以他要用他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智慧為這個國家、為人民出力。現在,我們這一代人,條件已經比他們好多了,更沒有理由不愛自己的國家,不愛黨,不愛自己的人民。”胡木英回憶說。
黨員幹部不該是
為了“管理人民”
胡木英介紹自己說,算是生在了好時代,雖然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新中國成立後,全國欣欣向榮的景象和建設,以及社會的治理,都在越來越完善。
“‘大躍進’時期,我在讀中學,學校為了響應煉鋼鐵,讓學生們把家裡鍋碗瓢勺等鐵制品能捐的都捐出來,最後煉出來的鐵疙瘩幾乎沒用,類似的事,算是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文革’那年,趕上我大學畢業,67年年底,在外交學院學習的我被配置設定到冶金部,次年,被配置設定到鞍山鋼鐵廠,這一耽擱就是十年。終于可以正常工作時,又提出了年輕化,女同志55歲退休。又趕上了父親生病住院,母親身體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想着能多陪陪他們,就提前退休了。”胡木英說。
胡喬木全家合影
我們這一代人陸陸續續退休,開始有時間去多了解父輩的曆史。大家組建了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發起了收集整理父輩資料、重走長征路、回延安、探訪革命根據地等活動。
胡木英表示,越對自己的父輩了解,越覺得老一輩的共産黨人能夠“打天下,坐天下”,是跟人民緊密相連的。是以我們作為後人,有責任将這種精神傳承下來。
受井岡山青少年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的邀請,胡木英任會長的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成立了故事團,為年輕人講述父輩的革命故事。
胡木英說:“現在的年輕人要了解共産黨打下天下付出了多大的代價,而建設新中國又是費了多少心血,雖然很多年輕人聽完可能隻是感動一下,但至少要讓年輕人知道,曾經有過一段非常好的時候,那時風氣很正。共産黨的上司真的是為人民群衆服務的,現在雖然物質條件比那時候強多了,但是人心、思想差得太多了。是以我們講述父輩的故事,是希望能夠讓現在的年輕人在腦子裡轉一轉,那時的美好是怎麼來的?”
“父輩不怕犧牲,流血流汗建立的新中國,被個别自私自利的幹部用來升官發财,隻想着自己的小家,越來越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跟過去不一樣,過去都是與群衆同吃同住同勞動,是以才能發現群衆有什麼需要,有什麼困難,基本的問題出在哪。黨員幹部應當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了管理人民,是以我們就覺得有責任,把老一代這種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為國家奮鬥犧牲的這種精神得傳承下去。”胡木英補充說。
胡喬木之女胡木英
“社會發展我們左右不了,但我們作為共産黨人的後代,要盡我們的一份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胡木英最後笑稱。
來源:紅船融媒
撰文:陳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