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
她修補的不僅僅是一本本書，更是一段段值得被記得的曆史。
古籍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老去。對于“年事已高”的古籍而言，許彤無疑一位“添壽人”，經她之手的古籍，還能再“活”兩百年。
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我們一起走進古籍修複師許彤的世界。
許彤正在修複古籍。
經她之手，古籍再“活”兩百年
走在重慶圖書館古籍修複中心，一張紅色的長案，針、木槌、裁紙刀......在上面一字排開，許彤便坐在長案旁，埋首故紙殘頁之間。她全神貫注、動作極輕，隔遠了看，仿佛被按下暫停的靜止畫面。
古籍，浸染了歲月的痕迹，是文化存在過的證明。
1912年之前的圖書都稱為古籍。和人一樣，古籍因為“年事已高”或儲存不當等原因，出現損毀，需要修複人員進行搶救修複。
作為重慶圖書館古籍修複組的從業人員之一，許彤修複了《駱成骧殿試卷》《七佛聖教序》《古今圖書內建》等數百部古籍。随着時間的流逝，許彤有一塊心病：太多的古籍等待搶救，但修複的人又太少。以重慶圖書館為例，目前古籍修複組的工作成員有11人，而古籍則達43萬冊。許彤常想，這些書，她和同僚一輩子都修不完。
修複古籍不單單是一項技術活，需要經過拆書修複、壓平、修剪等二十餘道工序；更是個對耐心、細心考研都極大的活兒，如果碰到損毀嚴重的古籍，工程更加繁瑣，許彤曾花了整整半年，才修補好清代拓本《米氏祠堂帖》其中一本。
即便面對這份幾乎無法完成的大工程，許彤也未曾氣餒。因為經她修補過的古籍，能再活兩百年，“能多修一些，總比不去做好，”她坦然道。
重慶圖書館有43萬冊古籍。
以書為媒，與人文曆史隔空對話
像許彤一樣的修書人，以書為媒，與幾百年前的人文曆史隔空對話。
古籍修複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随着技藝發展細化，逐漸衍生出以京、津、魯為主的北派和以滬、蘇、揚、蜀為代表的南派，而重慶地區屬于南派分支。
許彤認為，古籍修複的理想狀态，就是用做那本書時同樣的材料與方法去修。古籍太老，留給後人創新的空間很小，一些沒經過論證的新材料，她不敢用。是以，技術上謹守南派修複的細膩精緻，堅持使用傳統手工紙和自制工具。
長時間伏案工作，讓許彤和同僚患上不同程度的職業病。這些職業病，更像是修複古籍的“行規後遺症”。
修複古籍時，為避免呼出的氣影響古籍，是以戴着口罩；古籍的紙張薄如蟬翼，為避免汗水黏起書頁，手臂輕放輕擡；由于古籍上的字小，且褪色，在修複時，眼睛和古籍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近，飛蚊症也爬上了眼球；長期伏案工作，頸椎病、腰間盤突出也伴随而來......
許彤說，在修複的時候，全身心都是為書服務的，全神貫注，想不到其他。這份精細又辛苦的工作，若磨練不出耐性，就修不好書，救不活文化。
經過修複的古籍，至少能再“活”200年。
搶救曆史的手藝，迎來黃金時代
修複古籍是一門精細活，一名成熟的修複師往往需要經過十幾年的磨練才能熟練地掌握這門技術。這也導緻學習這門技術的人不多。
1986年，許彤來到到重慶圖書館從事期刊工作。“那個時候，古籍修複是一門很小衆的職業。”許彤說，直到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始實施，全國第一期古籍修複教育訓練班招生，從小對手工活兒極有興趣的許彤主動申請報了名，争取到重慶唯一一個名額，開啟了她的古籍修複之路。
2013年，機緣巧合下，她拜入南派古籍修複大師趙嘉福門下。相比于師父那一代人，許彤覺得，自己還是趕上了好時候。
“社會觀念正在轉變，從小衆到大衆，越來越多關注到這個行業。”許彤說，關注度帶來的好處是，熱愛這行的年輕人變得多起來了。如今，重慶師範大學等高校都開設了古籍修複相關的課程。
讓許彤欣慰的是，她門下的徒弟也漸漸多起來，“經過多年學習，他們将獨當一面。”
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對古籍修複也越來越重視，古籍進校園、進商圈、進社群等活動都逐漸常态化開展起來，“在培養古籍修複人才的同時，讓這項古老的技藝得以延續。”
在人類所有的奮鬥中，惟有書籍最能經受歲月的磨蝕，唯有知識是不朽的。“古籍，是每個時代的生命，我們應該挽救它。”許彤說。
當古籍修複師這個隊伍不斷壯大，或許，不久後的一天，躺在重慶圖書館的那43萬本古籍，終将得以重生。
記者 秦思思/文 受訪者/圖 林楠/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