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是文學的永恒母題之一，在古典的文學中，愛情往往熱烈而純粹，是可以賦予生命意義的存在。而在當下，愛情似乎不再那麼重要了。作家任曉雯說，現代的愛情“在嚴肅文藝中，成為蕾絲花邊，能被随意鑲嵌在宏大叙事之上；在商業文化中，它又成為媚俗、煽情、有利可圖的上好佐料”。
大師不會這麼認為。任曉雯引用馬爾克斯的話：“描寫愛情的小說和任何其他小說一樣，都是極有價值的。”《霍亂時期的愛情》由此誕生，它擦去愛情身上沾染的媚俗的污漬，使其重新成為中心。通過閱讀和解讀這樣的作品，我們得以在日常中重新談論愛情。
01
忽視和占用，同時敗壞着愛情的品味。
如果在閱讀中掩去作者的姓名背景，我也将毫不懷疑地斷定，這本充滿遲暮感傷的書，出自一位老者。不過在此之前，我已獲得了關于此書的初步印象：它完成于1985年，當時五十七歲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于四年前獲得諾貝爾獎，正享有着與日俱增的世界性榮耀。
馬爾克斯
作為無愧于“大師”稱謂的少數作家之一，馬爾克斯給予我的閱讀經驗，與“溫情”“感動”毫不相關，他習慣于以一個平靜從容的手勢，把溫情撕裂給人看，無論何時，他都顯得無比優雅。
典型如發表于1961年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當時，哥倫比亞流行着所謂的“暴力文學”，馬爾克斯謹慎地與之保持距離，一心專注于那個幾乎貫穿他所有作品的主題：孤獨。《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的孤獨感，始終被處理得綿延黏稠、不緊不慢：給一隻始終舍不得賣掉的鬥雞買玉米，在清晨用小刀刮下混了鐵鏽的咖啡末，沒完沒了的雨季和是以而引起的便秘……是内斂的語言和不厭其煩的細節，推進着這個令人絕望的故事。
又如受争議頗多的《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還有誰能把一場兇殺案刻畫得如此缺乏高潮呢？确切地說，馬爾克斯在此設計的環形結構，使得高潮成為不可能。小說始終處于一個平緩的坡度之中，故事的輪廓是用細節從各個角度和方向填出來的。一方面，整篇作品的叙述流波瀾不驚，另一方面，每個角落都有不安的小騷動，于不事聲張處，給人以巨大的震驚。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馬爾克斯。盡管他謙虛地說，《霍亂時期的愛情》不過是個“老式的幸福的愛情故事”，盡管人們由于“動人”“傷感”等理由向我推介此書，我固執的閱讀期待都沒有被改變。我甚至懷疑，作為一位主張“介入”，聲稱自己一生中的所有行為都是政治行為的作家，馬爾克斯筆下的愛情，會不會是一個别有企圖的政治托詞。
電影《霍亂時期的愛情》
是的，我們很難想象，會在何處遭遇“純粹”的愛情。愛情，它可能關乎權力政治（米蘭·昆德拉），關乎倫理社會（阿爾莫多瓦），關乎神（伯格曼）、受難與救贖（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僅僅成為文本遊戲的一個道具（羅蘭·巴特）。“純粹”這樣的詞，在一個複雜而缭亂的時代，隻能萎縮進關于形而上學的大學講義。而在日常言說和文字表意中，詞本身被割裂，詞和詞背後的互相指涉，則越來越混亂、越來越牽扯不清。
這與現代人追求新奇的審美标準互為因果。也是為什麼很多現實主義之後的大藝術家，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弄得迂回曲折、寓意深遠。當視而不見成為習慣時，人類關注外部世界甚于内部世界，或者讨論内在，最終隻是為了将其轉換為外在的、可言說的理論語言。人們對待“愛情”的态度，就是由此引申出的表現之一：在嚴肅文藝中，愛情成為蕾絲花邊，能被随意鑲嵌在宏大叙事之上；在商業文化中，它又成為媚俗、煽情、有利可圖的上好佐料。可以說，是忽視和占用，同時敗壞着愛情的品味。
02
對生活保持孩童般的驚奇感
是以，我對一本以愛情為名義的小說滿懷戒備。但随着閱讀的深入，我無條件地繳械，迅速被打動，并對先前的成見感覺羞愧。
在這本書中，“霍亂”是“愛情”的一個政策性修辭，而那些典型的馬爾克斯式意象——貧窮、炎熱、肮髒、疾病、黨派之争、滿街發臭的屍體、成為殖民符号的香蕉公司——在小說中也隻是模糊而遙遠的陪襯。事實上，沒有這些浮光掠影的點觸，這本“我們時代的愛情大全”也足夠完整了。
馬爾克斯曾經低調地表示，這是一本關于愛情的小說。與此同時，他在暗地裡鼓足了野心，要窮盡這個題材的一切可能：暗戀、初戀、失戀、單戀、等待、殉情、喪偶、偷情、婚外戀、夫妻親情、露水姻緣、黃昏暮情、老少畸愛……這個龐大但絕不臃腫的囊括，再加上能夠包容讀者自身的想象和體驗的開放式結局，使得它成為一本奇異而富足的書。
那麼，大師的奧秘在哪裡？正是在于細節——各種具體、細微，甚至瑣碎的生活細節。比如第一章中，我們看到烏爾比諾醫生與其妻費爾米娜的那些争執，緣起于浴室裡的一塊肥皂，或者小便池的清潔問題；而在書的末尾，阿裡薩重新得到晚年的費爾米娜，兩位老人甜蜜愛情的表現，居然是為對方灌腸、洗假牙、拔火罐。
正是這些真實純粹的細節，才顯示出力量，使得這本關于愛情的書，成為關于生活的書，進而升華為一本關于人的書。對于人、對于人的内在的關注，再沒什麼比這些細節來得更本真了。
通常，“純粹”給人以上升感，似乎總得經由升華而凝結為象征符号，最後抵達形而上的空靈境界；但馬爾克斯給予讀者的，是一種“下降的純粹”——最世俗化、最還原态的“純粹”。
電影《霍亂時期的愛情》
馬爾克斯始終認為自己是現實主義作家，神奇或魔幻隻是每日可見的事實，決不是作家“制造的”“改變的”“寫得不可認識”的：“一切的現實，實際上都比我們想象的神奇得多”。他拒絕理性主義者對待世界的方式，後者把“現實”加工删略、根據因果律重新排列組合，而馬爾克斯從不将生活客體化、抽象化，而是用直覺、感受，用非理性的觀察方式，消除“我”和“我”之外世界的隔膜，使得外在的，同時也可以是内在的。馬爾克斯的世界，就是尼采所說的“無限流動的生成”：這個世界無法定格，不存在階段性，拒絕被真理語言所表述。流動使他避免了因為命名和概念而造成的疏漏，進而對生活、對世界保持原始的驚奇，這種驚奇不為日常化的陳詞濫調所迷惑或者消磨，相反，與身體休戚相關的細節，反而更能激發作者的敏銳觀察。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博爾赫斯那裡看到夢、想象和對純粹文學形式再造的野心，而在馬爾克斯那裡，我們卻讀到了生活。博爾赫斯式的純粹，是對外在世界關閉内心的純粹，是符号、知識、幻想在一個封閉空間裡進行無限多種組合排列的可能性，它在觀念中剔除了具體的物，割斷了文本與客觀世界的直接聯系，但也是以而不為馬爾克斯所欣賞。
馬爾克斯的寫作，忠實于對自己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觀察，忠實于一種叫“生活”的東西。這種忠實表現在文本中，就要求剔除一切“浮誇文風、辭藻的堆砌和誇張性的聲響法”，要求還原、下降，要求随手可觸的細節而非不着邊際的想象。這樣的文本，始終處于綿延的狀态中，它們在空間上打破大情境，削弱高潮、填平細部，進而使得叙述在時間上呈現平靜、克制、不間斷的流動，這種奇特的叙述流，其實就是馬爾克斯一直追求的那種外祖父母講故事時不緊不慢的方式。
若幹年後，已成為作家的馬爾克斯終于重新發現了它：“事物并非僅僅由于它是真實事物而像是真實的，還要憑借表現它的形式……必須像我外祖父母講故事那樣老老實實地講述。也就是說，用一種無所畏懼的語調，用一種遇到任何情況、哪怕天塌下來也不改變的冷靜态度。”
即使到了暮年，馬爾克斯仍對生活保持孩童般的驚奇感，而叙述時的冷靜，恰恰是以此為依托的：隻有習慣于細微處發現生活的人，才不會對所謂意外、反常與大事件，顯露出一驚一乍的誇張反應。
03
快樂不時興了
我卻要把快樂重新推動起來
寫作《霍亂時期的愛情》的兩個動機，一是馬爾克斯父母的戀愛史，這可以從年輕的電報員阿裡薩，和美麗富有的費爾米娜的故事中看到；二是作者在墨西哥讀到的一則報道：兩位近八十歲的美國老人，每年都在墨西哥約一次會，堅持了四十多年，最後一次被搶劫他們的船工用木槳雙雙打死，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地下戀情才得以曝光。這則新聞在小說中，仍是以報道的方式出現，在阿裡薩和費爾米娜暮年複合之時，他們分别從廣播裡和報紙上獲悉了它。
馬爾克斯在談創作意圖時說：“這是一部愛情長篇。大多數的愛情故事都是凄涼的，總是來個悲劇收場。而我所寫的這部小說裡，那一對情侶是事事順遂，他們是完完全全的快樂。在我看來，快樂是目前已經不時興的感情。我卻要嘗試把快樂重新推動起來，使之風行起來，成為人類的一個典範。”
這是一個善良卻難以實作的意圖：漫長的等待、無止境的思念、一次又一次地遭拒絕、老邁重逢時的無奈與尴尬——整部愛情長篇洋溢着馬爾克斯式的孤獨絕望，以及難以言傳的遲暮感傷。是以，我更願意把馬爾克斯希冀的“快樂”，解作一種博大悲憫的情懷。
事實上，從寫作的第一天起，馬爾克斯從未停止過這種悲憫。在諾貝爾獲獎演說中，他說道：“面對壓迫、掠奪和孤單，我們的回答是生活。”對生活的同情，使得馬爾克斯不貼标簽，不擺姿态，他時而極端政治化、時而極端個人化，在暴力的風潮中保守，在諸人皆退時激進。
電影《霍亂時期的愛情》
馬爾克斯得到的諾貝爾授獎詞的贊譽是：在他創造的文學世界中，“反映了一個大陸及其人們的财富與貧困”。但他卻沒有在這個最高評價之上坐享其成，而是很快推出一本讓所有熟悉他風格的讀者感到意外的作品——一本純粹的愛情小說。并且，他勇敢地告訴全世界：“我認為描寫愛情的小說和任何其他小說一樣，都是極有價值的。”
這種微妙的延續與轉變，是作者對自身狀态的服從。衰老讓眼睛更關注身體，讓頭腦更關注内在。某種純淨與洞視，隻有在年齡的幫助下才能達到。是以，《霍亂時期的愛情》在我心目中，是馬爾克斯最富人性的一本小說，而那種獨特的馬爾克斯式精簡法，也在其中被發揮到了極緻。
比如，小說對死亡的處理就是精簡法的典型。在早年談論自己的電影故事《艱難的愛情》時，馬爾克斯曾說，“愛情和死亡離得很近”。《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書對死亡這個次要主題，也有若幹表現。其中的一次，就是促成馬爾克斯動筆的那則新聞。但差別于其他喜歡戲劇化的愛情讀本的是，馬爾克斯把這樣的重量級素材，輕描淡寫地處理成一個細節：費爾米娜在收聽古巴聖地亞哥廣播小說時，無意中聽到這個消息，随後，阿裡薩在信中，把這條消息的剪報寄給了她，但沒有做任何評論。這短短的三百多字之後，費爾米娜隻是偶爾一兩次，懷着傷感再度回憶到它。這是标準的馬爾克斯式的減法：通過轉述、選擇時态等方式，把容易戲劇化的東西削弱撫平。
這樣的處理，也可以從另外幾次對死亡的描述中見到。馬爾克斯的很多小說開場，都涉及一個已經或者将要死去的人，《霍亂時期的愛情》也不例外，開頭第一段，就是烏爾比諾醫生的好友阿莫烏爾自殺的事件。但作為一個事件，它已是過去時表述了，屍體是靜止的，而阿莫烏爾與女傭之間神奇的愛情，也是通過遺書和未亡人的簡單叙述來間接勾畫。
如果說，這裡的刻意淡化還包含其他技術考慮——比如不想把讀者的注意力過多地從尾随而來的主人公烏爾比諾醫生的死亡上分散開去，那麼近末尾處，阿裡薩花朵般的十幾歲小情婦阿美利加·維庫尼亞的死，似乎就不必顧慮效果上的喧賓奪主了。事實上，對于維庫尼亞死亡的描述，已經精簡到叙事的邊界：一處隻短短幾句話，提到小女孩在未上鎖的箱子裡發現了阿裡薩寫給費爾米娜的信，下一次就是阿裡薩在與費爾米娜出遊的船上接到報告維庫尼亞死訊的信件。
相比之下，主人公之一——烏爾比諾醫生的死亡較為奇特：這位威嚴莊重、聲名顯赫的八十多歲老人，居然是在搬梯子爬樹抓鹦鹉時摔死的。在這裡，作者顯然試圖以某種“不合時宜”的反常，來打破情境的模式化；還有諸如讓遞給初戀情人的書信沾上一粒鳥屎，也是類似的“疏離”。如果說，這種對“情境”的在意還隐隐透露着刻意，那麼馬爾克斯在另一些細節上，則全然沒有了“情境”的概念，因而“生活”也被更徹底地還原到綿延的初始狀态。
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在常人心中可能瑣碎到不值一提，而馬爾克斯則把它們放大、提升（與前面淡化戲劇性情節的處理方式相反）。其中之一是阿裡薩的情書：青年阿裡薩充滿矯情辭藻的書信，都是“用職業抄寫員的清秀的字型寫在一張紙的正反兩面”，而暮年的阿裡薩重新給初戀情人寫信時，則開始使用打字機，馬爾克斯不厭其煩地描述老人如何從秘書兼舊情人的辦公室搬了台打字機回家，如何記熟鍵盤上字母的位置，如何練習盲打，如何撕了打打了撕，如何在細心關注了稱謂、簽名、信封花飾等細節之後，發出這樣一份宛同“恰如其分的商業函件”的信；之後阿裡薩又突然想到了送花：
由于給一個新寡女人送花，以花表意就成了難題。一朵紅玫瑰花象征火熱的激情，有可能對她的守喪是一種觸犯。黃玫瑰花有時象征好運氣，但通常情況下是表示妒忌。有人跟他談到過土耳其黑玫瑰，也許那是最合适的，可是他院子裡沒有。他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冒險帶一朵白玫瑰，他本人不像喜歡其他玫瑰花那樣喜歡它，因為它平淡無奇，沒有什麼意思。最後一刻，為了避免費爾米娜多心說玫瑰刺有什麼含意，他把刺全部掰掉了。
寡婦費爾米娜高高興興地接受了阿裡薩送來的不含任何意義的白玫瑰。這樣花費筆墨、照顧周詳的小細節比比皆是，如果把它們用理論批評的解剖刀，從文中剔出來單個觀察，也許得出的結論是：它們像中性的白玫瑰一樣，顯得毫無深意。可一旦将它們放回文中，叙述就立刻因為這些綿延不斷的細節而流動起來。
我們不妨把警句式的書寫與之比照。如果說細節是為了還原，警句就是和它作用相反的濃縮。《霍亂時期的愛情》中，也間或夾雜警句，比如，“我對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沒能為愛而死”“心靈的愛情在腰部以上，肉體的愛情在腰部以下”“社會生活的症結在于學會控制膽怯，夫妻生活的症結在于控制反感”……
電影《霍亂時期的愛情》
這些機智的語言，在綿密博大的細節之網的映襯中，難免顯得小氣。雖然它們朗朗上口，提綱挈領，便于傳誦和記憶，但對閱讀造成的效果就是：給一洩而下的叙述流以一個停頓，一次阻斷。
我們可能會漸漸遺忘《霍亂時期的愛情》的某些細節描寫，它們精彩貼切，但也不起眼，不驚人，它們為整體服務，最完美的效果，就是讓人們意識不到它們。
而另一方面，我們會對某些警句印象深刻，比如一個曾經美麗的女人的傷感歎息，“我已經老了”（《情人》），或者激情澎湃、排山倒海的“生命之光”“欲念之火”（《洛麗塔》）。它們醒目、簡潔，讓人記憶深刻。尤其是，它們可以被直接引用，或者脫離原有語境，改換原有含義，嫁接到其他文本中去。是以它們更容易成為讨巧，甚至程式化的東西。在通俗讀本中，它們就堕落為陳詞濫調。這是寫作的惰性，還是閱讀的惰性？
04
生活向我們敞開無數種形态，
文字隻能擇其一而凝固
愛情幾乎和生老病死一樣，是最日常、最悠久，和每個人最密切相關的主題。也正是太日常太相關了，我們似乎必須來點什麼驚天動地的，哪怕被欺騙和誤導。于是我們分不清了，感動究竟來自對生活的體悟，還是來自文藝作品硬塞給我們的“悲情想象”。
對現實世界的背離與扭曲，除了作者缺乏正視的能力和勇氣，也同讀者的縱容與合謀有關。這些集體構築的“悲情想象”，讓我們忘卻現實，或者反轉過來，按照拙劣的變形，去改造真實生活。其結果就是，習慣裝腔作勢而不自知，習慣為感動而感動，習慣按固有程式進行閱讀乃至生活。
文學的真正力量，是把我們從這種漠然、偏誤和漫不經心中驚醒。馬爾克斯的高明在于，他用于打破閱讀與書寫惰性的，不是故作驚人語和花哨的出位，而是戳穿幻象，讓直指人心的真實本身浮現。相形之下，同樣被貼了“愛情大全”标簽的《戀人絮語》，我更願意稱其為時髦的學術著作，或者一種觀念性的書寫而絕非文學。
當然，在生活面前，文學畢竟不是萬能。小說結尾處，霍亂之船似乎無法到達終點，生活為不可知的目的地安排了諸種可能；但小說卻需要一個，而且僅僅一個終點。于是，馬爾克斯讓阿裡薩草草抛出“永生永世”四個字。倉促的收場讓人意猶未盡。但細想之下，在文本層面終結這個故事，如此之安排，卻未必不是最好的：生活向我們敞開無數種形态，但文字隻能擇其一而凝固。文學藝術作為生活的重構，永遠無法達到生活本身那塊幽秘深遠的最後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