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于1872年4月的《申報》，在晚清時期是一份有重要影響的報紙。《申報》初創時，組織機構比較簡單，主要是主筆房和會計部。主筆房其實就是現在的編輯部，寫社評的、編稿的都隸屬于主筆房，主編被稱為總主筆，普通的撰稿和編稿人員則被稱為主筆。由于沒有任何檔案傳承下來，晚清申報館的人員流動情況一時還難以摸清。但從筆者掌握的情況看，晚清《申報》的社評展現了主筆對當時社會的總體認識，也從不同層面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變遷的大趨勢。
一、1897年以前《申報》的主筆和社評
在1897年之前，由于主筆的關系，《申報》的社評呈現出由洋務而改良的特點。
《申報》創刊以後，筆政長期由浙江文士主持。首任總主筆是浙人蔣芷湘，其人在1884年考中進士後離開報館，餘事不詳。繼任總主筆是錢昕伯，浙江吳興人，号“霧裡看花客”，是王韬的朋友和女婿。錢由于身體不好，時常不能到館，故總主筆的事務經常由主筆何桂笙代理。何是浙江山陰人，号“高昌寒食生”，據《申報》的挽文所記，其著述有《劫火紀焚》、《紅樓夢題名錄》、《齒錄》、《一二六文稿》等。關于第三任總主筆，目前各種著述都說是黃協埙，一般認為在何桂笙于1894年去世後不久即由黃繼任。但據筆者研究，第三任總主筆應是王韬。理由是：在清末長期旅居上海、從事報業的陳伯熙在《上海轶事大觀》中曾言：王韬“光緒年曾任《申報》主筆，月撰論說六篇，月薪七十元。”而曾擔任過《申報》主筆的孫玉聲在上世紀20年代所著的《退醒廬筆記》中有《天南遯叟轶事》一文，講到王韬擔任總主筆的具體時間。該文說：“天南遯叟王紫诠先生韬……暮年總持《申報》筆政時予主政《新聞報》，故得朝夕過從，極文酒流連之樂。”《新聞報》創刊于1893年2月17日，首任總主筆是蔡爾康，孫玉聲是第二任（鄭逸梅：《上海舊話》）。由此推算，可以确定王韬應是《申報》的第三任總主筆。王韬于1896年7月3日在《申報》上刊登《天南遯叟告白》，宣布因年事已高，擱筆閉門謝客。這樣黃協埙繼任總主筆應在王韬卸任之後。
在蔣芷湘、錢昕伯、何桂笙、王韬任總主筆期間，曾供職于主筆房、襄理筆政的人主要有蘇人黃協埙、蔡爾康、高太癡（何桂生弟子）、楊乃武、韓子雲（《海上華列傳》作者）、浙人沈定年、贛人吳子讓等。這些總主筆和主筆們大都是具有秀才或舉人功名的江浙文士，由于他們生活在受西方現代文明影響較大的江浙一帶，因而思想較之内地知識分子要開明得多。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19世紀70年代以後進入上海，開始遊離于科舉之外，逐漸向近代知識分子轉化。他們任職《申報》之時，正值洋務運動進入高潮，洋務思想和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影響較大，《申報》的主筆和社評也受其影響。這一時期的主筆們和洋務派的關系較為緊密。如吳子讓曾在曾國藩門下任過幕僚，而積極投身于洋務事業的近代科學家李善蘭、華衡芳、徐壽等人和《申報》主筆也有過從。翻檢這一時期《申報》的社評，不難看出它的總傾向和當時洋務派與早期改良主義者的基本主張是一緻的，即鼓吹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制器、開礦、辦廠以求富；學習西方先進文明，摒棄陋俗，以及淺嘗辄止地介紹一點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知識。
二、1897至1904年《申報》的主筆和社評
《申報》的第四任總主筆是黃協埙，他得任總主筆之職大概是因了資格老的緣故。黃協埙，字式權，江蘇南彙人，廪生，别署夢畹生，有《粉墨叢談》、《凇南夢影錄》、《滬事談屑》等行世。黃接任總主筆之初，按照雷瑨的回憶，有金劍花、雷瑨、趙孟遴等3人任主筆。1902年，又有張蘊和加入。黃是一個謹小慎微而又念念不忘功名的人（1884年還入過一次秋闱）。他上任以後一改前幾任主筆改良濟世的辦報風格，整日“競競于字句間，撰述之稍涉激烈者，記載之略觸忌諱者，必于閱總時悉數删去”。他對于做論說文，強調文法，對當時流行的通俗易懂的報牍體頗有微詞。是以，這一時期的論說文腐氣十足，讀起來簡直與八股文同調，《申報》的聲譽也大受影響，銷量大跌。黃擔任總主筆期間，對百日維新的失敗不僅沒有給予同情，反而大罵康梁大逆不道，這更引起全國輿論界對《申報》的反感，上海各報也抓住機會猛批《申報》。
三、1905年2月以後《申報》的主筆和社評
從1905年2月至1911年底，《申報》的總主筆共有三位，分别是金榴、張繼齋和張默。金榴，字劍花，上海青浦縣人，任職至1907年秋。繼任的張繼齋任職至1909年初。張默，名葆元，号蘊和，松江人，秀才出身。他從1909年初擔任總主筆，直至民國元年史量才接辦《申報》為止。這一時期，到底有多少人任過《申報》主筆，一時還無從确知，但有名姓可考者不下20人，包括雷瑨、趙孟遴、沈景賢、孫東吳、吳虞生、陸達權、嚴饴庭、顔仲珊、伍特公、劉師培、王锺麒、楊千裡、孫玉聲、黃虞孫、黃允之、孟森、秦晉華、湯幼谙、邵仲威、張雄伯、張叔通等。值得注意的是，從1911年8月底到歲末，該報社論多為無名、平子所作。考其名号，所謂無名、平子，竟是清末民初新聞界巨擘陳冷和狄楚青，而以往著述從未提及這二人在晚清曾擔任過《申報》主筆之事。1905年以前《申報》的社評一欄沒有标題，改革後的《申報》開始标注“論說”的字眼，并且“論說”的字數一般控制在1000字左右，篇幅稍有縮減。另外，1905年以前論說文的後面，經常附有說評注解式文字，而改革之後這類文字不見了，在1907年以後改為清談類欄目。1911年8月24日以後的《申報》将論說改稱為評論，字數減到600字以内，文風也從以往的夾叙夾議改進到純粹的評論上來，真正成為社論了。改革後的《申報》基本上抛棄了對朝廷的依附，總體上做到了獨立評論時事。1905年前《申報》的主筆基本上是接受了新思想的舊式知識分子，而此後的《申報》主筆的人員構成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留學回國人員占了很大的比例。這一時期《申報》的社評主調是鼓吹立憲。據筆者粗略統計，不含時評，從“論說”的數量上來說，為立憲呐喊的社評最多，占到總數的四分之一強，至于立憲新聞更是連篇累牍。
綜上所述，曆經了40年風雨的晚清《申報》，在不同主筆的編纂下，内容前後有較大的變化。在1897年以前，報紙的思想核心呈現出從洋務思想向早期改良主義思想演進的軌迹。從1897年到1904年，由于總主筆的保守，《申報》在對戊戌變法等事件的評論中，有失偏頗，是《申報》曆史上較為暗淡的7年。自1905年2月《申報》進行大改革後，報紙又重獲新生，主持筆政的主筆們，極力鼓吹立憲，同情革命，對晚清立憲運動的發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黃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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