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币基金總裁：中國應努力釋放更多消費支出

4月18日，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吉耶娃公開表示，中國應努力釋放更多消費支出。

這位總裁指出，由于過度投資引起的房地産危機，大陸内需受到重創，這讓整個宏觀經濟都處于“十字路口”。

她還敦促大陸擺脫數十年以來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通過消費支出來提振經濟。

她說：“現在是尋找國内增長源的時候了。”

格奧爾吉耶娃不是第一個這麼說的人，日前訪華的美國财長耶倫也提出類似的觀點，為什麼這些經濟界的大佬都要這麼說？

在我看來，本質上還是雙方對經濟增長的路徑，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觀點，是以具體到一些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上，所做的也截然不同。

首先，經濟學的确是西方的産物，這一點無可厚非，亞當斯密也是公認的經濟學鼻祖，尤其是用“看不見的手”去形容市場，很好诠釋了經濟學中市場的主導地位。

而西方很多人之是以認為消費刺激經濟增長是共識，很大程度上也是血淚教訓總結出來的經驗。

這就好比幾十年前，全球有一半的經濟體都在實行計劃經濟，但今天這個已經不需要有太多的争論了，那就是“計劃經濟”的确行不通。

過去西方也是這樣，靠着産能增長以及相對低廉的工資，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但最終西方面臨着一個市場經濟的終極問題：産能越來越高，勞工薪資卻不漲，商品應該賣給誰？

這個問題，才是美國大蕭條的根本原因。

收入配置設定出現了問題，導緻供給過剩，在那個年代，全球化貿易歐美已經是最富有的經濟體，是以它們無法像今天的我們一樣，可以依靠出口去解決産能過剩的問題。

當然，在更早之前，鴉片戰争的時候，西方列強其實就是用大炮打開了通商的口岸，本質上也就是要解決商品應該賣給誰的問題。

在美國大蕭條之後，經濟學家們經過一番思考發現，供需要想平衡，必然需要提高大多數人的工資，人們的收入水準要呈現一個“橄榄型”，而不是金字塔型，于是浩浩蕩蕩的“修正主義”就出現了。

修正什麼呢？就是修正過去純市場的資本主義。

通過行政和工會兩個手段，去調節宏觀上的收入體系配置設定，最終保障了西方全球最強的消費能力，然後形成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局面。

沒有例外，全球所有發達經濟體，都是以第三産業即消費為支撐的，來刺激經濟的增長，這一點，在今天，尤其是在西方，就約等于共識，約等于計劃經濟行不通，這是曆史總結出來的經驗。

是以耶倫說，國際貨币基金總裁也說，讓我們用消費去刺激經濟增長，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涉及到消費支出方面的變革，這就一定會牽扯到收入配置設定機制的基石，也就是最底層的東西，它的複雜性，不言而喻。

國際貨币基金總裁格奧爾基耶娃還表示，大陸首先要解決房地産危機，提振消費者信心，并加強完善社會保障機制，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少儲蓄，多消費”。

為什麼說一個經濟體不能一直依靠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呢？因為投資和出口，本質上是把産能賣出去，過去全球化貿易是以市場為主導，哪裡價格便宜就在哪裡買。

現在歐美開始有意識去風險，多樣化的産業鍊布局，這個時候商品不再是以市場為主導體系的，突然加征關稅，亦或是幹脆不買你的商品，我們可以譴責，但這件事歸根結底，也是買家的自由，隻不過這個買家不是某一家公司或企業，而是一個經濟體。

靠歐美市場的消費，這一點在今天來看已經越來越靠不住了，而最好的辦法，還是靠自己，産能誰來消化，消費如何增長，最終都可以通過自己去達成這一既定目标。

但以我個人的愚見，刺激消費，我們所面臨的結構性阻力是非常大的，這個難度有多高呢？我們隻需要換個角度來思考這件事：如果促消費真的那麼容易，我們還有必要繼續靠出口和基建投資嗎？

人都是會選擇的，尤其是根據一件事的難易程度和完成的可能性去選擇，如今我們在刺激消費上的具體乃至實際的動作，坦白講并不多，這也說明了，這件事它的難度，就是有那麼高。

一旦涉及到最底層的收入問題，背後關聯着數億人的消費和希望，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差池，它的後果，都是不可預估的。

當然，雙方還有一個可能的分歧在于，這個問題背後還牽扯到“福利主義的陷阱”。盡管目前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偏薄弱，但一直以來都有這樣一個觀點，即提高福利，容易助長懶漢，這幾年非常流行的躺平思維，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點。

盡管我個人不同意所謂的“福利主義陷阱”，但架不住我們傳統上的文化，就是奉行所謂的“吃苦耐勞”其精神的。

除此之外，我也有更多理由懷疑，懷疑美财長耶倫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她們兩個女性經濟學者，究竟是否真的了解我們，或者說了解一個真實的大陸經濟社會。

她們在那裡苦口婆心喊釋放更多消費支出，提振消費者信心，加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難道她們自己不知道這件事實施起來的難度，以及其中牽扯到的阻力到底有多大嗎？

她們當然明白，但呐喊本身也是有其意義的。

盡管實際意義可能不大，但其象征意義的确存在。

我們的分歧和共識，不應該局限在讨論福利主義陷阱的問題，我們還是應該回過頭仔細審視這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到今天，為什麼有的人越來越忙，收入卻越來越低，甚至于銀行卡的存款還越來越少了。

我這麼說是有資料支撐的。

2018年的招行年報為我們揭示了一個很好的樣本；以當年為終點，往前數5年，也就是從2013年-2018年時間裡，招行私人銀行客戶占比維持在0.05%-0.07%之間，他們人均資産上千萬，是金字塔最高的那個梯隊，人數最少，但這個群體所持有的财富資産從20.23%擴大至2018年的30%。

也就是所謂的萬分之六的客戶，占據了招行30%的财富資産。

而招行普通客戶占比維持在98%左右，但财富資産占比從2013年的27.35%縮小至19%。按照人均财富資産劃分，招行私人銀行客戶平均持有财富從2013年的2241萬元提升至2018年的2800萬元，普通人則從1.6萬元降至1.05萬元。

宏觀上，我們的經濟增長顯著提升，微觀上，最富有的群體人均資産從2241萬元，提升至2018年的2800萬元。

那麼普通人呢？從1.6萬元降至1.05萬元，短短五年時間裡，存款不僅沒有變多，而是更少了。

對普通人來說，大頭開銷買房、教育和生活成本，可能是導緻他們銀行卡裡餘額不足的原因，并非是收入的下滑。

但從那五年的趨勢來看，我們還是很容易看到馬太效應愈發加劇，即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到今天，又是一個五年時間過去了，新的财富結構如何，我們也無從窺見，因為招行年報，也不再公布這些東西了。

也許，我們真的可以創造一個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迹，即在沒有較大内需消費的情況下，以投資和出口為增長的經濟模式，到底能否延續下去。

又也許，傳統的第三産業刺激經濟增長的路徑才是最優解。

我們對經濟增長的共識和分歧，不僅僅決定着我們對這一事物的認識，有時候還決定了我們要走怎樣的道路。

今天來看，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end.

作者：羅sir，關心經濟、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