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是大陸曆史上一個極度崇佛的朝代，境内對佛塔的營建十分盛行，至今仍有大量的古塔遺存。
遼塔以遼代中晚期建立的遼式密檐塔為主，還有少量遼中期所建的樓閣式塔，以及一種特别造型的花塔。但鮮為人知的是，遼塔除上述三種類型之外，還有一種覆缽式塔。
一覆缽式塔的結構及出現在中土的時間
覆缽式塔作為大陸古塔的主要類型之一，其祖型就是古印度的窣堵坡，一般為半球形覆缽體之上豎立相輪的結構。覆缽之名來自其圓形的塔身，形如倒扣的缽盂，俗稱“塔肚”。豎立于“塔肚”之上的多層相輪，呈圓錐形，俗稱“塔脖”，相輪之上為塔刹。
過去，傳統的觀點認為覆缽式塔型是在元代随着藏傳佛教的傳播而出現在中土，認為覆缽式塔就等同于喇嘛塔。例如，北京妙應寺白塔（圖一），就是元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爾工匠阿尼哥主持修建的。
這個觀點影響至深，以至于對于某些以覆缽相輪收頂的非喇嘛塔，如薊縣觀音寺塔，許多先賢都曾做出錯誤的推斷。例如，梁思成先生在其1932 年的《薊縣觀音寺白塔記》中認為薊縣白塔“蓋在晚明，塔之上部必已傾圮，惟存第一二層。而第三層隻餘下半，于是就第三層而增其高，使為圓肚之座，以上則完全晚明以後所改建也。圓肚上之八角部分，或為原物之未塌盡部分，而就原有而修砌者，以其大小及位置論，或為原塔之第六層亦未可知也。房山雲居寺塔，亦以遼塔下層，而上冠以喇嘛塔者，其現象與此塔頗相似”。還有日本學者村田治郎，他在《遼代佛塔概說》一文中，也曾懷疑覆缽部分為後代維修所緻，但未敢肯定。
先賢們由于當時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資訊管道不比今人，其實覆缽相輪的結構早就出現在中土。今有大量北朝隋唐時期的亭閣式覆缽相輪收頂浮雕塔存世，此類塔的構築物實物現存北齊的安陽寶山靈泉寺道憑法師燒身塔。此外，五代兩宋時期南方的寶箧印經塔也有覆缽相輪收頂的元素。即便是喇嘛塔，亦有著名的西夏青銅峽108塔，也是建于元代之前。
二遼代覆缽式塔的形制
１.前人對遼代覆缽式塔的認識與了解
在遼代，也興建了一種類型的覆缽式塔。最典型、最為人熟知的恰恰就是薊縣觀音寺白塔。然而，人們對這種類型覆缽式塔卻一直不夠重視，對其形制的認識也一直存在嚴重的誤區。
（１）早期的認識與了解
最早對這類佛塔進行研究的當屬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前文已經叙述了梁思成先生1932年對薊縣白塔的推斷，之後的時間裡，梁先生又得到了幾座具有相似特征的古塔資訊。于是其在1942～1944年間于四川李莊主編的《中國建築史》第六章第七節“宋·遼·金建築特征之分析”中提出了宋、遼、金佛塔計有六型，此類塔為其中之一：“窣堵坡頂塔，塔之下段與他型無大差別，多三層，其上塔頂碩大，如窣堵坡，河北房山雲居寺北塔、薊縣白塔、易縣雙塔庵西塔、邢台天甯寺塔，皆屬此型。此型之原始，或因建塔未完，經費不足，故潦草作大刹頂以了事，遂形成此式，亦極可能，但其頂部是否後世加建，尚極可疑。”
梁思成先生還在他主編的《中國建築史》第六章第六節“五代·宋·遼·金之實物”中提到：“邢台天甯寺塔在河北邢台，其下第一層塔身以下，與其他遼塔相同，其上但出疊澀檐三重，而頂上乃以類似喇嘛之窣堵坡為刹。河北房山縣雲居寺北塔，薊縣觀音寺白塔，易縣雙塔庵西塔，皆屬此型，亦遼代所特有之塔型也。”
但梁思成夫婦受時代所限，并沒有确定窣堵坡頂究竟是遼代原制還是後世加建，給出的是一個模棱兩可的結論。
之後，劉敦桢先生在其1965年成書的《中國古代建築史》第六章“宋、遼、金時期的建築”中，對這類塔卻并沒有提及。同樣，1979年出版的潘谷西先生所著的《中國建築史》第一篇第五章“宗教建築”中共介紹了六種佛塔，同樣也沒有提及此類佛塔。
（２） 近三十年來學界的認識與了解
經20世紀80年代的考古發掘，薊縣觀音寺白塔的原始形制已得到确認。其現結構形制，基本上保持了遼代的原貌和風格。然而，這一重要的資訊卻依舊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在其後成書的如2003年出版的郭黛姮著《中國古代建築史（第3卷）：宋、遼、金、西夏建築》中，對于此類佛塔也是一筆帶過。
隻有在近年來出版的一些專門介紹古塔的讀物中，才能看到一些對這類佛塔的簡單描述，但介紹内容也并不确切，多數讀物的作者依舊是把兩座體量較大的覆缽收頂塔——薊縣觀音寺白塔（圖二，右）和房山雲居寺紅塔（雲居寺北塔，圖二，左）互相參照，将這兩座遼塔歸為一類。
在做具體介紹時，有的學者認為薊縣、房山二塔都是遼代特殊的塔型；有的學者強調房山雲居寺北塔的覆缽相輪為後世所改，但又提到與薊縣白塔的遼代形制相似。這種含混的表述經常讓讀者摸不着頭腦，二塔相似的僅僅是頂部的覆缽相輪，覆缽往下的塔身差異極大，倘若其中一座的覆缽是後改的。那麼在始建的遼代，它們是不是就不相似了，那是不是就不應該被歸為一類了？
是以有必要對此二塔的原始形制重新做一個澄清。
２房山與薊縣二塔覆缽體的考古學結論
事實上，房山雲居寺北塔的确為後世所改，雲居寺北塔本應為遼代所建的五層樓閣式塔。據《白帶山志》中記載：“今塔下二級中，木梯斷折，……今塔頂作螺旋狀（層層相輪，筆者注）為不類，則非同時修建可知。蓋遼時重建之塔五級，其上三級不知何年傾頹，而塔頂螺旋狀者，則明初建耳。”據在2012年此塔維修時曾順着腳手架登上此塔的考古從業人員介紹，此大廈閣部分構造較涿州遼代雙塔簡單，屬遼代所建的簡易樓閣式塔（同種類型的塔有三層的房山天開塔和易縣千佛塔）。其覆缽部分用磚與下面兩層樓閣部分差異較大，絕不是同一年代之磚。二層以上塔内的原始狀态絕非如此收頂，頂層定是在後世某次災害中受損或倒掉，其覆缽相輪部分為狗尾續貂之作。有可能如梁思成先生所言，由于“經費不足”或其他原因，“故潦草作大刹頂以了事，遂形成此式”。
而薊縣觀音寺白塔在1976年唐山地震後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在現覆缽體内還有覆缽，現覆缽為後代包砌的産物，内覆缽為遼代始建時的原物，其上還有殘留的遼代相輪根部，這就直接證明了覆缽相輪結構是遼代原構。
由此得出，房山雲居寺北塔與薊縣觀音寺白塔在遼代始建時的原始形制完全不同。
３遼代覆缽式塔真實形制的分析與探讨
薊縣白塔在考古發掘後，考古人員還給出了其複原圖（圖三），可當時在繪制複原圖的時候還是有思維定式的，參照現塔的外觀給出了“雙檐一座”的複原，這個“座”的具體複原還參照了房山雲居寺北塔的覆缽之座。房山雲居寺北塔的覆缽相輪結構為後世所改，以遼代之後改動的形制作為遼代始建時的複原依據，這是不對的，是當時認識的局限所導緻。
可見當時薊縣的文物考古人員并沒有推斷出薊縣觀音寺白塔的真實形制。盡管他們曾提出河北易縣雙塔庵西塔、昌平銀山寶塔與薊縣白塔有傳承關系，但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幾座塔本就應該屬同一類型的塔。
（１） 金、元覆缽密檐組合式塔的形制特征
上述易縣雙塔庵西塔（圖四，1）、昌平銀山寶塔（圖四，3）這種形制的佛塔，學界定義為“覆缽密檐組合式塔”。大陸共尚存數座金、元覆缽密檐組合式塔（含已毀但留下照片者，圖四：2 為北京白瀑寺圓正法師塔、圖四：4 為邢台天甯寺塔），通過這四座塔的形制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①基座和第一層塔身與傳統遼式密檐塔相類。
②塔身往上（含塔身）再無任何遼金塔系常見的仿大木作特征：塔身轉角不施檐柱，以磚雕小塔或經幢代之。第一層檐下無鬥拱、闌普（而遼代密檐塔第一層檐下部分乃以磚仿木之精華），密檐以枭混曲線出檐，皆為三層。檐上無椽飛、覆瓦。
③第三層檐上置半球形覆缽體，覆缽之上為相輪。
看來上述金、元諸塔隻出三層密檐乃定制。薊縣白塔與之相比，幾乎完全具有上述特征，唯一的差別就是“三層密檐”。由此推斷薊縣白塔的原始形制也應是“三檐”，而不是“雙檐一座”，複原其原始形制也不用再去參照房山雲居寺北塔那明代所改的覆缽之座了。于是筆者根據薊縣文物考古人員給出的“雙檐一座”複原圖（圖五，2），略加修改，繪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薊縣白塔“三檐”複原圖（圖五，1）。
可問題來了，上述形制特點的歸納都是金、元覆缽密檐組合式塔的特征，是否就完全适用于遼代的薊縣白塔呢？盡管金、元去遼未遠，但以金、元的形制為遼代古塔做複原，還是缺乏作為确鑿論據的力度。如果再能找到一座類似的遼塔，那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２） 赤峰靜安寺塔的年代與形制
可喜的是，在2013年，又有一座覆缽密檐組合式遼塔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
①赤峰靜安寺塔的年代确定。
赤峰塔子山白塔，位于赤峰以南元寶山區的塔子山上，長期以來一直年代無考，通常根據其形制和地理位置認為是遼金遺存。
直到2000年8月，在赤峰塔子山白塔所在山腰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和漢字“耶律昌允妻蕭氏墓志”，再結合早年流落于甯城縣遼中京大明塔下的“耶律昌允妻建立靜安寺碑”記載，終于确定了此塔的年代範圍和名稱。
塔子山白塔以其所在寺院命名，應喚作靜安寺塔。“建立靜安寺碑”中記載，靜安寺為鹹雍八年（1072年）落成，碑記中提到立龛設殿，但并未言及建塔。“耶律昌允妻蕭氏墓志”記載，蕭氏病逝于大安七年（1091年），享年81歲，當時塔已落成。是以過去常以此二石刻内容推斷赤峰靜安寺塔的年代應為1072～1091年。
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經釋讀後發現在第22列有“塔山于”字樣，而前面緊鄰的兩列裡（第20列和第21列）有“清甯八壬寅年九月乙巳朔二十六庚午曰卯時于”字樣，這個精确的時辰和“塔山”字樣，應該是描述下葬的具體時間以及地點。但清甯八年（1062年），靜安寺尚值建寺初期，“建立靜安寺碑”記中所言葬佛牙舍利之事是在鹹雍五年（1069年），1062年即有塔于理不合。
而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經釋讀後發現在倒數第二列有“大康十年六月五日”字樣，通常的契丹墓志，結尾處都是年款、書寫者的姓名、身份，以及墓志作者的一些自謙辭。這個大康十年（1084年）顯系年款，說明“耶律昌允墓志”是在耶律昌允下葬22年之後刻制的。刻制之時，塔已落成，故而墓志中出現了“塔山”字樣。這樣又把此塔的年代提前到1072～1084年。
總之，“耶律昌允墓志”和其妻“蕭氏墓志”中所記載的塔為遼塔無疑。
那麼，現存靜安寺塔是否為兩方墓志中所指的塔？此塔四隅面各有一磚雕菩薩，磚雕菩薩像周邊有“凸”字形分界面，這是在建塔之時在塔身上預留出的空位，是傳統遼地典型的塔身大型磚雕鑲嵌作法。此外，菩薩雙足各踏一朵蓮，手托供物，衣紋線條流暢，極富遼代人物雕刻的“曹衣出水”之風，還有須彌座也是遼代風格。這些都說明現存之塔正是“耶律昌允妻蕭氏墓志”中所記載之塔，為遼代建築無疑。
②赤峰靜安寺塔的形制确認。
此塔以前殘損（圖六），人們一直認為此塔是普通的遼式密檐塔，殘存三層，為不折不扣的半截塔。至于塔頂有一塊殘缺的圓形磚砌部分，同樣未被認為是原構，多年以來一直被當作是後世維修時在半截塔頂所加。
但觀此塔與易縣雙塔庵西塔等金、元覆缽密檐組合式塔一樣無鬥拱、闌普、檐柱等磚仿木作，并且也是三層密檐，檐部形狀為雕刻了蓮瓣的枭混曲線，檐上亦無椽飛、覆瓦等。再細看那久被人诟病的殘損塔頂，不正是個半球形的覆缽嗎？除覆缽之上的相輪早已不存外，全塔各部分，包括轉角的八大靈塔處理手法，與薊縣白塔的形制非常相似。那為什麼多年來就沒有人意識到此塔就是以覆缽收頂的呢？主要是由于現存類似執行個體太少，以及學界對遼塔的形制種類琢磨不夠等因素。
赤峰靜安寺塔形制的确認，說明了遼代存在這類塔的事實。一座是孤例，可能是偶然，而距離并非很近的兩座形制相近的遼塔的存在，就不再是偶然了。
于是，以後再提到薊縣白塔，一定要更換掉它以前的同伴——房山雲居寺北塔，以赤峰靜安寺塔取而代之。房山雲居寺北塔完全不屬于這一塔系，赤峰（圖七，左）、薊縣（圖七，右）二塔才是這類塔的祖型。
（３） “遼式覆缽塔”即“覆缽三檐組合式塔”概念的提出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遼代所創，金、元沿用的這一類型的塔，都是覆缽與三層密檐組合式，三檐應為定式，檐下皆無鬥拱，隻是塔身截面形狀由遼代的八邊形過渡到了金、元的六邊形。是以說所有的覆缽密檐組合塔都是原裝的。如果還有人硬說是後世改造的，難道改造時還要故意除掉鬥拱？難道不管是建沒建完，不管是尚存幾檐，都要統統改造成三檐？
是以對于這一類塔，定義為覆缽密檐組合式塔并不貼切，因為其塔身往上（含塔身）無仿木結構，并且隻出三檐，檐部形狀為枭混曲線，與遼式密檐塔的密檐截然不同。特别是塔身往上全無檐柱、闌普等遼代磚塔常見磚仿大木，第一層檐下無磚仿鬥拱，檐上無椽飛瓦壟，完全差別于常見的遼式密檐塔，這種“三檐”很有可能屬于覆缽體的附屬部分。同時又鑒于其形制有别于元、清的覆缽式塔（喇嘛塔），應重新定義這類建立于遼，金、元沿用的塔型為“遼式覆缽塔”，或者就叫“覆缽三檐組合式塔”。
三遼代覆缽式塔的建築背景
１薊縣白塔的建築背景
接下來談一下筆者對于這類型塔的建築背景的了解，我們先看薊縣白塔。
薊縣白塔，也叫觀音寺白塔，矗立于薊縣觀音寺院内，位于赫赫有名的薊縣獨樂寺正南。觀音寺為明嘉靖年間所建，在遼時該塔未必隸屬于今天的觀音寺。梁思成先生首先注意到：“塔的位置……似正在獨樂寺之南北中線上……則不偏不倚，适當菩薩之前……可謂獨樂寺平面配置之一部分。”該塔的位置顯然是“因寺而定”。
而獨樂寺觀音閣在遼代重建，與統和初年的“尚父秦王”密切相關，這個尚父秦王，就是韓匡嗣，韓匡嗣為韓德讓之父，屬遼代著名的玉田韓氏家族，玉田當時隸屬薊州，而玉田韓氏一族有足夠的财力重建他們家鄉的獨樂寺。宿白先生曾著文認為獨樂寺重建的主要目的就是韓匡嗣欲榮耀鄉裡，當時遼境有建立家寺的風俗，而獨樂寺重建之時又正當韓家勢盛之世，是以這座重建于遼代的獨樂寺很可能是玉田韓氏的家寺。
同時，宿白先生還根據1983年于薊縣白塔内發現的舍利石函上清甯四年（1058年）的銘文推斷，清甯四年的前一年，發生過道宗以韓德讓無子，命皇族魏王之子為文忠王，作為韓德讓後嗣的事件，因而認為此塔極有可能是清甯四年為韓氏的家寺獨樂寺所增建之佛塔。
但薊縣白塔在内覆缽經清理發掘後，發現此塔在建成後不久即進行過一次維修。由于清甯三年（1057年），今北京大興區附近曾發生過較大地震，故而推斷石函上的清甯四年應該是地震後維修的時間，而其始建年代極有可能與獨樂寺重建的時間相同。因而此塔屬于獨樂寺的一部分無疑。
此外，薊縣白塔内發現的舍利石函的前面有“中京留守、兼侍中韓知白葬定光佛舍利一十四尊”字樣。這個中京留守韓知白，跟韓德讓的祖父韓知古名字相近，宿白先生著文認為其極可能不是薊州玉田韓氏族人。宿先生還提到元好問的《中州集》卷八記錄了韓知白家世：“知白，仕遼為中書令，孚為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田盤山，遂為漁陽人。”筆者認為，韓知白家族族人在後來成了薊州人，這當然也不排除其攀附勢盛的韓德讓一系，于地震後在對韓氏家寺的佛塔進行維修之時葬入舍利。
總而言之，薊縣白塔遼代時屬于獨樂寺，而白塔則屬于遼代家寺的附屬佛塔。
２赤峰靜安寺塔的建築背景
再來看赤峰靜安寺塔及其所在的靜安寺。據“建立靜安寺碑”和“耶律昌允夫婦墓志”所記，靜安寺塔明顯與耶律昌允家族有關。耶律昌允的四世祖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之二弟耶律剌葛，其祖輩皆為遼之重臣，耶律昌允家族領有投下州義州，建靜安寺之地，就位于義州城北。
清華大學李若水博士在其學位論文中通過對《建立靜安寺碑銘》的分析得知，靜安寺從選址到建造、延請僧人，所有事務均由耶律昌允家族操辦，又建于其投下州城外形勝之處，顯然不是為普通信衆而建的公共性寺院，而屬耶律昌允一家所有。可見靜安寺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為耶律昌允家族在世與去世之人祈福。
此外，“建立靜安寺碑”中還記載：“每至旸谷欲暝，曦輪将墜，舍利之影落覆邱茔。則太師公之遺墟承蔭其下。”可見耶律昌允夫婦合葬墓應位于舍利所在石龛（即塔的位置）東側不遠處。經考古人員發掘，靜安寺塔正東和東南約百米處，共出土兩座遼墓，正東即為耶律昌允夫婦合葬墓，另一座可能為耶律昌允後代之墓。這更說明佛牙舍利特為耶律昌允夫婦而“塵沾影覆”。同時，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經”解讀後發現有“祖父大王之墓”字樣，很可能其祖輩墓地也在此處。
李若水還認為耶律昌允家族墓地與靜安寺的位置關系密切，靜安寺遺址位于耶律昌允墓東南數十米處的台地上，寺、墓、塔三者位于自東南向西北的同一直線上。從耶律昌允墓與靜安寺的營建順序上來說，應為先標明寺址、後建墓、最後建塔，墓與靜安寺應是同步規劃營建的，靜安寺具有耶律昌允家族墳寺的性質。也就是說靜安寺極有可能是耶律昌允家族陵域内修造的“家寺”。
義州在《遼史·地理志》中失載，說明義州所管轄範圍及經濟實力并不大，屬于比較小的州城。因而靜安寺更具有“家寺”的性質，那麼靜安寺塔也就屬于遼代家寺的附屬佛塔了。
３小結
由此看來，現存兩例覆缽三檐組合式遼塔，也就是遼代的覆缽式塔，都具有家寺附屬佛塔的性質。
盡管遼境有建立家寺的風俗，但并非所有的家寺都建有附屬佛塔。而功德墳寺，在遼國以南的宋境十分普遍，但在遼境所見的執行個體很少，靜安寺是遼代貴族建立墳寺的珍貴例證。這也可能是遼代的這種家寺的附屬佛塔存世數量較少的原因吧。
而金、元兩代所建的這種類型的塔相對存世較多，隻是塔身截面形狀由遼代的八邊形演化為金、元的六邊形。其中北京西郊的白瀑寺塔為遼末金初高僧圓正法師墓塔，邢台天甯寺塔為元代高僧虛照禅師墓塔，看來此種覆缽三檐組合式佛塔在遼金時期必有其特殊的宗教用途。
對于其形制的由來，鄭琦在《覆缽式塔建築藝術》一文中認為：“當年遼國在征讨突厥和回鹘的過程中，曾西至甘州（張掖）、肅州（酒泉）一帶，極有可能是随契丹南下的工匠把殘存在西北的覆缽塔形制帶到了京冀，又結合了當地原有的樓閣式和遼金古塔的典型形式密檐式創造了這些不倫不類的塔形式。”而筆者覺得，稱其不倫不類并不合适，此種類型的佛塔檐部為枭混曲線，三重檐為定制，這種特殊形狀的三重檐極有可能象征着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并且其覆缽為半球型，相較後世的元、清覆缽式塔，更接近古印度窣堵坡原型，其形制的具體成因還有待專家學者進一步研究。
四現存的問題
縱使薊縣白塔的考古報告問世已20多年，前往薊縣獨樂寺以及白塔朝聖、旅遊的八方客也是絡繹不絕，可人們依舊沒有把覆缽三檐組合式塔看成是遼代所創的一種獨立塔型，以緻今日仍有此類塔為元代改建的文字見諸報端，如2015年10月25日《燕趙都市報》登載的文章《鹫峰寺塔的發現》。
文中認為，金朝滅亡後，舊有的審美開始被打破。由于蒙古人的提倡，流行于西藏的喇嘛教開始在内地傳播，喇嘛塔作為佛塔中的新樣式，亦開始傳入内地。
而位于河北陽原縣的鹫峰寺塔當時剛建了一半，因戰亂在金元更替之際便停工了。等再次開工的時候，提倡喇嘛教的蒙古人已成為統治者。佛塔的建造者發現，按原計劃建造這座佛塔已不符合新形勢，亦有悖于現實需求。朝廷的審美趣味和方向發生了改變，佛塔的建造亦要跟上時代。于是建立的鹫峰寺塔（圖八）上，密檐塔和喇嘛塔完美結合在了一起。文中還認為，鹫峰寺塔的改建是一種大膽的符合時代潮流和時代精神的創新，使喇嘛塔融入内地信徒的内心。
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會有這種完全臆想的文章發表？這都是緣于覆缽式塔出現于元代這種觀念荼毒太深。盡管薊縣白塔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已有近30年，但對其真相的宣傳力度是相當欠缺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長期以來赤峰靜安寺塔“養在深閨無人識”。是以說，對于遼式的覆缽塔，也就是覆缽三檐組合塔這種特殊的類型，有必要引起足夠重視，一些介紹古塔的文字資料也是時候進行改寫了。
本文由孫莉、闫廣宇 摘編自 張連興 主編，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沈陽考古文集》第6集 之《遼代的覆缽式塔》 。内容略有删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