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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編輯：史在沒有錢
前言
在1976年的一個夏日，朱德元帥的去世消息震動了整個中國。這位從未在戰場上負傷的老将軍，享譽為“福将”，他的長壽與健康一直被人稱頌，即便是一向體魄強健的朱德，也未能逃過命運的安排。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緻了他突然的去世呢？這位曾在無數戰役中幸存的老兵，為何在和平年代默默無聞地倒下？下面小史就帶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從幼年時期起，朱德便在席家砭私塾接受教育，席先生常常強調讀書的重要性，并灌輸救國救民的思想，這對年幼的朱德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激發了他後來的革命精神。
到了1906年，朱德走進了順慶府中學的校門，那裡他的思想得到了更加系統的培養。三年後的1909年，朱德考取了雲南陸軍講武堂，這是他軍事生涯的開端。1911年，朱德從講武堂畢業後被配置設定到了蔡锷的麾下，成為其副幕，很快就參與了雲南的重九起義。
起義前夕，朱德所在連隊的連長帶領兩個排的士兵逃離戰場，朱德迅速采取行動，追趕逃兵，他以大義感化他們，最終說服士兵們傳回戰場，繼續參加起義。這一行為得到了蔡锷的高度評價，随即提拔朱德為“敢死連”的連長，并派他帶隊攻打總督衙門，朱德在這次戰役中開啟了他的軍事生涯，赢得了廣泛的贊譽。
1916年在護國戰争中，朱德展現了出色的軍事才能。他利用夜暗掩護，帶領部隊悄無聲息地接近敵陣，發起突襲，使敵軍陷入混亂，成功占領了珠坪山。此後，朱德戰功顯赫，連升數級，最終被晉升為少将旅長。
然而，随着蔡锷的去世，朱德對軍中的爾虞我詐感到厭煩，他開始尋求新的人生方向。正當此時，他聽說中國共産黨正在組建，決心加入以抵抗外來侵略。當朱德與陳獨秀接觸時，陳獨秀要求他先深入學習共産黨的理論。陳獨秀遞給他幾本重要的政治書籍，并鼓勵他深入了解。
為了更好地了解共産主義理念，朱德随後與孫炳文前往法國，進一步深化了他的政治觀念，之後又前往德國。在德國朱德遇到了周恩來，兩人的交往加深了朱德對共産主義的信仰。朱德向周恩來坦誠表示，無論需要等待多長時間，他都願意加入中國共産黨，展現了他對于理想的堅定承諾和無比熱情。
1926年，朱德應中國共産黨的召喚，結束在蘇聯的學業，傳回祖國參與廣泛的北伐戰争。他成功說服了四川的川軍楊森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自己則作為黨代表參與軍事行動，與北伐軍共同推動國家的統一。
1927年初按照中央的安排，朱德前往江西南昌，創立了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并擔任該教育團的團長。在他的上司下，教育團培養了一批忠誠于革命事業的軍官。
在南昌朱德不僅在軍事領域展示了其才能，還被任命為南昌市警察局長，肩負起維護地方治安的重任。這一時期，他的多面性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現。盡管朱德在“護國戰争”中就已顯露頭角，成為蔡锷将軍麾下的猛将之一，但在加入中國共産黨後，與許多資深黨員相比，他的黨齡和黨内職務顯得較淺。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朱德不畏高齡的身體日漸老邁，依舊活躍在國家建設的最前線。在那個需要英雄和領袖的時代，朱德深知重任在肩，立志引領國家重建之路。
1953年對劉铮來說是充滿深刻記憶的一段時間。他結束了在蘇聯的外交使命，滿懷期待地回到中國，即将面對一次關鍵的人生轉折——初次見面即将成為自己嶽父的朱德元帥。
在實際見面之前，劉铮腦海中反複模拟了各種場景，心情既緊張又興奮。畢竟，即将會見的不僅僅是家庭的長輩，還是一位聲名顯赫的革命領袖。這種雙重身份的壓力，使得劉铮感到無比的重壓。
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親自審視未來的女婿，確定他能與自己的女兒共度一生。劉铮那時還未意識到，他的每一個動作都在未來嶽母的觀察之下。在莫斯科的會面簡短而直接，康克清提出了一些關于個人生活和職業規劃的問題，劉铮則認真回答，力求表現出最好的一面。
康克清對這位未來的女婿感到滿意之後，劉铮與朱敏的婚事也得以在使館的支援下順利進行。是以在劉铮與朱德正式見面前，他們已經通過法律和情感成為了一家人。
到達中南海永福堂的那一刻，朱敏和康克清陪同他進入朱德的書房。他清晰記得朱德當時正專心閱讀報紙。見到劉铮進入，朱德立刻放下報紙，起身迎接，臉上帶着和藹的笑容，似乎要用這種溫暖的方式減輕他的緊張。
盡管朱德展現出了親切和無架子的一面，劉铮仍舊難以完全放松。他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與這位偉大人物的距離，但朱德的平易近人顯然幫助他逐漸适應了這種氛圍。
朱德不僅對劉铮進行了簡短的關心和詢問，還特别強調他作為回國的年輕人需要好好學習、适應新的環境。這次會面雖然短暫，但對劉铮來說意義非凡，深刻影響了他後來的生活和工作。
他們一家四口最初同住一個屋檐下，朱德夫婦住在二樓，劉铮夫婦住在一樓。這種親密的居住安排讓劉铮有機會更近距離地觀察到朱德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了解到朱德對過去戰争歲月的淡然回憶，以及他對目前工作和未來計劃的熱情與專注。
盡管有時候朱敏和劉铮在工作中會犯些小錯誤，朱德總是以寬容的态度對待，通過引導和教誨幫助他們成長。這種平和、穩重的教養方式，使得劉铮深深尊敬和敬愛這位嶽父。
當他們的孩子劉建出生後，朱德更是熱情地提出要幫忙照顧孩子，同時鼓勵朱敏和劉铮搬到集體宿舍，以促進他們的獨立生活。這些回憶對劉铮來說，都是珍貴而溫馨的經曆。
從1959年到1976年，朱德連續擔任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任期間，他主持召開了超過170次的人大常委會議，夜以繼日地緻力于國家政權機構的建設、組織結構的完善和社會主義法制的發展。朱德的政治智慧和不懈努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确立提供了寶貴經驗。
朱德年輕時曾立下誓言：“祖國安危，人人有責；志在千裡，心向飛鵬。”這份豪情壯志，即便在人生的晚年也未曾有所改變。他始終忙于籌劃國家的大政方針，緻力于維護國家的穩定與發展，以“為國為民”作為自己一生的信條。
這些年月的連綿勞作，使得朱德的身體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留下了無數戰疤和病痛。然而他從未有任何悔意，因為對于他而言，這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未來。
在1975年，盡管周恩來總理的健康狀況持續下滑，他依然堅守崗位，一刻也未放松對國務的把控。即便是在住院期間，他還堅持接見來訪的非洲代表團，表明他對國際責任的堅持。
對此朱德深感憂心。他多次計劃探望周總理，卻總因擔心打擾到老戰友的休養而未能成行。終于在7月11日，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養，周總理的身體有所好轉。那天下午四點，他對警衛員說：“朱德怎麼樣？我想見見他。
思忖片刻後，周總理又吩咐道：“現在四點了，如果朱德能來的話，五點鐘應該就能到。我們可以談半個小時，這樣他六點前就能回家用餐。如果今天他來不了，等他去北戴河之前，讓他抽空過來一次。朱德年事已高，我們不能打亂他的生活作息。”收到通知後，朱德沒有任何遲疑，立刻前往位于北京的解放軍305醫院。
知道老友即将到來，周總理從床上起來，摘下了病号服，換上了一套整潔的中山裝，坐在客廳中等待。兩位老戰友好久未見，相見時緊緊握手，一時情感激動，竟無法開口。他們的對話延續到了傍晚六點十五分，比預定的時間多出了一些。
最終周總理親自送朱德走出醫院，目送他遠去，直至他的身影消失在醫院大門外。在那一刻誰也沒有意識到，這竟是兩位老朋友的最後一次相見。自從他們第一次見面至此，已經曆過了五十四年的風雨同舟。這次的告别，成了兩位偉人友誼的最後篇章，也是他們共同曆史長河中的一段感人記憶。
在1976年的初春，随着周恩來總理的辭世，朱德元帥承擔了更為繁重的責任。年近九旬的他，每日淩晨起床，夜晚遲遲才能休息，全力投入到日益繁忙的國事中。
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時常勸他注意健康，但他總是回答：“毛主席健康欠佳，恩來已經離世，現在國家的重擔落在了華國鋒和我的肩上。我必須全力以赴，維護國家的穩定。
盡管已年近九十，朱德仍舊每日忙于各種會議、審閱檔案和接見外賓，每項任務都需耗費大量體力和精神。特别是接見外賓，這項任務不僅體力消耗巨大，而且心理壓力山大。一天的接見工作下來，他常常感到精疲力盡。
盡管如此朱德每次都力求完美，以黨和國家的形象為重。他的軍人本能驅使他每次接見都提前半小時到達，以避免遲到帶來的國家顔面損失。但對于年邁的朱德而言，這種做法極大地消耗了他的體力。
劉铮看着嶽父為了國家形象而反複提前到會場，心中不免感到酸楚。他提議給朱德的秘書，希望調整朱德的到場時間，讓他不必那麼早到。秘書接受了這個建議，并開始調整會見的時間，使朱德與外賓幾乎同時到達，減輕了老人的負擔。
在一次接見中，由于外賓提前到達，朱德比預定時間晚到了十幾分鐘。盡管他并未遲到，這次事件還是讓朱德感到非常不滿，他認為這種安排損害了國家的禮儀和形象。此後無論劉铮如何勸說，朱德堅持恢複原來的提前半小時到場的習慣。
6月21日的一次接見中，朱德如往常提前半小時到達，但外賓遲遲未到，讓他在夏季的炎熱中，在冷氣開放的會場裡等待了超過一個小時。由于資訊溝通失誤，朱德未被及時告知外賓的行程變更。
回到家後不久，朱德因為長時間暴露在冷氣環境中，患上了重感冒，随後病情加劇。幾天後的7月6日，朱德因病在醫院逝世，結束了他為黨和國家奉獻的一生。
令人感慨的是，朱德逝世後他的衣櫃裡找不到一件完好的新衣，隻有些打了更新檔、洗得發白的舊衣服。最後人們匆忙制作了一套内衣，讓他穿上。朱德生前将積蓄的兩萬餘元全部上繳給了黨組織，未留給子女一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