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毅自畫像。作者供圖
寫這篇文章時，琢磨要用什麼題目，倒是躊躇了好半天。
跟高克毅先生（筆名喬志高）相知相交數十年，由他于1972年從美國遠道來香港中文大學創辦“譯叢”開始，到他2008年在美國冬園辭世為止，我們多年來一直往返不斷。轉眼間，不知不覺中，他已經離開十六個年頭了。十六年是段很長的日子，但也過得極快，一個當年襁褓中的幼兒，經過了十六載悠悠歲月，可以成長為二八年華的美少女，或朝氣勃發的美少年；但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長者，一旦駕鶴歸去，哪怕他曾經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業中，貢獻超卓，又有多少人還會對他念念不忘呢？除了他的至交好友，除了曾經受惠于他的晚輩後學。
還清楚記得，1999年5月19日那天，在佛羅裡達冬園高克毅先生的府上，我曾經通路他，下一本書叫做什麼？他含笑回答說：“下一本書的題目已經想好了。叫做《一言難盡——我的雙語生涯》。一方面，我的一生為雙語所困，單用中文或英文都說不清，人生的事太多，千言萬語，一句話也說不完。”衆所周知，高先生是位幽默大師，又是位善用“雙關語”的高手，他口中的“一言難盡”，含義豐富，兼有“中英雙語”及“千言萬語”雙重意思，的确高妙無窮！
時間又過了七八年，高先生喪偶之後，生活孤寂，除了書信往返，我經常以長途電話越洋慰問，我們一聊就聊不停，什麼心底話都說。高先生通常還是積極樂觀的，尤其談起文壇譯壇訊息或文化界好友近聞時，更是興緻勃勃。那一回，他突然感喟說：“我這一輩子，真的是一事無成！”我聽了一怔，心想為何突然從“一言難盡”變成“一事無成”了呢？“怎麼會呢？你一生對中英雙語及文學翻譯的貢獻這麼大，從1973到1982年都擔任‘譯叢’的主編，你翻譯的《大亨小傳》《長夜漫漫路迢迢》《天使，望故鄉》等名著，成就之高，無人可及，你是中英互譯的大家，衆人心目中的活百科字典，你可别瞎謙虛！”想不到的是電話另一端的桑榆老人仍然堅持己見，說自己活了一輩子，什麼都沒有做成。站在文化大山峰頂的高人，如此虛心謙沖，那我們這些仍在谷底徘徊仰望的後學，豈非更要愧煞？這就不由得使我念及好友、鋼琴詩人傅聰來了。每當想起他演奏過後，在背景皺着眉、流着汗，一面抽着煙鬥，一面躬身自省，嚴厲批評自己“不行！不行”時，那種專注，那種懇摯的神情，真叫人動容！原來，這世上真正的高人都是虛懷若谷、永不自滿的，唯有那些淺薄的俗物才會庸碌自滿、沾沾自喜。
高先生1972年來港中大履新，擔任“翻譯研究中心”的資深通路研究員，1975年就傳回美國了，當然他還是盡心盡力遠在大洋彼岸遙控“譯叢”的編務，直至1982年。然而，翻譯中心跟當年我任教的翻譯系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機關，我們日常并沒有什麼工作上的接觸，那短短兩三年的時光， 原可以倏忽而過，互不來往的，不知怎麼就變得彼此熟稔起來，高先生不但是我日後翻譯生涯中的指路明燈，更是相知相惜的忘年交，打開櫃子，那厚厚一大疊的信件、卡片、照片，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一直到這個世紀的2008年，橫跨了足足四個十年，記錄了一段譯壇先驅扶掖後進的曆程，也見證了一位文化前輩如何對後學循循善誘、殷殷垂教的善緣。
高克毅與金聖華（左）合影于美國冬園高府。作者供圖
信件這麼多，跨越的時間這麼長，其中的内容洋洋灑灑，是以，我不得不借用高先生的話語“一言難盡”來詳述了。
至于為什麼說“念高士”呢？
說起來，最早跟高先生投緣，可能因為我們都是上海人，一張嘴，滬語一溜口，就感到特别親切，哪怕我們後來交談用的都是國語也不礙事。反正，一認是老鄉就得了，這光景，就像我跟傅聰相識不久，閑聊中說起上海話把油炸花生米叫做“油氽果肉”一般，立馬覺得彼此是自己人。有很多事很多話，來自兒時的系念深處，是大家的共同回憶，一切盡在不言中！這也是為何現在看王家衛的《繁花》，一定要看滬語版一樣。
大約是1973年吧！突然收到美國新聞處李如桐先生的來函，邀約我翻譯美國女作家麥克勒絲（即卡森·麥卡勒斯）的中篇小說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1974年初，我就趁第一次公休長假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之便，在溫哥華從冬寒到春暖，花了幾個月時間，完成了譯文初稿，傳回香港。交稿之前，為了翻譯書名煞費苦心而不得要領，隻好去求助譯界高手喬志高了。難得的是，他不但為我通讀全稿，更替我想出了恰當的譯名《小酒館的悲歌》，并且不厭其煩地向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後學解釋原委。原來，Café一字，不适宜直譯為“咖啡館”，因為這個名詞，涵義甚廣，而在原著中所指的是一家位于窮鄉僻壤的小酒館。于是，這本影響深遠的名著，就以《小酒館的悲歌》為名，于1975年在香港出版，成為該書最早面世的中文譯本（李文俊翻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出版于1979年）。
《小酒館的悲歌》，是我漫長翻譯生涯的發轫之作，由于高先生的指導和鼓勵，令我這第一步跨得穩當踏實，以後一步一腳印，再難的前路，也不怕舉步逐漸行了。此外，《小酒館的悲歌》一書，也是在冥冥之中，促成我和林青霞從遙不相及的圈子驟然相遇，而發展成為無話不談知心好友的契機。
回顧高先生的一生，雖然不少人因為他的姓氏，因為傅雷的名著，而戲稱他為“翻譯界高老頭”，然而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他對此稱号，可拒不接受。其實，多年來高先生不但對中西文化交流貢獻良多，經他穿針引線而促成的文化盛事更不知凡幾，例如抗戰時期為協助賽珍珠推廣中國戲劇到百老彙而翻譯了老舍的《桃李春風》；介紹張愛玲跟夏志清相識；為白先勇翻譯《台北人》擔任導航手等，是以，高克毅不但“志高”氣昂，更堪稱“文化高士”而無愧。
高克毅先生1972年來中文大學創辦《譯叢》（Renditions），1975年就回美國去了。然而他身在彼岸，心系東方，對于香港的文化事業，尤其是翻譯界的一些學術活動，十分關懷。那幾年， 我不自量力，答應了替香港翻譯學會主編《英語新辭辭彙》，正為此重任而忙得焦頭爛額，高先生是美語專家，新詞高手，不斷隔空遙距給我鼓勵，希望我不要氣餒。
1979年底，我趁着中文大學的公休假，遠赴法國巴黎去進修，剛到時，人生地不熟，在救世軍宿舍“婦女宮”（根據高先生幽默的說法，是“多麼令人悠思遐想的一個住址！”）耗了好幾個月，到1980年初，才有機會搬到大學城，開始熟悉環境，在索邦上課，正式進入專心學習的狀态。那年2月，收到高先生的來信說：“夏志清告訴我六月間巴黎開現代中國文學的會，他要去宣讀論文。不知你參加否？”（1980-2-9）那是我第一次得知有這個會議，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應邀出席的緣分呢！到了3月底，高先生再次來信，信中除了告訴我，他在台灣《聯合報》上發表了一篇推薦《英語新辭辭彙》的文章外，更熱切地表示，“過兩天我有事去紐約，已約好夏志清，當告訴他有人在巴黎等着會見他。我多麼希望我也能來！倒不是為了什麼文學會議，而是要由你向導去逛逛Jeu de paume和Orangerie的美術館，多麼開心！”（1980-3-23）說起來，高先生就是這麼一個樂于提拔後進的長者，就像好友宋淇不吝為他人做嫁衣裳一般，經他倆穿針引線促成的文化活動和士人往返，難以計數。
同年5月，高先生欣然來函：“志清也慫恿我六月去巴黎，他可以有‘congenial company’。” 接着又說，“我的朋友，也是《譯叢》的投稿人Paul Bady, 不等我問，就來信說已替我安排好，請我下榻他的學校的Annex (46 rue d’Ulm)，這樣子實在使我心動，很想來！”（1980-5-13）他跟着俏皮地問我，這下事情當真了，我可有後悔答應替他們當向導呢？5月19日，他寄來《中國時報》的簡報，上面刊登了我在巴黎撰寫的一篇文章《沙特之死在巴黎》，他在報首注明說，“今天才看到的”。又過了一個多星期，高先生來信表示，那一陣子突然事情很多，要忙兒子Jeffrey的婚禮，又要去Florida接收一個剛蓋好的Condo，弄得應接不暇，不知道巴黎之行會否泡湯？“這樣就使我有點躊躇，想來想去，到底今天去将機票弄好。現在我的行程延長，要先從佛州飛紐約，然後轉巴黎”（1980-5-28）盡管如此，他仍然興緻勃勃，并細心周到地囑咐我，他抵達時，千萬别到機場去接機，他自己會坐機場巴士到市區的。正當萬事俱全、一切就緒的時候，突發情況，起初興沖沖籌劃的大計，臨陣變卦，來不了了！原來，高先生伉俪為了去佛州接收Condo，開了一千多英裡車，經過兩夜奔波，長途跋涉，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卻發現新屋“家徒四壁，百事待舉，而且南方人懶洋洋的， 我們四處奔跑摸索……面對這種現實，梅卿不願我跑開，我當然也不能丢下她一人應付這裡的局面”（1980-6-8），于是，他隻好爽約了。為了這趟備受自責的“黃牛事件”， 高先生一再解釋，先于6月7日發電報通知； 再在6月8日用長長的中文信陳述：“至于我為什麼這樣上上下下、出爾反爾，也是一言難盡”；接着又在6月19日的英文信裡再三緻歉。很難想象，一個翻譯界的前輩，可以對年輕後輩如此盛意拳拳、謙遜有禮的。甚至連高太太梅卿也在一旁擔心，怕我收不到電報，白跑一趟機場去接機。其實，高先生當年之是以那麼介意自己去不成巴黎開會，主因是他原先想趁機介紹學術界殿堂級人物夏志清給我認識，既然去不了，他隻有着急地在信裡提議：“我明天要打電話給夏志清，告訴他我不能去了……他6/13來巴黎開會時你自我介紹好了。他也是宋淇的好友。”（1980-6-8）另外， 他還不厭其煩地告訴我說，參加會議的還有老友徐訏、舊交許芥昱等人，似乎恨不得在學術途徑上給我提燈引路，指點迷津。
結果，那場“抗日戰争中國文學國際會議” 于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巴黎如期召開，由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主辦，獲邀發表論文的都是學術界文藝界一時俊傑，包括孔羅荪、馬烽、劉白羽、艾青、高行健、徐訏、夏瑞安、許介昱、夏志清等，以及許多法國知名的漢學家，那為時三天的會議，真可說是群賢畢至，盛況空前，我應邀與會參加，抱着學習的态度，去聆聽高見。
夏志清發表的論文是：“Tuan-mu Hung-liang’s The Korchin Banner Plains :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記得他是在第一天第一個時段中發言的，時隔多年，對于他當時演講的内容，我早已印象模糊，至今曆久難忘的卻是他發言時的動作舉止、音容笑貌。第一次打個照面，發現這位名氣響當當的學術界聞人，竟然身量不高、看起來也并不特别出衆，倒是一開口，那帶着滬語腔調的發言，令人感到特别親切。其實，那時候的夏志清已經五十九歲，年近花甲了，可是左看右看都不像個德高望重的大學者，反倒是個不折不扣的老頑童，說起話來像連珠炮，語速快、反應快、腦筋快，的的确确是個毫無拘束的性情中人。愛笑時就放聲大笑，雙眼發光；愛誇時就自吹自擂， 口不擇言；難怪學術界很多人說他好玩，白先勇贊他是“真人”，孫康宜稱他為“快人”了！記得那次在會議中，他還跟不少與會人士就演講内容辯駁，說得興起時，直誇自己聰明、自己偉大呢！
1980年6月，“抗日戰争中國文學國際會議“與會者在巴黎合影，前排左二為金聖華。作者供圖
會開完了，雖然高克毅沒有來，我仍然擔任向導，帶着與會的三位學者夏志清、夏瑞安和香港來的梁佳蘿去遊曆夜巴黎。記得我們并沒有特定的路線或節目，隻是随意在街上閑逛着，走到哪裡，吃到哪裡。三位來客之中，夏志清年紀最長，但是興緻最高，看到什麼都要問，一面走一面研究路上的各種招牌、告示。突然，他在斜坡邊看到了一個法文字：“Funiculaire”, 忙不疊問道，“這是什麼？” “纜索鐵道。”我回答。他聽了沒啥反應，自顧自接着說，“啊喲！這個字怎麼看起來這麼sexy呀！”飯後，一行人繼續在街上遊蕩，也許是喝了點酒的緣故，夏志清走到一條後巷，看到一個垃圾桶，無端端大力踢了一腳，把它給踹翻了，“沒關系！要是人家看見了，我們就說自己是南韓人！”他邊說邊得意地咧着嘴笑。可我仔細端詳了一下，他怎麼看都不像高頭大馬的南韓人，怎麼沒說自己是“日本人”呢？
那年七月中，我已經考完筆試，暫時回到香港，忙于準備研究資料，并決定次年再前往巴黎撰寫博士論文。高先生連續來了兩封信，說收不到我的音訊，怕我還在怪他失約，要跟他“絕交”了。另外，他又特别提到：“家中積存一批來不及轉Boca（按：指佛州的位址）的信函，其中有Stephen（按：即宋淇）的信多封，又有夏志清的長信。我已跟他通過話，他對你備極稱贊，自不待言。他說跟你和Gaylord Leung（按：即梁佳蘿）同餐兩次。”（1980-7-16）八月中，他在來信中又說：“請原諒，莫怪我倚老賣老，稱你為‘新秀’。這個措辭很不當，因你的成就已多過我許多， 但是我眼中你總是新的，秀的。”（1980-6-20）這番話， 仍不失他一貫的幽默語調，但事實上，他對于後學的提攜、關懷與鼓勵，卻也溢于言表。
在重溫舊函的時刻，隻覺得高先生依然在世，因為他信中的一言一語，透過久遠泛黃的紙箋， 仍不斷散發出陣陣暖意和脈脈溫情。
金聖華
責編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