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我也不懂自己為什麼陰暗，把别人幹的事兒一律往壞處想。
窮人出本書認定這人不甘寂寞，不守本分；名人說兩句閑話就認定這人是裝孫子，沒話找話；媒體報道某人某事就說是炒作；導演拍部片子，賣錢了是傻子，不賣錢還是傻子。
說來說去，就是不相信這人目的就是他正在幹的這件事，一定要去打探、猜他後面的真正動機。其實自己想象力也有限，猜來猜去，無非是“名利”二字，某人想錢想瘋了，某人想出名想瘋了，得出這個結論，自己也踏實了，覺得把人家看穿了，進而把紛纭世相也看破了，如同小孩子問人吃的飯都到哪裡去了，一定要追到廁所，追到糞坑，欣開糞井蓋子看到雞鴨魚肉化作一池糞便，才算滿足了求知欲。
有人問過我，你為什麼這麼苦大仇深？誰怎麼你了？小時候遭了什麼罪，為什麼對一切都透出這麼一股狠勁兒？
還真問住我了。我确實是沒餓過肚子，沒挨過暴打，想幹嘛幹嘛，一輩子淨占便宜了，按一報還一報的古義，我應該感恩，施舍，到處說拜年話，見誰都笑眯眯，為來世墊磚鋪路，當大善人才對。
想來想去是本性，本能，本人的德性。我是人，追名逐利的人，因而所有人都是追名逐利的人，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邏輯。我發現自己不是一個好人，而且被再三證明，于是十分失意地接受了現實。這時能多少對自己有些撫慰，不至于是以不愛活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将同一邏輯逆推：所有人都不是好人，我是人，是以我隻能不是好人。這麼想顯得事情有商量，一切都先天的，與人格品質無關的，不是不想當好人，是當不成，甚至可以把這歸為人性，這樣才算全乎人兒，好人才沒人性呢！
實際上是自己先預備了答案，再去套所有人，非要列出和自己答案相等的算式，否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不說自己比别人優越吧，起碼不比别人更壞——千萬别有例外。
這麼想慣了，好好的便眼露兇光，誰也沒招你誰也沒惹你就覺得已經被人嚴重對不起了。
這聽上去像自我批評，準備改，不，我不是這意思，我堅持自己的觀點：沒一個好東西，怎麼想别人也不過分。
所有自誇的、自以為正确的、在外招搖的，都是暗中夾帶自己私利的，必須有人出來給他們添點惡心，别讓他們覺得有一手遮天的好事，占多大友善宜現多大眼，這不是灑狗血，是行使自然規律。
應該立法，取消所有公衆人物的名譽權、隐私權，造成一種共識：公衆人物，即是供公衆嚼舌頭的人物。這樣，就剩下無恥之徒了，起碼可以少一些愛得了便宜賣乖的假正經。
胡同
我在北京的胡同區住了近十年，老實講胡同可沒給我留下什麼美好的記憶。
1970年我家從西郊搬到東城朝内北小街倉南胡同5号。
那時我十歲。城裡随處可見的赤貧現象令我感到觸目驚心。在此之前，“城裡”的概念對我前言就是“西單”“王府井”這樣的商業街。
我家住的那一帶俗稱“朝陽門城根兒”。那一帶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爛爛的房子，很少向世界标榜的那種規規矩矩的四合院。胡同裡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帶菜色。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買肉的人群沒有買兩毛錢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
我在東門倉國小上學時，每逢開學都是尴尬的日子。班裡很多同學都交不起兩塊五的學雜費。
老師宣布沒交學費的同學站起來，班裡就會呼啦啦站起一片，個個面有愧色。坐在我前面的一個男生，是我們班班長，學習一般，表現積極。他父親是個木匠，一個月掙三十五元錢，而他家七口人，平均每人月生活費隻五元錢。當時北京所謂貧困線是人均每月十二進制。我去過他家，一間屋半間炕，他媽懷裡還奶着孩子，惡聲惡氣地罵人，整個一幅舊社會的生活寫真。是以這位“班長”在班裡威信掃地。
住在胡同裡的同學家裡大都生活困難，三代同堂，沒有衛生裝置，一個大雜院隻有一個自來水龍頭。房間裡是泥地，鋪紅磚就算奢侈的了。
七十年代是暴雨傾盆的年代，北京城西高東低。每逢雨季，大雨便會泡塌一些房子，我上學路過這些倒了山牆的房子，看到牆的斷面竟無一塊整磚，都是半拉碎磚和泥砌的。1976年大地震北京塌了幾萬間房，百分之百是胡同裡的房子。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有什麼快樂可言？
胡同裡天天打架、罵街。大姑娘小媳婦橫立街頭拍腿大罵，污言穢語滔滔不絕。赤膊小子玩交練拳，上學時書包裡也裝着菜刀，動辄闆磚橫飛，刀棍加身。
毫不誇張地說，那一帶每條胡同的每座街門裡都有服刑的半大小子。據說“朝陽門城根兒”解放前就是治安重點區，可說是有着“光榮傳統”。很多同學從他爸爸起就是“頑主”，玩了幾十年。一打架全家出動，當媽的在家烙餅、煮紅皮雞蛋。
這樣的胡同大概也就在路過的洋人、悲天憫人的文化閑漢眼中有一種文化味道。天知道有幾個北京人是打大宅門裡出身的。咱别給世界一誤會，好像咱北京人過去住得有多麼講究、多麼趣味盎然。反正對我來說，滿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覺得可惜了的。
住一輩子監獄的人回憶監獄生活也少不了廉價溫馨，你不能真覺得監獄生活是人過的日子。獄卒的回憶更不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