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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稱胡果·巴爾為“破碎時代的詩人”，他身處的那個時代“如此分裂、充滿悖論、如此支離破碎”，而他“懷着天賦的良知經曆着這個時代”。巴爾在1927年就英年早逝（年僅41歲），并未親曆德國徹底“破碎”的時代。第一次歐洲大戰爆發那年，巴爾才28歲。這場戰争據說發生得莫名其妙，而第二次歐洲大戰的爆發反倒有顯而易見的緣由。當然，史學家有理由把這兩次歐洲大戰連起來看，并稱之為20世紀的德意志三十年戰争，它與17世紀的那場德意志三十年戰争（1618—1648）有曆史的連帶關系。歐洲的政治成長始于16世紀，在随後的500年裡，歐洲地域戰事不斷，而這兩場三十年戰争尤其讓歐洲生靈塗炭。
胡果·巴爾身前出版的著作，以1919年初出版的政治思想史論《德國知識分子批判》最為著名。巴爾以犀利的文筆和辯證的思維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罪行追溯到16世紀由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并在此基礎上對包括路德、康德、黑格爾和尼采在内的德國知識分子及其思想中的弊病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與揭露，指出正是路德創立的新教使 德國在觀念上脫離了與基督教普世精神的聯結，在世俗統治和神權統治的高度合一下走上了對内專制、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并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歐洲的罪人”。同時，也論證了闵采爾、巴阿德、魏特林等基督教神學家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巴枯甯的思想功績。
*文章節選自《德國知識分子批判》（[德]胡果·巴爾 著 曹旸 譯 三聯書店 2024-4）
電影《1917》劇照
論知識分子的黨派原則：自由與封聖文 | [德]胡果·巴爾1
有人曾稱德國人是抗議的民族，卻沒有說清楚，他們為了什麼而抗議。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是一個俄國人，但是他絕不相信，德國人肩負着一種所謂在幾個世紀的曆程中曾一度經由啟示的神秘使命。另外一位，用盡一生竭力以深刻、悲劇意識和感覺（Sinn）改造德國人的尼采，最後失去了耐心，［在《瞧，這個人》中］喊出：“四個世紀中所有巨大的文化罪行都有他們的責任！”尼采試圖證明，德國人出于對現實的怯懦，出于已成為他們天性的不誠實，出于“理想主義”，在歐洲曆史的所有關鍵轉折點上，毀滅了歐洲的果實和價值。
他們抗議，他們杜撰出“倫理的世界秩序”，聲稱該秩序必由他們保衛和拯救；他們自稱是被揀選的，是上帝的民族，卻說不出他們為什麼是；他們扭曲價值觀，自命不凡卻難自圓其說，大逞英雄主義，全世界看見他們趾高氣揚的舉止都要捧腹大笑。他們把自己的所有弱點，甚至惡習和罪行都誇耀成長處和美德，自以為勝過其他人就譏諷其他人的道德。他們待人接物從來沒有友善、禮貌的态度，他們自己也不能達成一緻的思想。别人一旦觸動他們扭曲僵硬的積習，他們就視為挑釁，視為對個人的侮辱。他們從不知道順應别人的意願，從不知道回應别人的愛意。他們昏昧閉塞，永遠保持着吓人的模樣。面對熱忱和愛，他們出動警察，擴張軍備。他們醉心于中世紀memento mori［勿忘你終有一死］的訓誡和由此引發的良心狂熱，俨然天生就用黑色的目光來看世界，他們中産生了最烏黑的僧侶發明火藥的貝特霍爾德、上帝的仆人馬丁，後者帶人虔誠地做小伏低，隐隐不安的良心中透着一股迂腐氣。他們從來不愛其他民族，總自以為是法官、複仇者和監護人。他們的原則是不信任别人，因為他們不知道别人會做什麼，這個世界是惡毒的、恣意的、掠奪成性的。最好永遠皺緊眉頭，子彈時刻上膛，警惕地注視四方，昂首挺胸地舉起剛硬的胡桃鉗炫示肌肉。一個地道地道的巴洛克民族，腦子一根筋，渾身蠻勁；一個披着假卷發的鋼絲纏成的吓人幽靈，根本不是人類。從沒有哪個時代，他們會真正放松下來。
1914年，準備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志願者在柏林街頭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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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所謂的德意志心性（Mentalität），已經臭名昭著，成了德國人毫無原則和良心、缺少邏輯和缜密，尤其是缺少道德直覺的可悲證據。1914年，幾乎沒有哪個公共人物不曾名譽掃地。愛國者和詩人、政治家和學者，競相散播極盡卑劣的民族概念。利益和價值、指令和觀念雜燴一處，動人心魄、歇斯底裡地用魏瑪為波茨坦辯護，用波茨坦為魏瑪辯護。白紙黑字留下了永遠的印記，93名知識分子用一份浮誇的宣言，證明他們不配再被算作知識分子。一群“漢内萊”詩人現出原形，跑到小報上鼓噪。
正如德國的國鳥，鷹，高高盤旋在大地的萬牲之上，德國人也要意識到自我的高貴，高居周遭萬族之上，向無底的深淵俯瞰他們。
各地區的有識之士（Mentalitätler）競相縱論世界大勢，世界大勢卻不遂他們的意。他們折了骨頭歪了眼才從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站起來。幾十位庸人和書呆子悄然銷聲匿迹。大家都熟知的内容，我便不再贅述。現在不是指點江山的時候了，我們知道，該是吸取教訓的時候了。誰還奇怪，愛國者沉湎于嗜血的欲望？他們難道不是一直都圍着獻祭了人類的各各他起舞？誰還奇怪，德國學者昏昧狂妄地覺得，即使對自己一無所知的問題，也不得不做出表決？人們談到巴爾幹民族時會說，那裡很久以前是海神波塞冬和酒神巴庫斯像種馬和公羊一樣閑逛的地方：可這樣就解決塞爾維亞問題了嗎？
本書論述的是德國知識分子，不是德國的愚人，我也不可能試圖把我的同胞所有的出格舉動、傲慢和可笑之處一一盡陳。當然，如果有人對他們做性格分析，這番工作值得感激。即使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也會在精神中有着對應物。克勞斯深知這一點，他直到世界末日都是“小報”（Journaille）的死敵。如果你是奧地利人或者德國人，就請讀一讀他的作品，笑之，哭之，或者感到羞愧。我所探讨的問題讓我根本無心嬉笑怒罵，一系列反諷的事件要求我運用比檄文更迅疾、更有效的形式。我們面臨的任務是，研究德國精神追求解放抑或是解放的反面，呈現出精神遵循的軌迹及其後果。
電影《西線無戰事》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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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精神（Geist），德意志知識分子——法國人聽了，甚至德國人聽了也會發笑。這東西存在嗎？它難道不是一個形容語的沖突？但這裡它有嚴肅的含義。什麼是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那是精神的精英，極少數的人，把他們的經驗及其成果貫通為更高的理性；那是精神的社團和黨派，他們身上更高的理性敦促他們用自己的知識、思想和經驗服務于他們的整個民族；那是知識的一脈，他們當中最醒覺、最高貴的人物，一舉一動都依循着隐秘廣博的思想；他們在報刊、街道或議會等公共場合發言疾呼，為人類确立目标，指明道路，掃清障礙，他們預見到有一天，所有理性的生靈都會按照太初的聖言（Wort des Origines）統一在一部法則下。
一國的大衆和該國的知識分子不同在哪裡？前者缺乏信念，不夠客觀，不知道曆史賦予的目标，還缺乏責任感。最重要的是，大衆不參與精神的高尚密謀，這密謀在我看來是知識分子的教會；大衆不置身被揀選者的共同體，被揀選者身上蘊含着自由和神聖的氣質，他們守護着人類和人性的典範，幾百年來抵禦着幻影、妖獸、小鬼和魔王，保衛造物主的原初形象。
大衆的心性——就是既漫無目的又躁動不安，既走投無路又蠢蠢欲動，既機會主義又軟弱猶疑，裝模作樣的多愁善感和過分的妄自尊大的混合物。大衆的心性——就是他們的喪盡天良，他們造假、篡改，他們“長年累月信筆”揭發告密，他們是坐探、訟棍，他們大吹法螺、煽風點火、喋喋不休。無藥可救的鬧劇啊！世間罕有的颠倒錯亂的狂歡！這樣的心性淩躐于精神之上，這種國家是多麼可悲；這樣的心性獨霸一方而且以精神自居，這種國家又更可悲三倍！冷酷、分裂、腐敗破壞了尺度和準則，狂躁和暴怒作威作福。這個國家陷入迷失卻渾然不覺。
參加一戰的魯道夫·希特勒（前排左一）4
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責任之一，就是引領民族矚目偉大觀念所發端的地方，為偉大觀念開辟空間，胸懷開放地緊随曆史的腳步。曾有精神允諾要塑造德意志，他們的哲學就像樂譜一樣，他們是譜寫準則典範的大音樂家，人數并不多。他們感到自己的任務艱難繁重，從一開始就得不到周圍人的支援，他們飽受毀謗譏刺，任務也備受阻撓。Imperium Romanum［羅馬帝國］的觀念，貫穿了整個中世紀，皇帝和教宗之間的結盟和沖突，讓德國俨然成了世界的一大霸主。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和哥特皇帝的紋章，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意識，讓他們把征伐、把法庭、把絞刑架、把虐殺、把武力看作禮拜和傳道。無論宗教改革，還是法國大革命，這樣關鍵的民族經驗都沒有祛除那種意識。德國今天仍然覺得自己既是“戰争天才”，又是世界的“道德心髒”，它長久以來又一直是教宗五大三粗的劊子手、醉醺醺的臣仆、驽鈍桀骜的傭兵。當時教士還對它諄諄教誨，說頭腦簡單是士兵的美德。特賴奇克和張伯倫的著作中複活的充斥着自傲和自誇的自我中心谵妄，在中世紀的皇帝身上就已初露端倪。
很晚才有允諾要塑造德意志的心靈出現。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早已文化昌盛，唯獨德國堅定不移地做粗野的嗜酒的蠻族，十字軍東征和無休止的軍役讓它粗野愚鈍，容克和教士讓它奴化和冷酷。莎士比亞的喜劇将德國人刻畫為粗人和酒鬼，布洛伊甚至援引路德來證明曆史上德國人的粗野和腐敗。偉大的啟蒙運動在這裡沒有任何突破，鄰國的Vox humana［人性之聲］遲遲才聞回音。今天我們仍缺少人性的良心，精神和民族仍在各種文化概念的沖突中搖擺。曾經一度确定過宗教的、道德的、審美的、政治的公約數，但是沒有人能成功實作統一，而且還紛紛大打出手。我們今天仍有人試圖重建皇權—教權的世界帝國，但是某個殘暴狡詐的強勢的等級所犯下的戰争罪責，必将這種危險的返祖現象（Atavismen）掃蕩幹淨。将德國納入歐洲各民族聯盟的呼聲，已經勢不可當，一浪高過一浪。但這個民族自身太遲鈍，它的精神還不夠強大，不足以挽救德國免于它即将一意孤行陷入的隔絕狀态。現在，鄰近各民族必須一鼓作氣，永久消滅這個窮兵黩武的古老禍患。
把德國納入歐洲各民族聯盟！這歸根結底是一個包含着救贖、崇高和謙卑的統一理想。德意志民族應該睜開眼睛。它遭受打擊經曆的苦痛、不幸和犧牲，将成為它的财富。這樣它才會在自己身上發現毀滅和重生的力量。我們要求民主。政治的精神是整頓秩序的精神。空話和套話要即刻廢止。德國是有罪的，要完成歐洲的建設，德國就必須忏悔。新的人權和民族權宣言終結了戰争。這不再是一個形而上學問題，而是一個土地問題和人們為了共同生活如何處理土地的問題。即使政治家沒有最終的決定權，他們的頭腦裡也已經有了新人類大廈的草圖。迄今為止僅存于少數人頭腦裡的烏托邦設想和斷片，将凝結起來成為一個有機體。自從基督教的歐洲聯合體理想淪滅，德國在死亡、窮困和腐爛中才第一次經曆了全面的政治自由的體驗。但直到隔離牆轟然坍塌，這個民族才熱情噴薄地砸碎了枷鎖——盡管隔離牆今天仍然把德意志民族關在隔離區中，枷鎖今天仍然束縛着他們的人性。這樣，偉大的精神也才會現身，向他們指明何為人性的偉大壯舉。現在有的德國人對人性的偉大壯舉誇誇其談，實際卻一無所知。将要由知識确立準則：什麼值得驕傲，什麼應該感到恥辱。
電影《西線無戰事》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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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經否定了，所謂存在過甚至可能存在過“德國知識分子”的說法。這個民族有過一些斷片、苗頭、嘗試，但是沒有過徹底的成功和徹底的照亮。德國也曾有過偉人，但是他們和民族整體之間的沖突，這個民族特有的對自我不滿的自我滿足感，把這些偉人的愛化作了恨，歡樂化作了絕望。他們身邊充斥着庸俗、陰謀、迂腐，眼看自己最美的藍圖化為烏有。他們的創造得不到熱情的反響，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苦痛，他們的生命變成了受難之路。等到他們發現無路可走時，已經為時太晚。
闵采爾，偉大的狂熱信徒，他以一身背負起每一層的苦難。他消失在了這個民族中，幾乎無人再識得他的名字。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哀歎：
自古以來的野蠻人，由于勤奮和科學甚至由于宗教而變得野蠻，不配有任何神聖的情感，在神聖的優美的幸福面前已經腐敗到骨髓，在每一刻度上都驕奢而鄙陋，玷污每一顆深思高舉的心靈，遲鈍而嘈雜，像摔破的瓦罐—我的北臘民！這就是我的安慰。
歌德則聽天由命：
我們德國人過時了。我們雖然已受過一個世紀的文化熏陶，但是還要再過幾個世紀，我們德國人才會有足夠多和足夠普遍的精神和高度文化，那時人們才可以說，德國人早已不是野蠻人了。
歌德還說過讓人各尋出路（sauve qui peut）的絕望的箴言，那是他對他那個時代的精神們無可奈何的呼喊：
處世難萬全，
行事多慎微，
平居亦細謹，
立身方不墜。
他永遠地凝固在了這個民族之中，學生們剖析他，國文學家又像螞蟥一樣麇集而至，但是他今天仍然沒有得到普遍的了解。他最重要最微妙的決定，人們充耳不聞，他永遠都是被誤解的奇迹。海涅倉皇逃亡巴黎。龔古爾兄弟說，海涅和其他兩個非巴黎人展現了巴黎精神的精華；但是在德國，他直到今天仍然被粗暴地對待。尼采對德國人的議論是對一個民族所能做出的最惡劣的議論，他說：
德國人以純然模棱兩可的名頭載入認識史中，他們往往隻産生無意識的僞币鑄造者。
他還說：
心理學幾乎就是某個種族純潔或者不純潔的準……如若人們連純潔都談不上，又怎麼可能有深度呢？在德國人那裡，差不多就像在女人那裡，是從來達不到根基的，他們根本就沒有根基：這就是全部了。然而，這樣一來，他們甚至連膚淺也還夠不上。——在德國被叫作“深刻”者，恰恰是我剛剛說的這樣一種針對自身的本能之不潔：他們并不想弄清楚自己。
但是，即便尼采也曾憧憬一個精神的統一體，憧憬德意志的英雄理想，德國将成為所有高貴的歐洲人的搖籃。這個民族卻逼得他心生厭惡，變成一個仇德派（Germanophobie）。他在人生盡頭後悔沒用法語寫作，希望作為一個波蘭人死去。請讀一讀他精神崩潰前夕寫下的對德國心性的清算吧，震蕩人心的《瞧，這個人》，讀了就會知道，一個高貴緊張的意志，面對他的民族的斤斤計較、出賣思想、貪圖逸樂，感到多麼挫敗。也請聽一聽叔本華的遺囑，它是這麼說的：
如果我意外死亡沒有留下政治遺囑，會給人留下疑問，那麼我就告訴大家，我恥于做德國人，我在這一點上與所有流落在這個民族中的真正的偉人心意相通。
我列出了這個民族最優秀的人物，從他們的絕望之深，也可約略一窺他們最初的志向之高。他們感到自己的工作徒勞無功，而且他們越晚看清這一點，他們就越極端地拒斥這個民族共同體。我們不禁要贊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因戰争中斷寫作的小說《臣仆》（Der Untertan）的那句哀傷的題詞：“這個民族毫無希望。”當最剛強、最有人性的精神都宣布反對他們自己的民族，還能有什麼辦法呢？波俄提亞（Böotien）人種洋芋，雅典人才寫悲劇。
法國的精神管法國叫“我們的聖母”（Notre Dame）和“甜蜜法蘭西”（Ladouce France），德國哪裡看得到這樣熱情的尊崇和溫柔？莫拉斯曾提議像崇敬女神一樣崇敬法國。法國曆史上最激烈的辯士之一布洛伊也覺得有權寫道：
法蘭西是所有民族中最高貴的民族，其他所有民族，無論是誰，如果被準許吃法國的狗糧，都應該感到光榮。
宗教精神（espritreligieux）過去五十年間在法國達到了其他任何民族無法比拟的高度和深度。知識分子的教會在這裡奠定了基石。勒南、波德萊爾、埃洛、多爾維利、布洛伊、佩基等精神好像預見到了這個可怕而混亂的世紀，創造了一個limbuspatrum［靈薄獄］，救治我們這個時代渎神喪靈的橫行獸性，嘲笑這個記者和外交官的時代令人絕望的淺薄的理性主義。他們如同未來歐洲的教父，從中世紀和基督教中發展出了最精妙的聖禮，他們是新世界的樞紐和尺度。他們的著作包含了不止法國的良心，反複為同一個題目申辯——Pietas et paupertas sancta［虔誠和守貧］。佩基寫道：
那時候，我們的敵人談的都是國家理由（Staatsräson），也就是一個民族、一個種族某個時期的福祉。我們法國人深受基督教影響，革命的思想總體上看卻是傳統的基督教化的，我們關心的是我們民族永恒的拯救，達到了基督受難的高度。我們不想置法國于罪孽深重的境地。
羅曼·羅蘭本想做這番宣言堅定的捍衛者，而不是在他殉道士的祖國和一個地獄般的德國之間來回斡旋。羅曼·羅蘭補充道：
作家們，聽一聽法國的良心的英雄豪言，對德國的良心要保持警醒。
自1825年以來激烈地拍打俄羅斯民族良心的自由的精神，在德國哪裡找得到呢？立志在一百年之内讓語言風俗都與歐洲生活殊異的民族高踞歐洲之巅，即使有布爾什維克和恐怖複仇的猶太人，也要引得迷惘驚訝的列國東向仰望。對未來的偉業這樣堅定的信念在德國哪裡找得到呢？非凡的獻身勇氣，在俄國革命的百年曆史上留下多少像星辰一樣冉冉升起，又在監獄、堡壘和西伯利亞的苦役中無聲地燃滅隕落的英雄壯舉，在德國哪裡找得到呢？挺身反抗的勇氣，獻身精神利益和精神聖餐禮（Kommunion）的狂熱，行動的果決，政治機謀的靈活，這些使俄國躍升為自由的大國的品質，在德國哪裡找得到呢？從十二月黨人佩斯捷利（Pestel）、穆拉維約夫（Muravjew）和雷列耶夫（Rylejew）開始到赫爾岑、巴枯甯和奧加遼夫等歐洲的精神；從車爾尼雪夫斯基、謝爾諾-索洛維耶維奇和涅恰耶夫等密謀者到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和列甯——這些人身上，有着多麼巨大的政治能量、多麼偉大的民族良心，為了最微小、最渺茫的理想也有着多麼奮不顧身以至癫狂的精神！難道德意志民族已經徹底麻木無知了嗎？它真的還是隻覺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消滅、打擊一切偉大的事物，而不是羞愧謙卑地放下武器，舉起雙手？
十二月黨人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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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封聖（Heiligung）——這是今天震蕩世界的兩大觀念。自由不是普魯士諸侯和匈牙利貴族追求的那種恣意橫行、不受管束的自由。封聖不是那種教人們咽下聖餅、誦念經文、信仰一個已死的上帝就自以為擺脫了最簡單的人的義務的封聖，也不是那種宣稱“我們德國思想最鮮明的特點是在大地上就實作了與神性合而為一”的封聖。那種論調還宣傳：
我們是一個戰士的民族，軍國主義是上升為戰争精神的英雄精神，波茨坦和魏瑪實作了最高的統一。走進戰壕的，是《浮士德》《查拉圖斯特拉》和貝多芬的樂譜。
唉，桑巴特先生們啊，對于與神性合而為一，他們知道什麼哦！
自由與封聖——這意味着犧牲、再犧牲，犧牲财産，必要時還要犧牲鮮血，但是要犧牲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舞台上，而不是在今天這場動蕩的戰争大戲裡！巴枯甯結束十年的監禁和流放，出現在伯爾尼和平和自由大會上的時候，1848一代的朋友們團團圍住他，要他撰寫回憶錄，寫他的密謀和街壘戰，他的死刑判決、流放和逃亡。“有必要談我自己？”他說。他認為有比談論自己個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布洛伊有一句被很多人遺忘，但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富宗教意味的話：
畢竟誰知道，崇拜的最積極的形式是不是由愛犯下的渎神、被遺棄者的禱告？
由此人們能明白，什麼是自由與封聖了嗎？
德國知識分子批判
[德]胡果·巴爾 著 曹旸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4ISBN：97871080775486 定價：79.00元
一部從戰争罪責問題出發，對德國的曆史、現實、國家觀念和民族精神進行全面反思的“戰鬥檄文”。胡果·巴爾以犀利的文筆和辯證的思維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罪行追溯 到16世紀由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并在此基礎上對包括路德、康德、黑格爾和尼采在内的德國知識分子及其思想中的弊病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與揭露，指出正是路德創立的新教使 德國在觀念上脫離了與基督教普世精神的聯結，在世俗統治和神權統治的高度合一下走上了對内專制、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并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歐洲的罪人”。同時，也論證了闵采爾、巴阿德、魏特林等基督教神學家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巴枯甯的思想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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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