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中國發生了一起有名的外交沖突事件—— 天津教案。因為處理這起教案帶來的負面影響，聲望、事業如日中天的曾國藩開始走下坡路。考慮到民怨沸騰，朝廷決定讓其學生李鴻章接手此案。曾氏内心自此灰心喪氣，一年多後即在南京去世。大清帝國進入了李鴻章的外交時代。當然，這一切都被與中國僅一海之隔的日本看在眼裡。此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
主動修約：忽悠李鴻章
“脫胎換骨”後的明治天皇為擺脫日本被列強欺侮的局面，從未忘記三年前即位時發過的宏願：“開拓萬裡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如何實作呢？“失之歐洲，取之亞洲”，先做亞洲強國，稱霸亞洲。這就是近代日本大陸政策的起源。
柿子先挑軟的捏，此時的日本還不敢跟中國用“拳頭”對話。是以，明治政府計劃先控制大清帝國的藩屬國北韓、琉球，增強國力，再叫闆中國。1868年年底，明治天皇派使臣帶着“國書”前往北韓，宣稱要建立邦交關系。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原因很簡單，因為日本“國書”中有“皇”“敕”字樣，而據北韓緻日本的反駁書中說，這些詞彙隻有清朝皇帝才有使用的資格。
消息傳回日本，維新派十分惱火，在日本迅速掀起了“征韓”（侵略北韓） 的論調，喊得最響亮的當屬天皇身邊的核心人物木戶孝允 （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稱為“明治維新三傑”）。但是，要想武力撬開北韓的大門，還是要先問問“宗主國”答不答應。于是日本又将目光投向中國。為此，1870年年初，日本外務部門确定了對北韓的原則：“先與清政府訂約，日清平等後，北韓自然退居下位，從中國回來，路過北韓王城，再簽訂日朝條約。利用所謂遠交近攻之策，使清廷無法援助北韓。”這就是明治政府提出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目的，同時也意味着其大陸政策的啟動。
1870年八九月間，中國因為天津教案，人心浮動，朝廷為此也是焦頭爛額。日本瞅準這個時機，派出級别不高的外務大丞柳原前光來中國，說是要與清政府簽訂通商條約，其實是試探簽約的可能性。柳原前光的到來，引起了清政府朝野的一片議論。雖說中國在與西方列強交戰中表現得不堪一擊，既割地又賠款，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日本哪裡有資格與中國平起平坐，更别說讨價還價地簽訂條約了。當時，安徽巡撫英翰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用他的話說，日本彈丸小國，隻配有進貢臣服的份兒。
鑒于此，主管外交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以下簡稱“總理衙門”）以中日間已實作通商，所謂“大信不約”為由，拒絕了日本的要求。柳原前光并未放棄，奔走于曾國藩、李鴻章等處，遊說簽約的重要性。
在李鴻章處，柳原軟硬兼施：“英、法、美諸國，強與大陸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難獨抗……惟念大陸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并暗示，如果中國不同意簽約，日本就請列強幫忙。
說到聯合對付列強，确實擊中了李鴻章的軟肋。他認為這個辦法不錯，“縱不能倚為外援，亦可稍事聯絡”。于是，極力慫恿總理衙門同意與日本簽約，“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根本不知不久前大久保利通代表明治政府，就天津教案向駐日英、法公使獻媚：如英、法出兵中國，日本願以糧、薪相助。總理衙門最終竟采納了李鴻章的意見，上奏清帝并被準許。
1871年7月，日本派出主管财政的大藏卿伊達宗城到天津與李鴻章就簽約開始談判。結果，日本人提出的條約方案，竟以中德條約為藍本，不僅有“一體均沾”條款，而且企圖獲得西方列強在華所取得的一切權利。這使清政府極其吃驚和震怒。
雙方幾經磋商，最後，在中國方案的基礎上達成協定，草簽了 《中日修好條規》 和 《中日通商章程》 兩個條約。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個在所謂平等的基礎上簽訂的條約。不過，這個對日本來說更有意義：日本成功實作了夢寐以求的對華對等地位。由此而言，對北韓則取得了名義上的優越地位。
變相侵台：一箭雙雕
因為 《中日修好條規》 是按中國提供的版本簽訂的，這讓心存企圖的明治政府大為不滿，以緻前來和中國談判的伊達宗城回到日本後便被罷官。于是，他們時時刻刻幻想着伺機改變。
不到半年，1871年12月，日本就找到了一個挑事的借口。當時，66名到中國朝貢和貿易的琉球人，在回國途中遭遇飓風，船隻漂流到台灣，台灣山胞誤認為是敵人入侵，誤殺了54名。清政府聽到這一事件後即對逃出的12人進行了保護和撫恤，并将他們遣送回琉球。但是，日本得到消息後，硬說琉球人是日本國民，要為他們報仇。
日本為了師出有名，于1872年10月公然宣布琉球為日本的藩屬國。清政府當時對日本此舉并沒有作出反應，日本也沒有知會清政府。
1873年11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和副使柳原前光來到中國，借口祝賀同治皇帝親政，以此試探中國方面的态度，以便制訂武力侵台的計劃。副島種臣在天津與李鴻章會談時，故意隻涉及北韓，卻命柳原去總理衙門交涉琉球人被殺事件。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照等答複說：“殺人者皆生蕃 （不順服清政府的台灣山胞），故且置之化外。”柳原前光斷章取義地挑出“置之化外”一詞，告知總理衙門：貴國不治生蕃，日本将懲辦島人。是以，“化外之民”的說法成為日本出兵台灣的借口和依據。
當時，日本國内爆發了下級武士逼迫政府侵台、征韓的暴亂，迫于形勢，明治天皇責成内務卿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等人，對打擊台灣作出研究和評估。據此，兩人拟出九條 《台灣蕃地處分要略》，核心内容就是如何侵台。
同時，美駐日公使德·朗唆使“日本政府與中國及北韓政府彼此仇視”，并推薦美國人李仙得為顧問，參與侵略台灣行動，為日後美國控制台灣創造條件。大久保利通根據李仙得的獻策，極力慫恿政府征台。其實，從侵台開始，到中日甲午戰争，美國始終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幫兇。
1874年4月，日本已經組建了3600人的侵台部隊，西鄉從道被任命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李仙得為顧問，租用美國船進行運兵。日本一邊指令大軍5月2日開拔，一邊派柳原前光赴中國，“解釋”出兵台灣對中國“無敵意”。
清政府還是從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那裡得到日本兵犯台灣的消息的。爾後的事實證明，中日有關日軍入侵台灣問題的交涉，正是在日軍依恃武力而清政府卻想着“按約據理”來擺脫戰争危機的狀态下進行的。
在總理衙門大臣“未敢深信”的時候，日軍的先頭部隊已登陸台灣，并進行了戰前偵察。日本政府見清政府到5月11日尚不了解侵台日軍的行動，認為這正是實行既定的拖延手段的機會。等到5月29日清政府感到事态嚴重，才決定由李鴻章負責外交交涉，沈葆桢負責帶兵赴台。
再說日軍的侵台部隊，自台灣射寮登陸以來，并未讨到什麼便宜，先是遭到山胞抗日派的強烈抵抗，後來，侵台部隊爆發了流疫，加之沈葆桢帶領的軍隊陸續抵達，當初雄心滿滿的西鄉從道這時隻希望日本政府早日撤兵。
時間到了7月，明治天皇派遣柳原前光前往北京交涉。目的主要是索取賠償兵費及已經占領土地的歸屬問題。日本希望借此機會“斷絕琉球兩屬之淵源”。李鴻章在天津見到柳原前光後，對日本的違約之舉一通指責：“一面發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來通好，口說和好之話，不做和好之事。”雙方談判陷入僵局。
其實，日本人也清楚，現在還不是和中國撕破臉的時候。8月間，日本又任命主戰的大久保利通為特使來華交涉，以擴大戰争進行恫吓，進行外交訛詐，要求清政府放棄對台灣東部領土的主權。這次，清政府選擇了花錢消災。但日本開口要白銀200萬兩，清政府不肯接受。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後來，李鴻章想起了老辦法：讓列強出面斡旋。這時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站了出來，不過是“拉偏架”。大久保利通專門夜間拜訪了威妥瑪。威妥瑪說：“中國政府所最忌諱的是出錢的名義問題。”大久保利通說：“尊意領會了。”最終，清政府決定賠50萬兩白銀給日本。
1874年10月，中日雙方在北京簽訂關于侵台事件的 《北京專條》，承認日本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不但如此，條約中還說“台灣‘生蕃’曾将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這等于預設了琉球是日本的領地，給以後的中日交涉留下無窮後患。當然，清政府還要付“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撫恤銀10萬兩，賠償日本在台灣“修道、建房等件”費用40萬兩。
簽約第二天，大久保利通離京赴上海，從上海稅關拿了10萬兩白銀帶去台灣，與西鄉從道共議撤軍問題。大久保利通的外交活動，在日本受到熱烈的贊揚。
明治維新後，中日兩國的第一次交涉，以中國失敗而告結束。
日本侵台事件及處理結果，給中國帶來了極大損害。一是把琉球推向了日本;二是讓全世界看到，日本這樣一個小國都可以公然向中國發動侵略。英國人李歐爾卡克說，此次事件“向全世界登出廣告，說這裡有個願意付款但不願意戰争的富有的帝國”。經此事件，李鴻章也尴尬地認識到日本“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日本出兵台灣并僥幸得手，這使其國内産生了一股“蔑華”風潮。1875年2月，日本 《新聞雜志》 發表了題為 《台灣事件大成功》 的報道，稱“豬尾奴 （蔑稱中國） 終于屈服。四百餘州已為囊中之物，恭親王、李鴻章之類如同小兒，不足為懼”，對于清朝賠償一事，則稱“此事使其喪失 （亞洲） 第一名義，在各國面前丢盡顔面”。
吞并琉球：叫闆中國
日本侵略台灣本來就是一箭雙雕之計，在侵犯台灣的同時，為吞并琉球尋找“根據”。《北京專條》 墨迹未幹，日本緊接着在琉球問題上向中國發難。
1875年5月，日本出兵琉球，向琉球國王尚泰提出，從今以後不準再向中國朝貢、受清朝皇帝冊封;須接受明治天皇封号，使用明治年号，實行日本禮制、刑法等等。琉球作為中國的藩屬國，一直接受中國的冊封，現在日本突然帶兵前來發出這樣的威脅，尚泰表示不能接受。
為迫使琉球王就範，日本方面經常采用恐吓的手段。據 《琉球見聞錄》 記載，日本内務大丞松田道之在與琉球人談判中，其“怒聲喝叱，極度苛責，宛如對待三尺兒童”。況且，因為雙方不能達成共識，松田道之常常不準琉球官員休息，這種蠻橫無理的态度弄得參加談判的琉球官員“精神困倦，身體疲憊，如醉如狂，面色鐵青，唯有歎息”。
面對日本的蠻橫，琉球國王尚泰隻好求助中國，他于1876年10月派出通事官林世功和陪臣向德宏等人，乘坐一艘小船秘密前往中國。但是，由于當時小船逆風而上，中途還要躲避日本人的監視，直到1877年4月末才抵達福建。
琉球的處境和求救書文由閩浙總督何璟報告給了總理衙門，但對于是否幫助琉球解救危機，總理衙門持謹慎态度，因為此前的日本侵台之事，清政府對日本已心有忌憚。
這年11月，中國第一次向日本派出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何如璋一到日本，琉球官員就秘密要求谒見。通過了解，何如璋明白了日本人的險惡用心，于是立刻給國内寫了報告和處理建議。
在報告中，何如璋分析了日本的情況，認為日本不可能也不敢與中國開戰，并提出了有名的“琉球三策”：上策，派兵艦到琉球，震懾日本;中策，據理力争，如不聽，聯合琉球，内外夾攻日本;下策，援引國際法，請各國公使評理調停，讓日本人理屈罷手。
何如璋主張采用上策和中策，即對日本采取強硬态度。但李鴻章卻選擇了下策。最後，總理衙門采納了李鴻章的迂腐之見，緻使中國錯過了反擊日本的最佳時機。
在交涉相持期間，日本懼怕事态的發展将會對自己不利，竟于1879年2月斷然宣布廢除琉球國，改為沖繩縣，改用日本紀元。6月，尚泰被迫赴東京，琉球國亡。
何如璋立即建議清政府在沿海各省陳兵備戰，撤回駐日使節，以示交涉決心。但受李鴻章的影響，總理衙門對何如璋的建議不感興趣，隻采取“惟以情理二字相駁诘”的敷衍态度，其間，琉球滅國的消息傳來，清政府朝野既震驚又錯愕，正在天津向李鴻章求援的琉球使臣向德宏聞此噩耗，禁不住号啕大哭。他上書李鴻章要求清政府幫助複國，發誓“生不願為日國屬人，死不願為日國屬鬼，雖糜身碎首亦所不辭”，表示琉球官民仰仗中國兵威，必能同心協力逐日寇出境。
不過，這些未能改變李鴻章和總理衙門的态度。此時的清政府正在為中俄伊犁問題而鬧心，哪裡還有心思過問琉球問題。國小兵微，毫無反抗能力的琉球，就在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據理駁诘”的過程中亡國了。
後來，清政府覺得在琉球問題上丢了面子，适值美國前任總統格蘭特來中國旅行，一向主張“以夷制夷”的李鴻章如獲至寶，力邀他出面調停。而日本人也抓住這個時機，把琉球問題與修改條約攪和在一起，希望通過外交訛詐，在中國擷取更多的利益。
沒辦法，清政府最終采納了李鴻章自以為高明的“延宕之法”，即把琉球問題的交涉擱置一邊，待日後有足夠的實力再說。誰知不久日本即向北韓擴張，中日雙方都被北韓問題吸引過去，琉球問題從此不再提起，清政府已預設日本對琉球的吞并了。
布局北韓：伺機挑起戰争
在有關侵台、琉球交涉過程中，日本已漸漸摸清了清政府要面子、怕惹事的心态。與此同時，北韓開始受到英、俄、美等列強國家的關注。在這一系列交涉過程中，日本不僅學會了利用列強在殖民利益上的沖突沖突，也充分體驗到尾随列強的好處，是以，日本計劃直接實施侵入北韓的大陸政策。恰值北韓大院君、閩妃黨争鬥，日本立刻派人攜帶北韓所不願看到“皇”“敕”字樣的“國書”，再次赴朝交涉，但北韓政府仍然拒絕接受。這次，日本直接派春日、雲揚軍艦，以測量海路為借口，于1875年9月駛入江華島，擊毀朝方炮台，一手制造了江華島事件。
之後，日本一面派人赴朝交涉，一面派森有禮赴中國試探清政府的态度。為了避免與日本糾纏，總理衙門竟對森有禮說，北韓雖隸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日本人故伎重施，自己把這句話演繹成“北韓不隸中國”。對此，總理衙門找不到任何解決辦法。
不僅如此，李鴻章甚至提出由“鈞”（總理衙門） 密緻北韓政府一信，“動忍耐小忿 （指江華島事件），以禮接待”日使。在清政府這種不加幹預和“息事甯人”的态度下，北韓被迫與日本在1876年2月簽訂不平等的 《江華條約》 （《日朝修好條規》）。清政府對這個條約采取預設态度，等于鼓勵了日本的侵略。
從此，日本在有關北韓的交涉中，竭力援引這個條約，排斥中國。1882年，北韓爆發了驅逐日本勢力的壬午兵變。日本政府又利用這一事件，進一步控制了北韓，并取得了在北韓駐兵1000人的權利。擁護大陸政策的福澤谕吉興高采烈地說，日本外交官的機敏練達，已趕上西方，對此，“隻能贊揚不已”。福澤谕吉在1875年曾寫下《文明論概略》 一書，呼籲改換門庭，向歐美學習。該書作為當年日本最暢銷的書籍，對日本社會産生了一次可謂洗腦性的精神沖擊。
日本在北韓的所作所為，讓清政府感受到了危機，清政府立派丁汝昌率三艦駛仁川，吳長慶率慶軍六營 （3000人） 趕赴北韓，增強了中國在北韓的實力，這下，深深刺激了心懷鬼胎的日本。為了對付中國，日本政府積極實行擴軍備戰政策。日本陸軍頗具影響的人物山縣有朋，不遺餘力地鼓吹備戰，煽動朝野人士反對中國。1881年，日本軍事預算已達年度預算的27%，軍費難再增加，但明治政府決心以“非常稅收”辦法增加軍費，即使“招惹人民之怨恨”“亦不足深慮”。中日甲午戰争日本在軍事方面的準備，可以說始于北韓的壬午兵變。
壬午兵變後不久，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戰争正酣、清政府無暇顧及北韓之機，鼓動金玉均等“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挑戰中國，最終因為時任北韓軍務幫辦的袁世凱處事冷靜果斷，指揮清軍擊退日軍，打擊了日本的滲透勢力，粉碎了日本謀取北韓的企圖，推遲了中日戰争爆發的時間。
在這兩次事件中，中國軍力上的優勢，深深刺激了日本，而外交上的一味退讓，則又鼓勵了日本。日本随後派伊藤博文和西鄉從道為全權正、副使，赴北京就北韓事件進行交涉，目的是消除中國向北韓的派兵權。
伊藤博文深知李鴻章不谙近代外交且又怕事，以欲擒故縱的手法，最終迫使清政府再次選擇破财免災，同意償恤難民。但為了保全朝廷的顔面，隻能把款撥給北韓，由北韓出面償恤。清廷君臣就這樣無原則無立場地同日本簽訂了 《天津條約》，約定：中日兩國同時自北韓撤軍，以後如要向北韓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許諾日本在北韓擁有和中國同等的出兵權，是李鴻章在 《天津條約》 談判中最大的失敗。因為日本就是通過這個條約，找到實作大陸政策中侵略北韓的借口，進而挑起甲午戰争。
值得關注的是，從壬午兵變到甲申政變，日本對華在精神領域的“蔑視”得到強化的同時，在軍事、經濟等領域的“畏懼”及“敵視”也大為更新。
為此，日本着手整軍備戰。陸軍方面，專門聘請了德軍教官，建立了旅 （旅團），作為戰時基本作戰機關。到19世紀90年代初，日本陸軍已增加到22萬人;海軍方面，受中國購買定遠、鎮遠兩艘巨型鐵甲艦的刺激，截至1886年，日本共制訂了6次海軍擴張計劃。突擊制造了8艘主力鐵甲艦，并且把炮身長12米、口徑32厘米的大炮安裝在4200噸的小艦上，以對付北洋艦隊的定遠艦和鎮遠艦，成為當時世界造艦史上的奇聞。為籌措海軍擴軍軍費，明治天皇除發行100萬日元海軍公債外，又撥内帑30萬，贈給海軍;指揮方面，設立大學營，作為戰時最高統帥機構，由天皇主持，政府無權幹預;還有就是向中國派遣大量軍事間諜，竊取清政府和北洋艦隊的情報。日本參謀部甚至能夠看到總理衙門的密檔，甚至比清政府都了解，中國每個省可能抽出多少兵力作戰。甲午戰争爆發前，日本還繪制了北韓、中國東北三省、渤海灣等地的軍用地形詳圖。日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甚至在1893年4月親至北韓和中國核實間諜所搜集的資料，到7月才回國。
不僅如此，1890年前後，為了煽動日本國内的軍國主義情緒，山縣有朋還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主權線”與“利益線”，矛頭公開指向北韓和中國。1891—1893年，嚴島、松島、吉野三艘4000噸位的巡航艦相繼竣工，橋立、秋津洲等巡航艦也将于1894年竣工。基于此，1894年6月，伊藤博文内閣确立了對中國開戰的方針。
意外取勝：日本走向極端自負
為了消除日本國民對軍事擴張的顧慮，1879年，“東京招魂社”更名為“靖國神社”，由日本軍方管理，誘迫群眾信仰“活神”天皇，讓國民“參拜”。
但直到1894年甲午戰争爆發之際，日本對于中國的蔑視與畏懼還是并存的。當時的外相陸奧宗光說過：“大陸人民在平壤、黃海戰役勝利之前，對最後的勝敗都暗自有所焦慮。”許多日本群眾也不了解為什麼作為學生的日本，要對自己的老師—— 中國大動幹戈。據 《明治大正見聞錄》記述，甲午戰争開戰那年，家住上州沼田的生方敏郎正好12歲。他家裡有一道被視作珍寶的中國屏風，他家鄉一年一度的夏日祭的山車上，高立着劉邦、項羽等中國豪傑的等身人像，他一直被父母和老師教授的是漢文典籍。他不明白日本為什麼要與這樣一個國家為敵。“當時的日本人，可沒有誰敢自負說要比過中國人，我們隻奢望不要太落後于中國就好了。”
然而，戰争的勝負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及國家形象。戰争期間，日本66家報社共派出了1114名從軍記者，連篇累牍地報道戰争的進展狀況、戰鬥經過、雙方死傷人數、俘獲戰利品、俘虜處置及戰地情形等。這在日本群眾對中國從“仰慕”到“蔑視”的曆史性逆轉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在一系列戰争報道中，日本群眾對于日本陸海軍的連戰連勝，開始時抱有僥幸心理，但随着戰争頻頻得手而增加了自信，至攻陷旅順則已确信日本優越于中國。北洋艦隊覆滅後，日本眼中已無中國，要求進攻北京的呼聲更加高漲。陸奧宗光說：“平壤、黃海戰勝前，暗自擔憂戰局勝敗的國民，現已毫不懷疑戰争的勝利了，而是關注大陸旭日軍旗何時插到北京城頭。”
在日軍每戰必勝、中國每戰必敗的宣傳中，日本群眾“對中國轉為極其蔑視的心态”，各個階層陶醉于戰勝者的歡喜和誇耀之中，使用“支那人”“豚尾奴”“豬尾巴”“中國馬鹿（混蛋）”等侮辱詞語，以發洩曾經的對華自卑情結和被歐美壓抑的情緒。
黃海海戰後，日本兒童在玩耍奔跑競賽、相撲遊戲時，辱罵失敗者是“支那”。在一種名叫“面子”的遊戲中，“支那兵投降圖”“大陸騎兵蹂躏豚軍圖”“黃海擊沉清艦圖”等面具流行一時。即便在成年人之間，撒謊者也會被謾罵為“支那政府”，吹牛者會被嘲諷為“李鴻章”。
甲午戰争後，日本國民由原先“極端的自卑”轉為“極端的自負”，産生了一種以“強國”自居的“大國民”“大民族”意識。
意外勝利讓日本舉國狂喜，狂慶，慶祝日軍勝利的國民大會更是充斥于各地。甲午戰後，日本數萬群眾聚集在東京上野公園，公園裡有一個湖叫不忍池，日本人按1∶1的比例用木頭複制了緻遠和定遠兩艦，然後群眾齊呼口号：“打沉定遠、打沉緻遠”，随後将火把扔到船上，看到兩艘大船燃燒着熊熊烈火，日本群眾高舉雙手，熱烈狂歡。
可以說，這場打敗了上邦“老大國”的甲午戰争，也點燃了日本人所謂的“愛國心”，他們開始将為天皇而戰視作至上榮光。日本評論家荒煙寒村在 《寒村自傳》 裡記述，“各地上演的甲午戰争劇目裡，扮演中國士兵的日本舞台劇演員一登場，就有觀衆向其扔花生殼和橘子皮，有的演員忍無可忍，甚至在舞台上對着觀衆大喊，‘我們也是滿懷愛國心的日本人’。”
在獲得軍事擴張的巨大利益後，日本國民陷入集體狂熱之中，戰争支援率迅速上升，這成了近代日本不斷推行侵華政策的“社會基礎”。正如陸奧宗光所說：“凱歌之聲，到處可聞;驕傲自滿的情緒，不覺流露出來。對于未來的欲望日益增長……全國群眾，隻知進攻，進攻，其餘的都聽不進去了。”
甲午戰争結束兩年後，陸奧宗光死了。他的預言卻成真了。
獨占“滿蒙”：意在中國
甲午戰争後，日本政界、軍界在“東洋盟主”欲望的極度膨脹中，産生了“中國必亡”的錯覺，即使民間亦充斥着“中國亡國觀”與侵華論調。日本政治學者吉野作造回憶：“維新後吾人停止了對最早引進文物制度的老師—— 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點難以輕侮，但通過此次戰争，就連這點體面也悲慘地剝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獅是錯誤的，獅子已經疾死。”
為確定“東洋盟主”地位，日本企圖通過割地、賠款等方式沉重而殘酷地打擊中國，使之不能東山再起。日本改進黨提議除割地外還需“在财政上收取足以使之屈服的賠償”，以使中國“永不翻身、永不複仇”。自由黨也為防止中國重新崛起提出如下媾和條件：割取盛京省及台灣;對日賠償5億元;賠償全部還清之前，日本駐軍于中國各要地，軍費由中國負擔。上述主要意見均被日本政府納入中日談判，并落實于 《馬關條約》 中。
不過，1896年後，盛極一時的“東洋盟主論”因“三國幹涉還遼”而受挫。遼東半島因為俄國、德國、法國各自的利益而強行幹涉，日本不得不在向中國索要3000萬兩白銀的“贖遼費”後，撤回駐遼東半島的日軍。煮熟的鴨子飛了，這讓日本舉國懷恨于心，日本人甚至在神社的正門懸挂了四個字：卧薪嘗膽。
1903年4月，俄國向中國提出七項無理要求，大意為，滿洲乃俄國的勢力範圍，日、英等國毫無置喙之權。日本駐華公使内田康哉在參加清朝軍機大臣榮祿葬禮時，獲悉俄國提出的七項要求内容，急電告日本政府。這一爆炸性消息，不僅引起日本輿論與政界的極大不安，而且使留日的中國學生無比憤慨。日本政府抓住時機，利用中國人民反俄的心理情緒，再次擡出興亞主義，竭力宣揚“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1904年2月8日，日本故伎重演，不宣而戰偷襲旅順港俄艦，日俄戰争爆發。這樣一場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為了争奪殖民中國權益而進行的侵略戰争，日本政府卻要求清政府保守中立，聽任日俄兩國作戰。
最終，戰争以日本全面勝利而結束。根據協定，打了敗仗的俄國把其侵占的中國東北的旅大及長春至旅大間的鐵路轉讓于日本，以及早期侵占中國的領土庫頁島南半部讓于日本。至于日本要求俄國賠償30億天價軍費的問題，俄方隻回應一句：“要錢沒有，不服再打。”因日本無力再戰，是以毫無所得。但是，日本打敗俄國，在政治及軍事上确立了世界大國與東北亞霸權地位，其“東洋盟主觀”也從迷夢變為“現實”。就在這一年，當時世界最大的霸權國英國，将位于倫敦的日本公使館升格為日本大使館。第二年，美國、德國、法國也同樣如此。
不止這些，日俄戰争後，日本實作了對北韓事實上的吞并，在中國東北也取代了沙皇俄國的地位，并将其視作日本的“利益線”。1906年，日本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臭名昭著的侵略機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為實作其大陸政策，邁出有力的步伐。
當然，日本并不滿足從俄國手裡搶過來的南滿洲 （中國東北三省南半部） 權益，進而想把整個“滿蒙”（東北和内蒙） 吞掉，并以此為基地，窺伺整個中國。早在孫中山在日本募籌革命軍費時，有“明治紫式部”之稱的日本婦女會會長下田歌子問道：“革命成功之時有否将滿洲讓與日本之意？”這一發問，道出了當時插手中國革命的許多日本人的真實目的。辛亥革命後，日本開始策劃滿洲獨立，1916年，日本又策劃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雖然兩次均以失敗告終，但日本亡我中華，稱霸世界的觊觎之心未死，最終于1927年抛出了包含詳細計劃的 《田中奏折》。正是按照這個計劃，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讓日本軍國主義者徹底走上長達14年的侵華之路。
明治維新以來，試探、糾纏、蠻橫、耍盡心機手段，日本人充分享受了對華頻頻得手的快感。甲午戰争以來，賠款、割地、劫掠、轉移國内沖突，日本舉國嘗盡了對華侵略的好處。以緻中國先後掀起的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等救亡圖存的改革與革命運動，日本政界、軍界乃至知識界的主流對其積極意義均予以了否定。“蔑華觀”更新病變為“東洋盟主觀”“中國亡國觀”，最終演化為導緻其在近代不斷推行侵華政策、進而發動侵華戰争的認識根源。利益的誘惑、錯誤的認知、反動的政策、罪惡的軍事侵略，最終讓日本走上了不斷發動侵華戰争的不歸路，也最終導緻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徹底失敗。
——（選自《文史博覽·文史》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