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能夠建立非凡功業，既有“時勢造英雄”的元素（隋朝統一天下，建立了制度，成為唐太宗的藍本），也有“時勢造英雄”的元素。太宗的個人政治魄力，尤其展現在其用人之道。制度方面，前文已有所論述，以下是讨論太宗個人與盛世的關系。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一是“不問出身，不避親疏”。大臣之中，房玄齡和杜如晦都是太宗任秦王時的僚屬，可說是被帶進朝廷的私人部屬，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後的兄長，既是外戚，又是太宗至友。他們被重用，不因太宗避嫌而被埋沒。有别于“用人唯親”，其實也有不少昔日秦王府的舊部沒有升官，太宗回應必須以大公無私的原則任用官員。
另一方面，魏征和王珪都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謀臣，尉遲敬德是隋末群雄劉武周的部将，秦叔寶是隋末群雄李密的部将。這些人物，不但疏，甚至是仇，但同樣因其才幹而被重用。
太宗的求才，也反映在一個小故事裡，由于天下大旱，太宗要求文武百姓進言，大将常何找食客馬周代拟二十多條，太宗發現了，不但沒有怪罪，還賞常何有推薦之功，馬周被授予官職。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二是用人唯才，知人善任。這種知，不但是對大臣的認識，也是一種信任，讓大臣在其崗位發揮其才。太宗評論隋文帝的勤政，認為君王要依大臣議決，獎罰分明。
太宗善于用大臣，著名的例子是房謀杜斷，房玄齡善建良謀，卻憂柔寡斷，杜如晦果斷，但個性剛烈，太宗把他們并相，房主管中書，杜主管門下，發揮其優點。太宗曾言，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三是虛懷納谏，從善而流。太宗常以隋炀帝拒谏為借鑒，向大臣自勉說君之是以明者，兼聽也；其是以暗者，偏信也。其中以魏征最能犯顔直谏，曾先後向太宗陳谏二百多次。
太宗與魏征的君臣關系留下不少感人的逸事。如魏征向太宗表明心志，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對魏征的離世曾感歎說，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如今失去了一面鏡子。
曆史不能以公式計算不同因素所占份量，貞觀之治，因客觀環境而産生。當年隋文帝結束分裂局面，重建大一統的政權。貞觀年間，承繼了前朝的制度、經濟及文化基礎，再加上唐高祖李淵在位九年的平穩過渡，貞觀盛世如此順勢浮現。
另一方面，太宗個人的魄力，具有清晰的治國理念，他改良制度而發揮功效，善用人才而建立鼎盛的治國團隊，自制恰到好處，不霸道又不旁落。貞觀之治既是順勢而來，也是個人創舉。
唐太宗李世民，《貞觀政要》評其亘古而來，未之有也，《新唐書》贊歎至治之君，不世出也。貞觀盛世，當然有被美化之嫌，如全國全年隻得三十位死囚，實在太平得令人疑惑。但 話說回來，太宗時期的安居樂業确實被普遍公認。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是隋唐盛世的展現者，貞觀之治被後世所稱道，被視古代君主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