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俠夜書房
【巴金《随想錄》見聞雜記】續一
我曾供職十七年的《深圳商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創刊時立志成為立足深圳、面向全球、與經濟特區地位相稱的财經報紙，無奈誕生不久，一波三折，停刊又複刊，先是“政府機關報”，後又加入報業集團，三十多年間功能定位幾經變更，迄今始終未變的，大概隻有“深圳商報”四個字了。
雖名為“商報”，但其版面上的文化報道與文藝副刊卻一直很出色，起碼新冠疫情前是這樣。而1995年至2015年期間，巴金，則是商封包化版面上出現次數最多的作家名字之一，相關文章與專題所占版面數量也最多，沒有之一。現在回想起“文化廣場”刊發巴老新文章、策劃“晚年巴金”、“百年巴金”與巴金去世等專題的日子，心裡依然有當年激情燃燒的餘溫。
《深圳商報》開始報道與巴金有關的新聞，始自1995年1月23日。那一天報紙的第5版，登載了樓乘震報道上海“希望在行動”義拍賣的文字稿，其中提到巴金捐獻的簽名本《随想錄》拍到了３萬元。
1995年9月3日，《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周刊創刊。到了11月5日那期，我們已經可以宣布将陸續刊發巴金先生新作了。我的“編者按”這樣寫：
1987年，著名作家巴金積8年之力寫完一部講真話的大書《随想錄》。在三聯版《合訂本新記》中，巴金老人因一時激憤曾說“我寫好150篇‘随想’就聲明‘擱筆’，這合訂本的‘新記’可能是我的最後一篇文章”。如今8年過去，使國人感到欣慰的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對人類熾熱的愛，使老人無法真正放下手中的筆”，于是我們仍不斷地讀到巴老飽蘸心血、帶病疾書的真話。在今年3月出版的《再思錄》中，巴老更明言“這并不是最後的話”，他相信自己“還有機會拿起筆”。 今天獻給各位讀者的，正是巴老的新作。這是一組巴老為《巴金譯文全集》三卷本寫下的三篇跋文，今天先刊載第一篇，其餘兩篇陸續在《文化廣場·讀書人》版刊出。文章标題由編者拟定，未及征詢老人意見，特此說明。 在此，本刊編者願同各位讀者朋友一道，遙祝巴金老人健康長壽。
那一期的“編讀劄記”，我寫的是《“當初應該愛你”》。當時《顧準文集》正火，我的“董橋體編者的話”于是從顧準說起：
那天晚上讀《顧準文集》，一種很遺憾的心情徑自沉下去，千呼萬喚也浮不上語辭的表面。電視裡傳來趙傳的歌，“很醜”的歌星在唱一首新歌，名字是《當初應該愛你》。是的，當初應該愛你，當初人們應該愛顧準，當國中國應該愛顧準……确是“相遇太遲，分手太早”，朱學勤則說是“人們痛惜顧準去世太早，得到了解太晚”，一個意思。朱學勤在他的論文序言裡說：《顧準文集》是“當時被排斥在主流學術界之外，一個優秀思想家寫給抽屜而不是寫給出版社的思想手記”，他說他的博士論文“費三十萬言所想說明而且不一定能說明的内容”，卻已被顧準二十年前用三言兩語點破，“面對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覺，我不能不肅然起敬”。
“文化廣場”創辦之初，贊賞和批評的聲音都很多，其中一個焦點是說内容過于“雅”，做不到“雅俗共賞”。我實在也不知如何做到雅俗共賞，隻好自己在寫“編讀劄記”時，引用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詞。《“當初應該愛你”》說完了顧準說巴金，穿插其中的直接引語，都是趙傳《當初應該愛你》裡的歌詞，今天讀來，頗覺突兀與瑣碎，說“随俗”則有之，說“通俗”則未必。我寫道：
……正準備組織文章向讀者推介顧準時，上海傳來了巴金老人的新作。巴老8年前出了一部說真話的大書《随想錄》之後，曾宣布“封筆”，但他終于沒有在說真話的路上停下來。《随想錄》之後又有《再思錄》。“我閉上眼睛，假裝我可以忘記”，巴金老人不肯“假裝可以忘記”，他說“我有聲音，就不會沉默。聲音啞了，我還會使用顫抖得厲害的手……因為“流下的眼淚騙不了自己”。 總不能若幹年後再對巴金唱“當初應該愛你”吧！隻識《家》、《春》、《秋》，不知《随想錄》、《再思錄》，便不懂作為思想家的巴金……
我覺得和《文彙讀書周報》一樣直接用“《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代跋”做标題，太不親近深圳的讀者了，是以我将原題做副題，另起了一個文章正題——《感謝與紀念》。見報後未聞上海方面有反對聲音，以後兩篇我就都如法炮制了。
這篇文章巴老完成于1995年7月19日，文中他談他翻譯的克魯泡特金《我的自傳》的版本，也談自己翻譯此書的經過。我讀着讀着就覺得巴老晚年一直在“随想”，從來未停止：
《自傳》以各種版本問世，一晃就是60多年。我常常記起過去一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想到久别的朋友，……忽然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記起來了，我的眼前出現了過去的生活，遠去了的朋友。 一張大大的圓臉，一連串朗朗的笑聲，坦率、真誠，他對人講話，仿佛把心也給了别人似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從讀者成為我的朋友，從投稿人成為出版社的主要翻譯者。他走上翻譯道路，我鼓勵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譯文送到讀者手裡。他熱愛翻譯，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間受虐待的惡劣條件下，他仍然堅持翻譯契诃夫全集，他讓中國讀者懂得熱愛那位反對庸俗的俄羅斯作家。他為翻譯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獻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譯家這個稱号。 “文革”後他看見我忙忙碌碌，曾經對我說：“你翻譯工作搞不完，我接着給你搞。”他很有信心，我也相信他，我比他年長12歲，我以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頭。他熱愛文學，淡泊名利，我們趣味相同，我也願意接受他的幫助。誰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麼快，不給我一點時間，表示了解，更不用說我的感謝了。不然的話，現在“譯文全集”編成首卷問世的時候，我會感到輕松。當初他離開人世的時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這個噩耗，今天我将這卷書獻給他——翻譯家汝龍，作為對他的紀念。
有時我想，雖然《随想錄》寫作計劃1986年巴老宣布已經完成，可以封筆了，但他既然沒有封筆，那他之後幾乎所有的文字其實都可以算作《随想錄》的一部分。巴金先生的晚年，适逢改革開放時代，卻是他自己的“随想錄時代”。全球有“大中華”，巴金有“大随想錄”。
胡洪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