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殷墟王陵始建于洹北商城時期，是洹北商城始建之時都邑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的考古發現仍說明殷墟王陵廢棄于西周早期，這與周革殷命的政治政策有關。王陵東區大量祭祀坑的年代為殷墟早期，特别是武丁時期，大規模祭祀是“武丁中興”重要的政治舉措。以婦好為代表的諸多王族成員死後仍葬于宮殿宗廟區，反映出當時的族邑理念。
殷墟王陵發現、發掘于1934~1935年的殷墟第10至12次考古發掘[1]，20世紀50~80年代進行過規模不等的勘探與發掘[2]，均取得重要收獲。2021年，王陵及周邊區域“發現的遺迹有圍溝、幹道的路溝、墓葬、祭祀坑、房址、灰坑”，“新發現460座以上（祭祀坑）”，“在王陵區西南部探明1處遺址，遺迹分布密集，發掘确認為西周早期遺址，面積超過4萬平方米”[3]。特别是東西并列圍繞着王陵及祭祀坑的圍溝的發現（圖一[4]），極大地改變了以前對于王陵格局的認知。
圖一 殷墟王陵區平面圖
自殷墟王陵發現之日起，學者們就圍繞着王陵的布局、年代、性質等諸多問題展開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些問題至今懸而未決。本文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再讨論四個與殷墟王陵相關的問題。
一、王陵始建年代問題
殷墟王陵開中國古代王陵制度之先河，是殷代禮制的集中展現，是商代王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修築規模如此龐大的王陵需要組織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是國家意志的展現。那麼是什麼動因促使晚商王族決定修築王陵呢？
自殷墟王陵發現、發掘之時始，其始建與廢棄問題就是學者們關注研究的焦點。而研究此問題與殷墟考古學文化年代架構的建立與細化是分不開的。20世紀50~60年代，以鄒衡[5]、鄭振香[6]為代表的專家學者，采用地層學、類型學方法，系統研究殷墟文化分期，并結合甲骨文、金文等文獻材料，把殷墟文化分期與商王世系結合起來，至80年代，建立并完善了殷墟文化分期方案。
殷墟文化分期的逐漸建立，為殷墟王陵年代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各位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也充分運用了王陵區發掘資料。但王陵均被多次嚴重盜掘，出土的遺物極少，給高度依賴器物進行的類型學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困難，也令學界産生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現象，不過多數學者認為M1001為武丁之墓。以此為界，在王陵區内是否有武丁的父輩先王盤庚、小辛、小乙之墓，也就是殷墟王陵的始建年代問題，成了大家争論的焦點。90年代之前，楊錫璋關于殷墟王陵的研究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他認為“西北岡的王陵墓是從武丁開始的”[7]；曹定雲則認為，殷墟早期王陵并非位于王陵區内，而是在後岡[8]；不過也有些學者認為王陵區内有商王盤庚、小辛、小乙之墓[9]。
1999年，随着洹北商城的發現與發掘，關于殷墟文化一期，特别是其早段的文化特征與性質迅速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其原因是該研究與洹北商城的年代與性質直接相關。1980年代，随着洹北三家莊墓葬[10]以及小屯宮殿宗廟區87H1的發掘[11]，鄭振香[12]提出其年代早于殷墟一期晚段，相當于殷墟一期早段。洹北商城發現之先，高炜、楊錫璋就撰文指出，其為盤庚遷殷之地[13]。随後也有學者贊同此說[14]，但也有學者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應是河亶甲居相之所[15]。正是在這一大的學術背景之下，王陵西區78AHBM1的年代問題再次引起關注。鄭振香[16]、楊寶成[17]都曾指出，該墓年代屬殷墟一期早段，早于王陵大墓M1001或武丁時期。唐際根指出：“墓主完全有可能是洹北商城時期的一位王室成員，甚至不排除是洹北商城時期的一位國王”，“王陵區早在洹北商城時期便已啟用”，“該墓便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座商王朝王陵”[18]，朱鳳瀚也認為“這是有可能的”，“洹北商城的發現，使西北岡王墓的年代上限有了提升的依據”[19]，魏凱把王陵東區兩墓道的中字形墓M1129和M1443與78AHBM1的年代定為殷墟一期早段，“即洹北商城晚期”，但他推測M1129，M1443分别對應于商王小辛和小乙，而78AHBM1為進階貴族[20]。王祁也認為“西北崗王陵區可能有早于武丁時期的商王墓，而78AHBM1的年代可能已經進入洹北晚期，是以78AHBM1最可能是小乙之墓”[21]。
筆者也曾從聚落考古角度撰文指出：“王陵與洹北商城郭城西牆相距約1400米。王陵與洹北商城呈東西并列之勢，王陵對應的是郭城南部，郭城南部三分線向西延長線與王陵東環壕北段十分接近。”“城邑與王陵東西并列的布局方式是有意規劃的結果，特别是王陵與宮城核心區東、西相呼應，這應不是巧合。78AHBM1是目前所知最早王墓或高等級的王室成員墓葬。但從其出土的牌形笄首的骨笄分析，78AHBM1的年代不屬洹北商城早期，而是洹北商城晚期，甚至再晚一點。因為截止目前在洹北商城晚期制骨作坊區内尚未發現這種牌形笄首的骨笄殘次品。那麼洹北商城早期有沒有國王去世，是否葬于王陵區，這有待于今後進一步的考古勘探、發掘與研究。”[22]
綜上可知，因為洹北商城的發現，殷墟文化分期進一步細化，在研究洹北商城年代與性質的同時，學者們也關注到這一時期的王陵問題。雖然仍有分歧，但多數學者認為王陵與洹北商城有一定關系，即王陵的始建年代到了洹北商城時期。
如果王陵始建于洹北商城時期，那麼其修築的動因是什麼呢？
洹北商城年代可明确分為早、晚兩期，從近些年來洹北商城考古發掘來看，其早、晚期一直在延續，作為都城的性質應該沒有改變。大型宮殿建築附近大量的被火焚燒的建築構件也充分表明洹北商城毀于火災。如果按照考古學年代分期估算，洹北商城持續了50年左右。唐際根認為洹北商城屬商代中期，據文獻記載，此階段的商王朝内憂外患不斷，屢遷都城可能是商王解決困境的方法之一。至盤庚一輩商王時，距湯王已二百餘年。王族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減弱導緻内外紛争不斷，其解決之道則為尊奉先祖。筆者認為，這是商代中期率先确立王陵制度的根本原因。此後王陵制度的不斷改進與完善，特别是武丁之時王陵制度的确立，應當都是由于這一原因。
武丁之時徹底扭轉困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全面發展，中國青銅文明達到了頂峰，史稱“武丁中興”。武丁是前輩先王改革的繼承者與推動者，從考古研究成果和甲骨文記載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武丁對祭祀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祭祀規模之大，類型之多，頻率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祭祀的對象是祖先與神靈，祭祀的目的是要喚醒王族成員同根同族的認識，以祖先與神靈之名推動改革的順利推行。作為血緣最近的父輩、祖輩先王是首先求助與祭祀的對象。王室宗廟與王陵自然成為最重要的祭祀場所。
M1001王陵大墓多被認為是武丁之墓，與稍早的78AHBM1相比，辨別王陵的墓道變為四條，墓室面積（以墓口計算）更是由41平方米增至314平方米。此時王陵東區祭祀坑已大規模投入使用，能夠判定年代的祭祀坑以殷墟早期的居多（詳見下文）。至此，王陵制度最終确立下來。
二、王陵盜毀年代問題
周武王滅商之後，殷墟還持續了一段時間，這一段時間也可視為後殷墟時代殷墟的廢棄化過程。随着考古發掘資料的增多，考古研究的細化與深入，商末周初這個時間段内的文化内涵也逐漸引起了學者的高度關注，年代辨析[23]、手工業[24]、文化内涵[25]、墓葬[26]等研究均取得重大進展。殷墟王陵被盜毀的最早年代問題自然也就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
發掘之時，學者們就注意到殷墟王陵被盜毀，被發掘者稱之為早盜坑或翻葬坑的年代“距埋葬之後很近”[27]，楊寶成、楊錫璋曾認為84AWBM260早期盜掘的時間“約在商末周初”[28]。2010年，井中偉率先對王陵區早期盜掘坑的年代進行了系統論證，随即引起多位學者跟進。歸納來看，井中偉[29]、何毓靈[30]、趙俊傑[31]認為王陵于西周早期被盜；張敏[32]認為應晚于西周早期晚段，西周中期的可能性很大；李宏飛認為早期盜掘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33]，牛世山認為被盜于春秋時期[34]。實際上學者就相關陶器年代的判定沒有太大差别，而是對王陵周邊灰坑、墓葬等與早盜坑的先後關系，早盜坑回填方式等有不同的認識，造成不同認識的原因也與早年發掘水準、資料公布情況等有很大的關系。
筆者目前仍認為殷墟王陵被盜于西周初年，這是一種國家集體行為，而不是簡單的盜墓。2021年殷墟王陵勘探與發掘取得重大成果，不僅新發現了460餘座祭祀坑和東、西圍溝，還“鑽探、發掘确認王陵區西南部一帶有西周早期遺址，遺迹分布密集，面積超過4萬平方米，這是殷墟範圍内發現的面積最大的一處西周遺址”[35]。
王陵是商王朝的神聖之地，殷墟時期，王陵範圍内，除了大墓與祭祀坑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灰坑、水井、窖穴等代表普通居民生産、生活的遺存。王陵區西南部大型西周早期遺址的發現，以及打破78AHBM1的大灰坑均表明，王陵的神聖性此時已不複存在，這裡已淪為普通的聚落。李宏飛曾認為王陵周邊的西周墓葬為殷遺民之墓，趙俊傑予以反駁。從“神聖性”角度來看，即便國家已滅，殷遺民專門在其先祖陵區上生産、生活，甚至是破壞大墓的可能性也不大，最有可能是周人。除了王陵區外，在孝民屯鑄銅作坊遺址[36]、劉家莊北地遺址[37]也發現有西周早期的墓葬，其随葬品組合是典型的陶鬲、簋、罐，而非如唐際根等所論證的殷墟文化第四期第五小段（已進入西周初年）仍以陶觚、爵為主的墓葬陶器組合，筆者認為這些仍沿用殷人葬俗的墓葬，其墓主才是殷遺民。西周早期，周人墓葬分布于王陵區、孝民屯與苗圃北地鑄銅作坊附近，“其意圖十分明顯：監督青銅工業繼續生産”，“早中期西周遺存出現在殷墟王陵區，一定與破壞殷王室墓葬、掘取王室财物、打擊殷遺民心理有極大關系”[38]。
多位學者都認為如此大規模的盜毀王陵不可能在短時間内完成，一定是長期的集體行為，如果再加上盜毀王陵以外大量的高等級貴族墓，無論是哪一撥人，都會留下相應的遺存。牛世山推測王陵最早被盜于春秋時期，“主導盜挖可能為狄人”[39]。但截止目前殷墟遺址範圍内，少量呈點狀分布的西周遺存之後，幾乎未見春秋時期的遺迹、遺物，直到戰國時期殷墟範圍内遺址、墓葬才逐漸增多。如果真是春秋時期的狄人所為，一定會留下蛛絲馬迹。
三、祭祀坑年代問題
除了王陵大墓外，王陵區另一類主體遺存就是大量祭祀坑（包括部分小墓）。祭祀坑的發掘主要有：1934~1935年殷墟第10至12次發掘期間，發現了1221座祭祀坑（部分為陪葬墓），其中東區1117座，西區104座[40]，東區祭祀坑主要集中在M1400以西、以北，西區祭祀坑主要集中在大墓附近；1950年，在武官大墓南部清理了26座祭祀坑[41]；1959年春，在武官大墓南清理了10座祭祀坑，1座長方豎穴墓[42]，1976年春，在M1400和武官大墓南鑽探出250座祭祀坑，清理了其中的191座（包括1959年清理的10座）[43]，1978年春在M1550東南發掘了40座祭祀坑，大部分坑中埋馬[44]；1984年冬，在1976年發掘區南不遠處清理了4座小墓，其中3座是祭祀坑[45]；2021~2022年，王陵公園東牆外東西110米寬的範圍内，新發現祭祀坑460座以上，已清理了40座；在1978年發掘的祭祀坑以南又探出2排多座方形口坑，其之南有一座3米左右的方坑，還有一座長28、寬6米的長方形坑，都探出粗大的骨骼[46]。
截止目前，王陵祭祀坑總數已超過3000座，已清理發掘1522座。有學者對其形狀、分布、内涵與性質等進行了系統地研究并指出：“除了分布在大墓附近的一些外，都集中而有規律地排列着。墓坑大多是長方豎穴形的，小部分是方形的。方形坑都成組成片的分布在長方豎穴坑的中間。”“這些密集排列在一起的坑，可據其坑口的大小、方向、深度、坑内埋葬的内容、骨架的姿勢、骨架的數量及坑間的距離等分成不同的組。有的一排坑一組，有的幾排坑一組……一組坑的數量可以有一個至幾十個不等，同一組坑可能是屬于同一祭祀活動的。”“除少數是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祭祀坑内的埋葬，可分人坑、動物坑及器物坑三類。”“從西北岡大量的祭祀坑的分布、排列和分組情況看，祭祀是在不同時期進行的，祭祀坑也并不全是分屬于某些大墓的……西北岡東區應是商王室用于祭祀其先祖的一個公共祭祀場地。”[47]但關于祭祀坑的年代語焉不詳。理想狀态下，如果能夠成組成片地了解祭祀坑的年代，那麼對于祭祀坑形成的順序，每次的規模，甚至與大墓的對應關系等問題都能帶來突破。但事與願違，關于祭祀坑的年代，至今仍是難題。用考古學方法判斷祭祀坑的年代，主要依據祭祀坑的地層關系及其坑内出土遺物。但這些祭祀坑規劃整齊，排列有序，少有打破關系，坑裡主要是人和動物骨骼，而不見陶器、銅器等年代學序列完整、清楚的器物。不過随着研究的深入，資料的公布以及新考古發掘工作的進行，解決祭祀坑年代問題仍有希望。
史語所當年發掘的一千餘座祭祀坑材料至今尚未正式全面發表，這批祭祀坑中有80座專門随葬銅刀、銅斧和砺石（《安陽發掘簡史》圖四上僅辨別出67座刀斧葬的位置），高去尋曾對其進行研究，關于這批祭祀坑的資訊，也多來自于《刀斧葬中的銅刀》一文[48]，這些被其稱之為“刀斧葬”的祭祀坑“并沒有集中在一個地點而是分散在若幹地方的小墓群中，有的幾個刀斧葬自己排成東西式的行列，有的則與其他的小墓合成一行列”，它們與其他祭祀坑沒有太大的差別，隻是“幾乎完全以銅刀銅斧砺石三種器物為殉葬品”，“80個‘刀斧葬’中有73個墓都有刀斧砺石的随葬，有7個墓則都僅有刀斧而無砺石。以每坑10刀10斧10砺石之墓最普遍”，“可以推定‘刀斧葬’中通常所埋葬者為頭俯置之人十人，每人佩帶一刀一斧一砺”。
關于刀斧葬中銅刀的時代，陳夢家曾把其殷墟銅刀分為早中晚三期，但對這三期的總年代，卻認為“發掘品不能遲于帝辛的時代，它似乎經曆大約百年的發展，是以暫定這三期的邊刃器的時代為當紀元前的十一世紀，即紀元前1027-1100，或許稍早一點”[49]。高去尋對此表示懷疑，他認為刀斧葬的年代“大概包括在自祖甲或稍前以至帝辛的一段時期之内”，但也承認，“各墓間比較早晚的問題，則須各墓分組的關系及各墓銅刀與銅斧砺石聯系的關系都研究清楚之後，或許可能有論斷，目下隻有慎言其餘了”[50]。
随着殷墟考古發掘資料的不斷豐富和研究的不斷深入，關于殷墟銅刀及相關問題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進展。利用新出土的材料，劉一曼對殷墟青銅刀進行了系統研究，雖未專門研究王陵祭祀坑銅刀的年代，但從其對刀斧葬中銅刀的類型及分期研究可以看出，這些銅刀的年代屬于早期（殷墟文化一、二期）和中期（殷墟文化三期），而未見晚期（殷墟文化四期）的銅刀[51]。
朱鳳瀚在讨論北方族群與商人聯系的文章中讨論了王陵區的“刀斧葬”中的銅刀和斧，并認為“刀斧葬”的年代不晚于殷墟文化二期[52]。同時，他還對王陵區以外殷墟其他區域出土的北方青銅器進行了系統梳理，認為“其多數屬于殷墟文化一期偏晚至二期即武丁早期至祖甲時期”，出現的原因當與甲骨文所記載的武丁時期對北方各族群的頻繁戰争有關。
韓金秋也認為，刀斧葬的年代可依出土銅刀與年代明确銅刀的比較而定，其年代為殷墟二期，相當于武丁晚期。殷墟早期，即武丁在位時期，正是商與西北發生大規模戰争時期，刀斧葬中的人牲來源應是戰俘，從都伴出管銎斧看，人牲都應來自北方，以管銎斧（钺）為兵器[53]。
綜合諸家觀點可知，80座“刀斧葬”的年代主要為殷墟早期。考慮到“刀斧葬”并非集中分布在一起，而是與其他祭祀坑成組、成排的特征可知，與刀斧葬成組、成排分布的其他祭祀坑與刀斧葬是同一次祭祀形成的，換句話說，它們的年代也是一緻的。
1950年之後發掘的随葬典型青銅器及陶器的祭祀坑或小墓的年代均相對明确。1959年春發掘的武官M1是典型的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墓葬[54]；1976年春清理的191座祭祀坑[55]，東西向的坑疊壓在南北向的坑上，結合東西向M12、M238、M239出土的陶器、銅器推測，東西向的坑屬殷墟第二期；而南北向的坑據M137及59武官M1判斷可能屬殷墟一期。“總而言之，這次發掘的祭祀坑均屬殷墟前期”[56]，1978年春發掘的40座祭祀坑大部分坑中埋馬。發掘者從地層關系判斷絕大多數祭祀坑的年代屬殷墟文化的早期，且早期的11組36坑中用牲數量很大，僅一次祭祀，就用馬多達44匹[57]；1984年冬發掘的傳出司母戊大鼎的M260及其東側40米的M259年代均為殷墟文化二期，其中M260墓道南口打破了祭祀坑M262、M263，墓道東北部打破祭祀坑M169[58]，顯然三者的年代不晚于殷墟文化二期；2021至2022年已清理了40座，其中随葬青銅器、陶器的祭祀坑“時代明确，都是殷墟二期早段，年代與婦好墓大緻同時”[59]。
綜上所述，截止目前王陵東區已發掘祭祀坑（或小墓）中，能夠判斷其年代的，基本都屬殷墟早期，且集中于殷墟二期，主要對應于商王武丁時期，這不應是偶爾現象。從祭祀坑成組、成排等特征可判斷為同一次祭祀行為，按着如此“系聯”之法，那麼屬于殷墟早期的祭祀坑數量是相當大的。與王陵始建相一緻，武丁時期王陵制度的重大變革同樣反映在祭祀制度上。而早于武丁晚期的59武官M1、78年發掘的動物祭祀坑等也表明在始建王陵的同時或不久以後，祭祀活動也已開展，隻是到武丁之時達到了頂峰。
四、王後陵墓問題
王陵區目前發現四條墓道的大墓8座（西區7座，東區1座），兩條墓道大墓3座（均位于東區），一條墓道大墓2座（東、西區各1座），未完工的“假大墓”1座（位于西區），共14座。從盤庚至帝辛共8代12王，如果帝辛未葬入王陵（有學者認為未完工的假大墓M1567就是帝辛之墓），那麼應有11王葬入王陵，13座大墓中還剩2座應該是王室成員或高等級貴族。東區的M260因出土了司母戊大鼎，因而一些學者認為墓主或為武丁之配偶妣戊[60]，尚有1座不明是何人之墓。
周祭蔔辭中記錄了盤庚遷殷之後，從小乙至文丁6位直系先王的配偶，分别為小乙之配妣庚，武丁之配妣戊、妣辛、妣癸，祖甲之配妣戊，康丁之配妣辛，武乙之配妣戊，文丁之配妣癸。而盤庚、小辛、祖庚、廪辛、帝乙、帝辛之配未見記載。商王“多妻制”，甲骨周祭制度中記載的王後多為下一任商王之母，可以想見未記載的商王王後或妃的數量應遠多于記載的。目前已知的王陵大墓顯然不包括所有王後或王妃，即便是從盤庚至文丁6位直系先王的配偶也未發現全部都在王陵區内。那麼，這些人又會葬于何處呢？
甲骨文、金文中多次提到大邑商、天邑商，其含義可以泛指商王朝，也可以确指殷墟都城或王畿地區。大邑商的社會組織、國家形态等始終是考古學、曆史學研究的核心，嚴志斌曾對此進行了很好的總結[61]。1979年，楊寶成、楊錫璋通過對殷墟西區近千座墓葬，特别是青銅器銘文的研究指出，殷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62]；1995年鄭若葵首次探讨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提出“大凡有殷代墓群出現的地方，都可能同時是某一族邑的所在地”，殷都城市的布局，是一種由若幹族邑圍繞王族邑分布而成的大邑布局[63]。此研究極大地推動了殷墟都邑布局研究，此後多位學者對其進行了豐富與完善，雷興山等學者系統深入研究了商周時期“居葬合一”的社會結構[65]，得到一些學者的肯定[66]。
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嚴志斌結合殷墟手工業作坊居住、生産與埋葬共存的現象認為，“工、居、葬合一”的工業作坊區模式是殷墟都城内的主要聚落形态及基層社會組織，工業作坊區在商王族（包括多子族）控制下，以超血緣關系的人群從事手工業生産活動，是殷墟作為晚商都城差別于其他次一級聚落的重要特征[67]。
無論都城之内是衆多族邑，還是“工、居、葬合一”的工業作坊區，作為以統治與管理為主要職責的王族，主要活動于宮殿宗廟區内，大量宮殿建築、窖穴、水井、灰坑的發現以及幾乎所有刻辭甲骨等的記載也充分證明這一點。那麼，除了國王葬于王陵區，王族其他成員死後葬于何處？1976年在宮殿宗廟區西部發掘的婦好墓[68]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研究表明婦好即武丁之配妣辛，作為武丁之配，死後并未與武丁一起埋葬于王陵區内，而是葬于宮殿區内，這充分說明，王陵制度設計之初，并不允許王後葬于王陵，而是葬于王族的族邑即宮殿宗廟區内。
很多人對宮殿宗廟區有一點誤解，以為主要是宮殿建築等遺存，實際并非如此。嶽洪彬等對宮殿宗廟區内的墓葬群進行了很好的梳理與研究[69]，宮殿宗廟區内不僅有婦好墓、亞長墓、子漁墓等高等級的王室和貴族墓，更多的是面積不足4平方米的小型墓，甚至有灰坑葬。“這些葬于宮廟區的墓葬，規模有大有小，且中型墓和小型墓的比例與大司空、孝民屯、白家墳等地所見大緻相同”，“商人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王族成員當亦如此，宮廟區内墓葬的墓主人大部分應是王族成員”，“在殷墟都邑内，每個宗族内部都形成了相當穩定的金字塔形等級關系，王族内成員也是如此”，“多數等級較低的王族成員不能葬在王陵區，而是葬在他們的族居地，即小屯宮廟區内”。上述論斷可謂真知灼見。
雖然自1928年開始就在宮殿宗廟區進行發掘，但截止目前對宮殿宗廟區布局的認識還相當有限。就其範圍來說，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間。2004年開始，陸續在宮殿宗廟區開展的勘探與發掘表明[70]，宮殿宗廟區内不僅有規模巨大的池苑，而且其範圍也不僅僅局限于原來所認知的以所謂的“防禦溝”為界。“在殷墟二、三期之際，随着王室成員的不斷增多，宮廟區的規模也不斷擴大，作為宮廟區防禦設施的大灰溝廢棄，局部被不斷填平，宮廟區向大灰溝以外擴充至四盤磨村東。”[71]2004年，在小屯西地發掘的雙墓道大墓及夯土建築也證明了這一點[72]。
受考古工作的局限，我們對宮殿宗廟區的認識還相當有限，但已有的證據已充分說明，在宮殿宗廟區還應有大量的王族墓葬，這其中就包括數量衆多的王後或妃等，把其葬于宮殿宗廟區内，正符合當時“聚族而葬”的理念或制度，如果王陵區M260墓主為妣戊（武丁或祖甲之配），那麼其葬于王陵反屬不尋常之事，而婦好葬于宮殿宗廟區内則屬正常。
五、結 語
本文就王陵的始建與廢棄年代、祭祀坑年代以及與國王陵墓相關的王後陵墓問題進行了梳理。雖然這四個問題隻是殷墟王陵研究諸多問題的一部分，但實際上與洹北商城與殷墟年代、性質與布局等研究息息相關，也與中、晚商時期的族邑結構、社會形态、墓葬制度、社會禮制等問題互相關聯。
本文認為王陵制度發端于洹北商城時期，這是解決當時内憂外患困局，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更是武丁時期一系列重大政治舉措的一部分。武丁之後，王陵制度得以延續，稍有變化的是，作為公共祭祀場所的王陵東區内，祭祀坑的數量大大減少，這說明武丁之後王陵區内的祭祀活動也大大減少，這也與甲骨文獻關于祭祀活動的記載相一緻。
周革殷命之際，殷墟王陵迎來了終結之時。周人毀壞商王室陵墓，其目的不僅是擷取陵墓之内大量象征王權、禮制的珍貴器物，更是從根本上剪滅殷人複辟的欲望，這些在周公二次東征時最為明顯。
殷墟宮殿宗廟區作為王族聚集之地，如這一時期其他族邑一樣，王族成員死後也會埋葬于宮殿宗廟區内，正如婦好那樣，這才是當時最為普遍的觀念。迄今尚不知兩周時期王陵如何布局，從兩周時期的諸侯王墓地來看，王與王後已同在一個墓地，不過這并不能就此證明兩周時期周王與王後也葬于同一墓地，實情還有待于今後的考古工作。
上述四個問題的讨論，肯定不是最終的答案，也更需要今後持續不斷地深入發現與研究。注釋
[1]a.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1001号大墓、1002号大墓、1003号大墓、1004号大墓、1217号大墓、1500号大墓、1550号大墓、1129、1400、1443号大墓[M].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5、1967、1970、1968、1974、197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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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毓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與文物》2024年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