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川，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援計劃”入選者，教育部曆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兼任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古都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西南地區經濟社會史，尤其是西藏曆史。此文原載于《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釋出時有删減。
筆者：《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與西藏政局研究（1940——1944）》是您在2013年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近期又開始對戴新三《拉薩日記》的整理與研究，您的一系列研究展現了一貫性——即以邊疆民族史和重要人物史為切入點來研究曆史的程序和社會的發展，能否介紹一下相關研究情況？
王川：《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與西藏政局研究（1940——1944）》是對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在1940年至1944年的整體性研究。在此期間，我發表了《孔慶宗時期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對在藏漢人的管轄及其意義》《民國中期孔慶宗負責時代駐藏辦事處内部人事設定及其影響（1940——1944）》《“藏警案”及其對國民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的影響》，為他引多次。而後，我開始對新發現的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第二科科長戴新三《拉薩日記》進行整理、研究與著書，曆經十年而完成，系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中層幹部”科長個案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屬整體視角下的個案研究。
《拉薩日記》為戴新三駐藏期間所撰，是近年發現的關于民國時期邊疆治理的珍貴文獻。戴新三駐藏工作期間，就個人之所曆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所感，堅持逐日記載，形成了兼雜公私事務的個人日記。現存《日記》的記載，從1942年10月到1944年12月，跨越兩年兩個月，合計774日。原稿首頁分别有戴氏手書《拉薩日記》（二）、《拉薩日記》（三）字樣，暫未發現《拉薩日記》（一）。
通過對《拉薩日記》的整理與研究，可挖掘許多重要曆史史實：首先，有關維護國家主權的記載，是駐藏辦事處代表中央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強化治權有力宣示的曆史見證，行政機構的設立和官員任命派遣，是國家主權物化的展現；其次，有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團結的記載，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生動、鮮活而堅實的曆史依據。例如日記所載各種公私宴請頗多，此種宴請，是彼此對文化、習俗、飲食、娛樂等的吸收，是當時文化交融的展現。還有對北京、陝西、四川、雲南等地商人在拉薩設立商号，往返各地經營商業；中央政府西藏僧俗官民于重大事件時為中央政府誦經慶祝、祈福；漢藏通婚，辦事處秘書華寄天、駐藏人員顔俊、羅堅、蕭崇清等，漢商張克昌等，均在拉薩娶藏族女子為妻等記載。再有記載漢僧到拉薩學習佛法與活佛喇嘛赴内地傳法，記載了甘丹赤巴“向極傾慕中央”“頗有赴内地傳法之志願”，是西藏宗教勢力認同中央之有力證據。
再次，有關駐藏辦事處、駐藏人員的記載，是戴新三駐藏時期駐藏辦事處這一機構組織與運作的最細微表述。有助于研究蒙藏委員會以及其駐藏辦事處、該時段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取向以及相應的幕後原因等；最後，關于駐藏人員日常公私生活的記載，有利于探讨駐藏官員藏事成效之原因，為新時代西藏工作提供了曆史經驗與參考。
基于以上研究，我發表了《民國時期戴新三著〈拉薩日記〉選注》《戴新三1943年〈拉薩日記〉選注整理與初步研究》《1940年代初期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職員的日常生活——以戴新三〈拉薩日記〉為中心》。這一系列研究文章，首先揭示了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運作的詳細情況。其次，清晰地展示出當時西藏藏族與漢族回族等兄弟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事實。這些基本史實，是駁斥國際上“西藏獨立”論調，并揭示之荒謬性的有力證據。故這一研究有利于從曆史史實的角度，向國際社會展示西藏地方的曆史地位及中央政府行使對藏主權與治權的合理合法性。最後，對于國民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的研究，為新時代西藏工作提供有益的曆史借鑒。
圖為王川2007年7月在四川省甘孜州丹巴縣中路鄉考察藏碉 王川供圖
筆者：《清代駐藏大臣漢文文獻整理與研究》是由您擔任首席專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并順利召開了開題論證會。請您簡要介紹該項目的選題意義及申報過程。
王川：駐藏大臣研究呈現以下特點：一是學術論文為主，系統論著不足；二是話題相對集中。無論在駐藏大臣制度抑或人物層面，相關探讨集中在傳統領域，随着相關概念界定已趨于共識，探讨空間日益縮小；三是缺乏與外界對話，據“全國藏學研究論文資料要目索引”和《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等相關資料，由于中外學者在清朝西藏曆史研究中有明顯的“為我所用”的價值取向，國内外學者在相關研究中缺少交流與對話。
在這一背景下，兼之我長期關注駐藏大臣制度的發展與流變，于是申報了這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目前，與黃維忠教授、曾國慶教授等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西藏民族大學、西藏大學等校的學者，正在共同積極推進這一研究。
筆者：衆所周知，西藏和四省涉藏州縣自古以來便是多元文化互動的重要區域，您的研究頻繁關注了地理格局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和與之帶來的文化交融的呈現。能否就此談一談您的了解與思考？
王川：青藏高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彙、接觸的區域，除藏族之外，還生活着漢族、蒙古族、普米族、納西族、門巴族、珞巴族、土族、羌族、彜族、白族等衆多世居民族，豐富的民族構成導緻了該區域文化互動的異常活躍。
我在2004年立項的第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西藏地區近現代民間宗教與信仰研究》，做的是西藏地方民間宗教信仰研究，如關公崇拜、财神廟、文昌信仰等。關公信仰與崇拜推動了漢、藏、滿、蒙古、錫伯等民族的文化交流，鞏固了彼此的認同感和共同的國家觀念。藏族聚居區及其他民族聚居區的關公崇拜及關帝廟，是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有力曆史見證。
2002年，我與霍巍教授、王曉松先生等參加川滇藏“茶馬古道”聯合科學考察。“茶馬古道”是中國曆史上内地農業地區和西部邊疆遊牧業地區之間進行以茶、馬為代表性商品的貿易而形成的商道。更為關鍵的是，這是中國學者自己提出的學術話語，我視為建立中國民族關系闡釋理論與體系的一種重要嘗試。
“藏羌彜走廊”是基于費孝通先生“藏彜走廊”概念的進一步擴充與闡釋，涵蓋了西部曆史上以藏羌彜系統的衆多民族（族群）先民為主體、縱貫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民族遷徙通道區。這一獨特的地理環境影響了走廊沿線各民族的文化；而在文化濡染之下的藏羌彜等各族人民，又在文化的指引下，局部改造并影響了當地的地理環境，進而創造出了多元的民族文化。而多元的民族文化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以文化為紐帶将各民族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為各民族的共同進步和地域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
《拉薩河畔60日——拉薩河流域的自然生态與人文景觀》一書封面 王川供圖
筆者：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在訪談的最後，您能否在此寄語青年學者？
王川：青年學者更是中國未來學術的希望。未來的學術，一定是中西交融、文明互鑒、科技與人文融通的學術。希望年輕學者，打好基礎，深思潛研，如太史公所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對于立志研究民族史、藏學的年輕學者而言，還應盡可能攻克一門甚至更多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利用多種史料加深對于文獻的解讀，了解“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對于史實的求真，對于跨文明的對話與互相了解，對于讀史閱世，一定是大有促進，極有益處的。（中國西藏網 文/姜淩志 袁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