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曆史上，最愛出巡的皇帝莫過于康熙與乾隆這對爺孫，其中，僅僅康熙自己，一生就曾經六次南巡。
康熙的南巡，包含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比如籠絡江南士人，巡視河道治理等，但在公務之餘，順帶着遊山玩水也是必然的事情。
而在這六次南巡中，康熙皇帝先後有四次，均住在了寵臣曹寅的家中。
皇帝住在臣子家裡，這在封建社會是一種無上的榮耀，但曹家在享受着這種榮耀的同時，也因為接駕導緻了自家的巨額虧空。
那麼，康熙皇帝知不知道曹家為了讓自己住得舒服，所産生的巨大耗費呢？他當然知道，但他為何還要多次住在曹家呢？其實很簡單，就是康熙皇帝早就替曹家想出了彌補虧空的辦法。
這個辦法說白了一點都不複雜，就是康熙皇帝默許曹寅以及其後人公開“撈錢”。
曹寅和康熙，屬于一個媽養大的孩子，兩個人的感情，從很小的時候就十分深厚，并且，曹家的祖上，也和愛新覺羅家族淵源極深。
根據史料記載，曹家與愛新覺羅家族搭上關系，還要追溯到明朝天啟年間。
當時，在東北沈陽中衛擔任指揮使的，是一個叫做曹錫遠的人，這個曹錫遠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在對抗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戰鬥中大敗并被俘虜，最終，他便選擇歸順了後金。
這個曹錫遠，就是曹寅的曾祖父。
與曹錫遠一同被努爾哈赤俘虜的，還有曹錫遠的兒子曹振彥，根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的記載，曹錫遠父子在歸順數年後，被編入了正白旗，成為了正白旗之下的包衣奴才，而當時，正白旗是歸多爾衮所轄，是以，曹家最早是多爾衮的家奴。
雖說身份是家奴，但由于當時的曹振彥年輕有為，并且機敏善戰，是以就受到了多爾衮的賞識，提拔其為旗鼓佐領，自此，曹振彥開始跟随多爾衮四處征戰。
公元1644年，多爾衮應吳三桂之請，率領清軍入關，并在山海關大敗李自成，這這場戰役中，曹振彥作為多爾衮的親軍首領，可以說是立功頗大，為清軍的順利入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是以，曹家也自此落了一個“從龍勳佐”的巨大功勞，也正因為如此，曹家開啟了顯赫百餘年的輝煌曆程。
在曹振彥之後，他的兒子曹玺在父輩的基礎上，繼續将曹家的輝煌推往高處，并且，曹玺還因為平定山西叛亂有功，在康熙二年時，升任江甯織造，任職周期一直維持到其病逝。
從曹家早期的經曆來看，他們是用了三代人，把曹家從降臣、家奴這樣的身份，轉變成了在清朝具有顯赫地位的家族，福蔭了其後人。
而到了曹寅這一代，曹家與皇室的關系則變得更加的緊密。
之是以緊密，是因為在康熙皇帝年幼時，其乳母正是曹寅的生母孫氏，這也就是為何說康熙和曹寅是一個媽養大的原因了。
除此之外，在康熙小時候，曾因為患上天花差一點小命不保，也是孫氏勞心費力，不分晝夜地照料康熙，最終才讓康熙得以恢複健康。
再加上康熙在少年時期，年齡和他差不多的曹寅是其貼身侍衛，是以，康熙皇帝對于曹寅，完全沒有拿他當下人看待，而是如同對自己的兄弟一般，
也正因為康熙皇帝的厚愛，曹寅在三十二歲時，就被委以重任，先是擔任蘇州織造，兩年後，又遷任江甯織造。
之是以說曹寅擔任江甯織造屬于“委以重任”，是因為這個職位在清朝時，着實是一個肥差，其具體負責的是為皇宮供應織品和綢緞，同時還負責采買各種禦用物品，說白了，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皇商”。
除了替皇家采辦物品之外，在曹寅就職期間，還常以密折向康熙報告各處及官員情況，充當康熙在南京的耳目。
不管是讓曹寅擔任江甯織造，還是讓其充當自己的耳目，這都說明了曹家在康熙的心中位置不一般，也正是因為這種不一般，康熙在南巡時住在曹家，一點也不奇怪。
畢竟曹家是自己人，曹寅還是自己的“兄弟”，住在這裡，康熙也睡得踏實。
康熙的駕臨，讓曹家人極為風光，但在風光的背後，曹家人也是蠻痛苦的。
康熙皇帝一生共南巡了六次，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最後一次是在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
而在這六次南巡中，康熙前後有四次，都住在了曹家。
當然，曹家對于康熙皇帝的駕臨，是持求之不得的态度的，畢竟在古代封建社會，一個皇帝能來到一個臣子的家裡，那可以說是無上的榮耀。
是以，在接駕康熙皇帝時，曹家可以說是傾其所有。
之是以說曹家要傾其所有，是因為每接駕一次的耗費，那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這其中的花費，包括康熙皇帝本人的吃穿用度，以及其身邊服侍他的太監宮女的打賞，加上随行人員每天的消耗，這一切算下來，所耗費的銀子何止百萬？
并且，康熙可是皇帝，不是一般的王公大臣，是以，所有涉及到接駕時用的東西，必須要是最好的，差一點都不行。
吃穿用度隻是所有花費中，占比較少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還有供康熙娛樂的項目，比如唱戲、雜耍等等。
另外，還有各地前來觐見康熙的官員，這些人來到之後，所産生的花費，也全都算在了曹家的身上。
這還不算完，在康熙第五次南巡時，曹家還斥巨資，專門為康熙修建了一座行宮，名為“寶塔灣行宮”。
這一切的一切加起來，其花費都堪稱恐怖，并且最重要的是，如此巨額的花費還不止一次，前後多達四次。
雖說曹家自打曹寅的父親曹玺這一代開始，就已經是朝中的一品大員，并且，曹玺也幹了近二十年的江甯織造，再加上曹寅也在江甯織造的任上積攢下了不少錢财，但再多的錢，也架不住這樣花啊。
是以，曹家在這種花錢如流水的接駕中，逐漸把家底兒花空，但即便是家裡的錢花完，也不能讓在接駕康熙皇帝時，有一丁點的不周到。
那麼，該怎麼辦呢？為此，曹寅沒少想辦法。
根據史料記載，在康熙四十年前後，曹寅在偶然間，注意到了販銅是個好買賣，由于當時很少人做，是以其中的利潤很高，是以，曹寅就打算進行販銅。
但販銅需要不少啟動資金，曹寅一時半會又拿不出來，思來想去，他就寫了一封奏折呈給了康熙皇帝，奏折中言明自己想要參與販銅的生意，但要借内務府十萬兩白銀進行投資，而康熙皇帝見到奏折後，二話不說，當即就準奏。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兩個關鍵資訊，第一，曹寅是想盡了辦法多賺錢，而他賺錢的目的，就是為了填補接駕康熙時的花費，第二，康熙對曹寅是真的不錯。
除了想辦法做點來錢的生意外，曹寅以及其家人，還把主意打到了公款上面。
其實這也能了解，畢竟前文也講到這個接駕的花費相當巨大，曹家的積蓄根本頂不住，即便是曹寅做點别的生意，但也是杯水車薪，但又不能委屈了康熙，是以，借點公款，也是必然的事情。
但借了公款後，曹家卻沒有能力将其還上，畢竟康熙的多次駕臨，并不是三兩百萬銀子就能擺平的，況且，即便是擺平，又讓曹家拿什麼去還呢？
是以，在借了一次又一次，卻少有還上的情況下，曹家的虧空越來越大，最終終于事發，被大臣一份奏折，參到了康熙皇帝的面前。
而作為康熙皇帝而言，他對于大臣彈劾曹家，是一個什麼态度呢？簡單來說，就是極力包庇。
第一個參奏曹寅的，是時任兩江總督的噶禮。
當時，噶禮是用密報的形勢，上奏康熙皇帝，指控曹寅以及其大舅哥李煦擅自挪用庫銀三百萬兩，請求對曹寅公開治罪。
而康熙對于這份奏折，并沒有明确表态，更沒有準許噶禮的彈劾，也就是說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對。
但在私下裡，康熙卻以密信告誡曹寅和李煦，讓他們盡快想辦法把虧空補上。
而随着曹寅虧空一事被越來越多的人得知，彈劾他的奏折也越來越多，對此，康熙皇帝也十分焦急，但依然沒有對曹寅問罪，反而想辦法在朝堂上位其開脫。
康熙為何會為曹寅開脫呢？其實很簡單，他太清楚曹寅是因何而導緻虧空的，更知道這些錢，大部分都是他康熙自己花掉的。
但僅僅是開脫，畢竟隻是權宜之計，這虧空是必須要補上的，不然康熙也沒法給朝臣們有個交代，是以，為了讓曹寅早點補上虧空，康熙主動幫助他想了不少辦法。
比如，安排曹寅的大舅哥李煦，兼管巡鹽務，這其中的意思，就是擺明了讓曹家公開的利用職務撈錢。
這就是前文所說康熙替曹家想到的辦法，康熙這麼做，是為了曹家，同時也是為了自己。
但虧空實在是太大了，補來補去，一直到曹寅去世的時候，還有幾十萬兩的虧空沒補上，對此，康熙并沒有怪罪，而是接着幫助曹家想辦法。
他又将曹寅的兒子曹颙，安排到了江甯織造的職位上，用這個行動來告訴曹家，接着“撈錢”，接着補虧空。
不過，曹颙僅僅上任兩年便因病去世，在他去世後，由于其沒有子嗣，是以為了保住曹家的地位以及生活品質，曹寅的大舅哥李煦，親自帶着曹寅的侄子曹頫進京面見康熙。
對于曹寅無後這件事，康熙也是十分上心，最終，經他同意，曹頫被過繼給已經去世的曹寅當兒子，同時，恩準曹頫襲任江甯織造一職。
至此，江甯織造這個職位，已經在曹家傳了三代，在此之後，靠着李煦和曹頫的打點，終于在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基本上将曹家的虧空補齊。
對此，康熙帝也十分高興，畢竟這始終是他的一塊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