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無錫東林書院的一副楹聯，它以穿透歲月風煙的卓越識見和火熱情懷，掃除愚昧，撕裂黑暗，胸懷四海，向往将來，呼喚追求，激勵奮鬥，完美而淋漓地揭示了一所書院的治學宗旨與道義擔當。正是如此，東林書院實作了一種優雅而高貴的精神晉級，别具一格地從衆多書院中一躍登峰，風雨不能搖撼，雷電不能擊倒，流年不能消磨，永遠象征着一種抗衡、堅守和在場承擔的入世勇氣，在中華文明史上留下一頁不可遮蔽的奪目篇章，令後世肅然起敬，受教良多。
那天，我們走近書院，立刻感受到與一景精神海拔伴随的磅礴氣場，瞬間破解那個恒久的提問：“我是誰，從何處來，向何處去?”這個關乎人的來路、歸宿和生命意義的經典提問，“三位一體”的層層照應，環環相扣，簡潔，明了，有力，鞭辟入裡，一輩接一輩的響徹耳畔，一代接一代的萦繞天地。無分古今，不論中外，要回答它卻似易實難，沒有标準答案，沒有可資借鑒的參照物，需要心靈覺醒和大徹大悟為前置條件，也就是須得實作個人素質升華作解題鋪墊，勝出者絕非芸芸衆生，而是禀賦超群的的人類“精英族”。陽光從頭頂瀉下，照暖了身，照亮了心，一所書院俨然一座聖殿，前賢的足迹重重疊疊，後輩的追随緊緊密密，在此地聽得見一陣陣曆史的心跳和賢者的呼吸，它是追求真理的一條選擇路徑和駐足處所，年年歲歲不乏千裡迢迢而來的拜谒者，渴望着一輪千金莫換的醍醐灌頂，來亦難，去亦難，心心相印，聲息相通，一批又一批隔代知音的神會雅趣，當然優于貴于趨炎附勢之輩的邀寵谄媚。古人雲：“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夏蟲不可語冰，井蛙不可語海，凡夫不可語道，當年範仲淹在嶽陽樓上一番憑欄興歎，或許僅換得大腹便便的朱門缙紳們一片嗤之以鼻的冷笑與譏诮。
東林書院立院數百年間，備嘗啼笑皆非的時乖運蹇，時而官方出面力挺，時而忍受權力桎梏，因人而異，因時而異，甚至因得勢者的情緒而異，境遇順逆變數疊出，一切皆被無常左右，這也是帝制土壤的必然現象，王道與霸道的轉換隻在一念之間。北宋年間，東林書院創始人楊時（1053—1135年），南劍将樂（今福建将樂）人，因居家将樂縣北郊龜山下，乃号龜山，學人稱之“龜山先生”。楊時幼有“神童”譽聲，宋熙甯九年(1076年)進士及第，年方23歲。1081年授徐州司法時，聞程颢、程頤兄弟講孔孟理學于河南洛陽一帶，率性調官不赴，趕到颍昌拜師程颢，師徒意氣相投，相談甚歡。楊時因學業出類拔萃，深得程頤器識，被視作程門“四大弟子”（楊時、遊酢、呂大臨、謝良佐）之首。學成回歸之日，恩師程颢目送他遠去，欣慰地感慨說：“吾道南矣!”
程颢逝世後，元祐八年（1093年）楊時與遊酢結伴重拾舊路，北上洛陽，轉師程頤，于是留下一則“程門立雪”的拜師佳話，他們頂風擔雪守候良久，膝下積雪盈尺，此舉宣示着對“師說”的渴望與對“師道”的尊崇。楊時既是年少得志的“宦遊人”，也是頗有根底的“程朱理學”的傳承人和布道者，他在朝廷擔任秘書郎、著作郎、迩英殿說書、侍講、右谏議大夫、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等職，對外施策，他提出“修政事，明軍法，攘夷狄，排和議”的主張；對内施政，則竭誠建言取締施耐庵小說《水浒》所描繪那種折騰得民怨沸騰的“花石綱”，要求追責棄陣貪生之輩，主張重用主戰猛将充當朝廷砥柱。楊時素有鴻鸪之志和“帝王師”之才，他為官不改本色，治學不易初心，并非見風使舵的巧言如簧之徒，不受寵于衆口諾諾的帝王宮廷，與其郁郁寡歡的憋屈，不如淡出狸鼪舞步的高台，由此，他時不時疏離或逃逸官場而熱衷于治學與講學，從“宮廷派”轉型為“學院派”。于是，天慶四年(1114年)至保大四年(1124年)期間，他設壇江蘇毗陵(今鎮江、常州、無錫一帶)著述、講學，各地人士紛紛慕名而至，他講學之處即是後來播譽中外的東林書院。在他的推動下，理學中心由中原向東南、閩中逐次轉移，加之他著述宏富，其影響力不期而至的拓展到日本、北韓等存在文明發育土壤的國家，取代了日本占統治地位的佛教禅學，成為異域風行的“顯學”、“官學”，以緻宋朝使節出使高麗國，國王一見面就問：“龜山先生安在？”
需要特别指出，古代“四大書院”排行的通行版本共有三個：一為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二為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三為徂徕書院、茅山書院、石鼓書院和嶽麓書院。三個版本，均沒有收入東林書院，而東林書院的存在則有與各類版本比較别具光彩奪目的優雅風采與恢宏格局。其特點何在？那就是東林書院的創辦者、繼辦者、講學者、求學者，都曾飽經宦海浮沉的入世曆練，學識廣博，眼界開闊，吸納了多種流派的精義和适應多種話語體系的語境，能夠在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結合帶着力，并且有意無意地具備家庭、國家、天下“三點一線”的關聯意識，能夠把“擔負天下興亡”的鴻鸪之志變為良知在場、承擔在場的具體行動，僅這一點，即可獨樹一幟的彪炳史冊。
北宋以降，由于外族入侵，戰亂頻仍，改朝換代的君王身着龍袍專營公權為私産，明目張膽的倒行逆施，面對外夷入侵不惜割地苟安，治學環境因時局動蕩不安和君主任性、蠻橫幹預而長期劣化，爾後東林書院竟然在長達400年間銷聲匿迹，乃至院址毀滅，直到明清交替的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才由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倡導和推動下恢複書院，得以再次開壇講學，豈料此舉招緻閹黨首領魏忠賢忌憚和嫉恨，殺機頓起，無中生有地把“東林學社”諸人不問青紅皂白地指派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東林黨人”，繼而堂而皇之地加以“剪除黨羽”的追捕殘害，肆無忌憚地編導了一出人頭墜地、拆毀書院的曆史悲劇。然而，盡管東林士人（學人）蒙冤受屈充當了明末權貴借助“黨争”套取私利的犧牲品，東林書院一直作為東林學社成員的人才來源和聚集會址，被人們視作是關注全國政治的焦點，江南地區精英荟萃之地，探讨國是的主要輿論中心，顧憲成、高攀龍等沒有進退失據，他們當然明白一所書院無疑是一片心靈聖地，待時局出現轉機，閹黨領袖魏忠賢成為新主“清君恻”罪責難逃的首選對象，思想鉗制略微放松，顧憲成、高攀龍等巧借“東風”乘勢而上，得到官方屬意支援或默許。他們選擇的書院新址，即為現江蘇省無錫市梁溪區解放東路867号，布局宏闊地占地13000平方米，建築面積2800平方米，有石牌坊、泮池、東林精舍、麗澤堂、依庸堂、燕居廟、道南祠等建築，得以“東山再起”，書院所倡導的“讀書、講學、愛國”的立院宗旨，獲得當時舉國學人的積極響應，聲名再次大振。
顧憲成（1550年－1612年）是重建後的東林書院的靈魂人物，是學養淵博、曆練飽和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世人尊稱“東林先生”，有衆望所歸、一言九鼎的人格魅力，在那個時代，他頗似車爾尼雪夫斯基名著《怎麼辦》中投身時代洪流、開眼觀世、努力提升自身素質的那類“新人”。顧憲成萬曆八年（1580年）科舉入仕，以進士出身曆任京官，曾授任戶部主事，後來改任吏部員外郎主事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選拔、遷升、調任等事宜。明萬曆十五年，顧憲成上疏申辯，未斂鋒芒激怒上峰，聖上降旨斥責，貶谪為桂陽州判官，他好不容易才熬成“處州推官”，繼後任泉州推官。萬曆二十二年，朝廷會同推薦選任内閣大學士，吏部在位的顧憲成所提名的人選，都是明神宗所厭惡的，進而更觸怒了龍顔，革職回家。回到原籍，顧憲成與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東林書院，偕高攀龍駐院講學，同時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萬曆三十二年農曆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人，時稱“東林八君子”，發起東林大會，制定《東林會約》，講學度日，時不時炮制“指點江山”的“激揚文字”。萬曆三十六年，由于一批有東林學社背景的官員協調運作，接連上疏舉薦顧憲成，朝廷遂封他為南京光祿寺少卿，但是顧憲成謝絕受命，繼續留在家鄉從事講學議政。天啟初年（1621年），明熹宗贈顧憲成太常卿,不久被魏忠賢削去封号。崇祯初年（1628年），顧憲成獲得平反，贈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顧憲成一生跌宕起落，幾起幾落，在寵辱毀譽的交錯帶悟世悟道，不愧為“一代宗師”。
與顧憲成同甘苦、共進退的摯友高攀龍1562年 - 1626年）字存之，又字雲從，南直隸無錫（今江蘇無錫）人，世稱“景逸先生”。萬曆十七年（1589年），高攀龍中進士。不久嗣父去世，歸家守孝三年。萬曆三十年，服喪期滿，被朝廷任命為行人司行人，執掌傳聖旨、行冊封等禮儀事物。萬曆二十三年，高攀龍辭官歸家，與顧憲成兄弟複建東林書院，在家講學二十餘年。天啟元年（1621年），高攀龍重獲起用，被任命為光祿寺丞。曆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等職。天啟六年（1626年），高攀龍被魏忠賢黨羽假造浙江稅監李實的奏本，誣告他利用職權中飽私囊，派遣缇騎前來抓捕。三月，高攀龍獲悉禍從天降的傳訊，從容整冠束帶前去拜谒先賢楊時的祠堂，轉身投池塘自盡，時年64歲。高攀龍臨死前曾緻書同年摯友袁可立道，痛陳被平地起波瀾的設局陷害的事情經過，遺憾一介“腐儒”無以報國。從此，袁可立這位長期遠離黨争的正直大臣，走上前台與閹黨抗衡。崇祯初年（1628年），朝廷為高攀龍平反，追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谥号“忠憲”。
古人雲“以文載道”，亦可以文觀心。顧憲成曾上疏寄望聖上：“以端正本，以回人心。”他在南京參加鄉試時制作策論：“夫天下者非人不治也。得舜以總治。得禹臯以分治，而後民可安焉。”他認定：“天下之治必得人而後可圖也。”他力主，各層級為官從政者，都要把選拔賢能視作“重中之重”。他筆墨酣暢的建言，爾後已“幾成空谷足音矣”，他留下的文章值得刮目相視：“昔者，君惟恐臣之不言。而今也，臣以言為咎。”由此，難免出現“晚世道衰而德替，臣主異途，良明之風曠于天下”的不絕亂象。至于他撰寫那一副令人過目不忘的千古名聯，曆數舉國名院、名園、名館、名樓、名亭，其氣象高曠、寄托深遠、血性熾烈，罕見出其右者。顧憲成拟制的那一副楹聯，“風聲”、“雨聲”、“讀書聲”，折射出他對環境與時局的變化的銳敏與警覺，以及忠于内心的虔誠期許和風雨兼程的迢遙追求。“家事”、“國事”、“天下事”，昭顯他由近漸遠的縱橫視野的激越、清澄與廣闊，字裡行間飽含期待人類社會進步的血熱與情溫，義不容辭地“以天下為己任”。顧憲成的楹聯于古、于今都極具社會意義與士人（學人）風骨，可謂振聾發聩，不比凡響，知音遍天下自在情理之中。
顧憲成、高攀成等明清交替時期的東林書院的軸心人物，以及上溯四百年前的北宋先行者楊時，都可歸屬封建治理體系營壘中的“自家人”，況他們都是孔孟門徒，尊奉“中庸之道”循規蹈矩，對皇朝從未缺失“忠君愛國”的赤誠之心，并且因感恩戴德與君王存在千絲萬縷的人身依附關系，觀其論政、處世的軌迹大體持重穩健和多少具有不偏不倚的通融調和派的天然色彩，所提策論與建言，幾乎盡數源于引經據典、以古援今，盡屬小修、小補、小矯正，乃至紙上談兵，如此蹒跚邁步的小變通、小變革，務虛多，務實少，任憑他們喋喋不休一頂天穹也不會塌下來，這在以帝王權力和皇室私利為軸心畫半徑的封閉性運作的威權結構中，仍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出格之舉，常常有“一封朝奏上九天，夕貶潮州路三千”的闌珊收局，甚至會坐牢、砍頭，命歸黃泉，為什麼？
要破解曆史懸案與回應懸念，不妨潛入孔尚任（1648—1718年）的傳奇名劇《桃花扇》中去尋覓一個線索，一個答案。孔尚任與顧憲成、高攀龍是同時代人，他們的所見所聞與平生遭逢均可在《桃花扇》中體驗一幕幕真實背景。孔尚任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孫，字聘之，又字季重，自稱“雲亭山人”，清初詩人、戲曲家。康熙十七年（1678年），孔尚任八月在濟南鄉試落榜，九月遊石門山，山中隐居期間寫成《桃花扇》初稿；康熙二十年，典田捐納國子監生；康熙二十二年始修《孔子世家譜》；康熙二十三年末接吏部授官報為國子監博士，次年在國子監開壇講經；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經三易其稿成書問世；康熙四十一年暮冬離京返鄉。在《桃花扇》中，他署名作者孔尚任，卻又托名“雲亭山人”點評，肩負出題、破題兩副擔子，論及明亡之根源，他号脈診斷：“賢人在野，而立廊廟、主封域者，非奸即庸。”《拜壇》一折戲中，“雲亭山人”留下眉批：“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無一非私，焉得不亡？”在《桃花扇》末折《餘韻》中，作者毫不掩飾“國破山河在”物是人非的痛感和恍若隔世的郁悒，冷眼旁觀那些依附得勢者，對其“樹倒猢狲散”下場揮筆預判：“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東林書院裡，保留着衆多青史留名的仁人志士的題匾、題詩、撰聯、撰文，特别是處于書院至尊地位的“依庸堂”内更是滿眼珍稀，豈止一字千金？依庸，依乎中庸：“庸義有二：庸，恒也，久而不變之意；又，平也，有适中之意。”東林書院尊崇“依庸”，借此可以洞幽燭微地觀照東林學社諸君的内心世界，預知他們的行為走向。現當代人物中，依庸堂布展了兩首重量級的詩作：
其一、原國家代主席董必武題詩：
東林講學繼龜山，高顧聲名舊史傳。
景仰昔賢風節著，瞻楹履阈學彌堅。
其二、原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題詩：
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細心者很容易發現，兩首開句都是“東林講學繼龜山”，顯然是一唱一和。從成詩時間尋蹤迹，鄧拓詩寫于1960年，董必武是題于1962年，後者應是讀前者詩作遂感發和唱，他們的詩作都極為推崇東林昔賢的志節、情懷、擔當和事功。
走出東林書院，我一路沉思，為什麼孔尚任、顧憲成、高天龍等一批追求進步、向往未來的優秀士人（學人），早已看清了封建皇朝劣迹斑斑的弊端，通過開壇講字、著述、創作，自覺擔負起警示和喚醒社會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責任，可惜，他們至死都不明白為何會認領一份令人扼腕長歎的“竹籃打打水”、“南轅北撤”的事與願違，間或徒勞無獲？很簡單，他們始終保留着一份對皇朝的個人幻想，要啟的蒙僅局限于承傳封建文化和改良封建治理的蒙，至死沒能走出畫地為牢的認知半徑，至多是碰了幾下傳統的邊際線便卻步畏縮；他們要救的亡是不值得效力亦無力挽回的封建帝制和帝國的亡，縱有赴湯蹈火的愚忠與盲動，卻弄個反累其身、自毀前程、乃至搭上身家性命的黑色幽默。盡管由于他們自身存在的時代局限和精神藩籬，他用了功卻最終未能圓功，但他們牽念蒼生社稷的擔當勇毅，付諸的言辭與行動的探索努力，時值今天依然給人以啟迪和激勵：那就是要做現代文明的追光者，現代觀念的擁有者，要濟時救世先得濟己救己——盡快與時俱進的實作自身素質的現代化，那樣，才有資格挺脊立足于蒼茫大地把星辰大海攬入襟抱心室，才能既像顧憲成以一副風雨聯寫出人生理想的朦胧詩，更懂得要志存高遠、取向清晣、風雨兼程地迎接并赢得自己夢寐以求的旖旎将來。惟其如此，于己，于家，于國，于天下，方能朗聲作答：“未負此身，無愧此生！”
東林書院曾經像一朵星光，一枚火炬，在至暗時刻發揮過投射光芒、引領前路的可貴作用，換一種表達方式，在封建統治者的眼裡它像彗星，在黎民百姓的眼裡它像流星，功也，過也，前賢們畢竟存在過，作為過，付出過，其一番苦旨、苦思、苦行、苦鬥和蒙受的苦難蒼天可鑒，終歸可視作中華國粹，奉為傳世瑰寶。因為，探索真理的路徑，從來就不止一條，每每異常的曲折漫長，并且所經曆、所延續的完整過程就像一場接力賽，先行者未必是圓功者。但是，那些為拯救蒼生的苦痛，為争取民族的曙色，趟過泥濘、踏平坎坷、披荊斬棘的卓絕行進，使他們的高貴姓名、高尚品格配得上镌刻在大理石構築的紀功碑。在此，筆者借用雄姿英發的唐人王勃揮就的曠世名唱《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向那些有炯炯目力、包容胸襟和擔當勇氣，在曆史的拐點挺身而出，為社稷、蒼生思考過、奮鬥過、奉獻過的“宦遊人”，緻以一份欽敬：
城阙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别意，同是宦遊人。
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