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關于近代中國“新學”的民族定位

　　自從西學無可阻擋地進入了中國并對傳統中學形成前所未有的沖擊後，它對于中國社會和文化巨流發展的轉向改道的作用，以及由此激發出的學術文化思潮的不斷湧動，就成為近現代中國曆史之是以别之于古代中國曆史的一個最重要的界碑。古代中國并非沒有變革，但這種變革至少與西學引入後的近現代中國的變革不屬于同一個層次。有學者簡潔地将前者概括為“傳統之内的變遷”，将後者稱之為“傳統之外的變遷”(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 or 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在學術文化方面的這一變遷，主要展現為近代“新學”的形成。然而，如何從時代性與民族性的雙重意義上真正把握和了解社會轉型期的近代“新學”，卻是至今未曾解決的一個不容忽略的問題。

一

　　把西學認定為“新學”的說法始于以推廣西方文化為宗旨的所謂“廣學會”。廣學會聲稱：“以西國之學，廣中國之學；以西國之新學，廣中國之舊學。”[1](P214)在近代西學沖入中學河道之際，正是肩負傳播推廣西學的傳教士們，首先确立了西學即新學、中學即舊學的判斷。李提摩太的《新政策》所開具的改造中國的方案即稱：“中國舊學閱數千年決不可廢，今既萬國來往，則各國通行之新學亦不可不知，增之則大益，不增則有大損，譬單輪之車，未嘗不可以行遠，然改為雙輪，牽以駿馬，不尤穩而速乎？各國新學均有專書，應先設局籌延聘通人……廣為翻譯。……泰西之新學，非一國之學，一人之力也。”[2]（通論，卷二）

　　在另一篇關于中國新式教育體制構想的文章中，李提摩太直接提出的就是設立新學以代替所謂“舊學部”的禮部[3]。此外，美國傳教士林樂知的《文學興國策》、英人甘霖的《中國變新策》，也都重複了這種說法[1](P266)。

　　西學亦即新學，中學亦即舊學，最早是由西方傳教士作出的一種價值判斷，當然也是早期中西文化沖突中立足于西學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審視；而且在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已經發生明顯變動、社會轉型已經發生的近代初期，學術文化的變遷是相對滞後的。在此條件下，中西學術文化對比（首先是民族性）确實也展現了新與舊（即時代性）的曆史差别。不難承認，從大洋彼岸洶湧沖入中國的西學是千年如舊的傳統文化轉向更新的起點。然而起點的慣性雖然具有長久的影響，卻注定不能成為标示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新學”的同義詞。問題在于，随着西學的引入和逐漸向中學的滲透，傳統中學本身在不斷被改造和更新的過程中，自身發生了不同于“舊學”的質變，即“新學”。因而，源于早期傳教士西學即“新學”的認識，就很難涵蓋這一曆史性的學術文化的變遷。對此，梁啟超提出了有力的辯駁，認為“洋學”（西學）不等于“新學”：其一，教授西學的學堂，如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等，“今數十年未嘗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間，以效用于天下，所共聞也”。之是以如此，因西學教習不通中學，“其能言中國輿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幾絕矣”。其二，“新學”人才應是“通中西古今”者，而絕非僅通“西學”而已。“自古未有不通他國之學而能通本國之學者，亦未有不通本國之學而能通他國之學者。”尤其對于政學，“必于中國前古之積弊知其是以然，近今之情勢知其所終極”，因而，“故非深于中學者，不能治其業”。梁啟超認為，中國學術文化的更新不能走單純崇尚“西學”的道路：“彼夫西人箸書（西學——作者注）為我借箸者，與今世所謂洋務中人介于達官市儈之間而日日攘臂言新法者，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今之大局未始不壞于此也。”[3]盡管西學是引動中學趨變的重要動因，但它卻不可能替代中學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主體。作用于近代中國社會曆史，并且成為幾代中國進步士人追求的“新學”，當然不可能是與中學無涉的“西學”本身的簡單移植，它隻能是在傳統中學根系上的新生或者是在其主幹上的“嫁接”。誠如時人所悟：“中國之為師者讀之（西書——引者注），可恍然于輔世育德之源，以擴其守先待後之新學；中國之為士者讀之，可穆然于盡人合天之指，以求其黜僞崇真之新道。”[1](P215)因而，西學即“新學”的說法，并不符合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實際。

二

　　西學即“新學”說，根本無法包容近代“新學”所指稱的全部内容及其範圍。被時人稱之為“新學”的内容大緻包括：（一）有關主張學習西方、介紹世界知識、提倡社會文化變革的認識和書籍。“自海禁大開，西風東漸，新學書籍日益蕃滋。其間如《校邠廬抗議》、《盛世危言》諸書，皆因憤時感事，積不能平，而不覺言之過激，此是以學究家之訾議也。”[4](P607)不惟如此，譚嗣同的《仁學》、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也都被認為是“救時圖存”的“新學”。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提到梁氏著作時也說：“其著《飲冰室全集》，言新學者，家有其書。”[1]（四，P49）（二）專指當時切于社會實用的算學、經濟一類的“實學”。戊戌時期，譚嗣同在湖南浏陽将舊式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并呈請學政江标準許。此為湖南新學推行的開端。梁啟超回憶說：“當時社會嫉新學如仇，一言辦學即視同叛逆，迫害無所不至。”[1]（四，P255）當然，“實學”不僅指算學，它還包括了當時一切關于“時務策論”的方面[5]。是以，“新學”也是特指不同于科舉八股内容的時務策論等新的課士内容。就此而言，“新學”就是“實學”，如梁啟超所言：“自甲午之役以後，湖南學政以新學課士，于是風氣漸開，而譚嗣同等輩倡大義于天下，全省沾被，議論一變。……專以提倡實學，喚起士論，完成方自治政體為主義。”[1]（一，P300）（三）就制度層面而言，“新學”也具體化為“新學堂”之學。“中國學堂初設，新舊相争，外輸知識，内固根本，實在斯時。”[6]是以，學堂制度的創立，被看做是近代新學的标志性成果。張鶴齡說：“今議國家設立學部……盡改科舉取士之法，使天下之才俊，以學堂為淵薮……趨向既專，精神各奮，民之鼓舞于新學。”[7](P60)“新學”一詞勃起于甲午戰争以後，風行于光緒宣統之際，而近代各級各類新式學堂大規模的建立，也正在此時。在蔡鎮藩上《請審官定職以成新政折》和朝廷頒發的《速成簡易學生準考優拔》等檔案中，都明确把學堂出身者稱為“新學”之途，把“學堂科舉”并存的現狀稱為“新舊并行”[1]（二，P384）。新學堂在課程内容設定上，包容了西學的内容，但就學堂整體而言，卻隻能是屬于“中學”，而不能定性為西學。這不僅因為其“中體西用”的宗旨是任何真正的西學體制所未有的，而且學制本身也是中國化的。（四）近代“新學”一詞還用以指稱不同于傳統學術文化的一種“向新”的趨向。“新學之風既倡，民智漸開，故兩年來，支那人士誠見言論，頗有異于昔日。”[8](P42)因而，“新學”流風所及，表現在“新詩界”，則是“用新名詞，新典故”，如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中說：“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挦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乙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9](P108)史學遂有梁啟超之“新史學”，輿地學便有西北地志學，考古學則有金石、甲骨之學。“後至同、光，流風未墜，皆以研究西北輿地為最趨時之學”，“其體例頗合近代著史之法”[10](P43)。新的時代蔚成新的學術風尚，“新學”則是對其學術文化新趨向的一個最為簡潔的概括。一如王國維所言：道鹹以降之學即“沿此新取向走下去”，自然是“治一切諸學”，故諸子學、佛學也都随之而興[11]（卷二十三，P26-27）。這種學術文化上趨新的風尚，顯然是在西學的推動下形成的時代性潮流，但卻不能稱之為西學。因為它不但具有雜糅中西的特征，而且其主流卻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内容，“故治西學者，無不兼治諸子之學”[12]。

　　上述有關“新學”指稱的認識，其分類未必精确，卻至少可以說明新學内容遠遠超出了西學所能容納的範圍。

三

　　維新時期的“新舊之争”，既是早期“中西之争”的曆史發展，也是後期“新舊文化之争”的曆史前提。如果“新學”、“舊學”是西學、中學的同義詞，那麼“新舊之争”豈非就是“中西之争”的舊話重提？

　　發生在洋務派與頑固派之間的“中西之争”，雖然曆史甚久，但沖突基本上局限于朝臣之間，而且争論的焦點是要不要引入西學的問題。其結果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原則，使西學獲得了合法合理的認可。但維新時期的“新舊之争”卻幾乎牽涉到整個學術文化界，論争的問題也不是要不要引入西學的問題。對此，梁啟超事後回憶說：“那時候新思想的急先鋒，是我親受業的先生康南海。他是從‘常州派經學’出身，而以‘經世緻用’為标幟。他雖然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卻不大喜歡亂講。他門下的人，便狂熱不可壓制了，我自己便是這裡頭小小一員走卒。當時我在我主辦的上海《時務報》和長沙時務學堂裡頭猛烈宣傳，驚動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闊官的張香濤，糾率許多漢學宋學先生們著許多書和我們争辯。學術上新舊之鬥，不久便牽連到政局。……表面上，所謂‘新學家’完全失敗了。”[13](P123-124)當時，除了京城的政治革新外，“大行改革，全省移風”的湖南是“新舊之争”風潮疊起的中心區。那麼，以梁啟超、譚嗣同“新學派”為主的一方和以王先謙、葉德輝、孔憲教“舊學派”一方交哄論争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新舊之争”并不是圍繞引入西學或者承認西學問題展開的。早在1894年，湖南學政江标就在省内提倡西藝實學，并把浏陽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同時在按試時又将“言時務者，拔為前列”，于是“省會人士，始自漸奮，向學風氣由是大開”[14](P184)，提倡西學的作法并未引起太大的震動。即使是被視為頑紳的王先謙、葉德輝等人，也并不完全的反對西學，如王先謙在與學生吳學兢書中就坦然承認西學的地位和作用：

　　今日之事亦趨重西學者，勢所必至。及湘人俨分新舊二黨之說，則其中有尚須剖析者，不可不為吾友明之。所謂西學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國往來，朝廷不能不講譯學。……故聲光化電及一切制造礦學，皆當開通風氣、力造精能……。朝廷之所采者西學也，非命人從西教也。……今日謂趨重西學，則其勢必至[15]。

　　湘紳們為了表明他們對西學的态度，在《湘紳公呈》中還特别提示：

　　方今朝廷言學中西，并采屬見……吾輩草野寒儒遵奉宸谟，豈于西學尚有嫌忌？已商之坊肆，将新學書局一律改為西學書局（此一字之改可見“新學”與“西學”之不同——作者注），以免康學冒托，是亦正名杜害之一端也[15]（卷5）。

　　葉德輝在答友人書中也表述了大體相同的觀點，甚至還批評反對西學者說：

　　古今無百年不變之學，何論文學之粗迹乎？今之視西藝若仇雠者，一孔之儒也，借時務為幹進者，猥鄙之士也[15]（卷6）

　　是以，盡管湘紳們反對新學，卻相當程度上接納了西學，所謂“治漢學者，尚考據者，通經而求緻用者，愈當研究現今之西學”[15]（附錄）。

　　《翼教叢編》（下簡稱《翼編》）是“舊學派”攻讦“新學”的言論精選。它選擇了“新學”家倡言“邪說”的主要内容，針鋒相對地進行了逐條的批駁。如康有為有《長興學記》，《翼編》就有《〈長興學記〉駁義》；徐仁鑄有《輶軒今語》，《翼編》就有《〈輶軒今語〉評》；梁啟超有《讀西學書法》，《翼編》就有《葉吏部〈讀西學書法〉後》；“新學”家們有《孟子界說》、《春秋界說》，舊學派們就有《〈正界篇〉上》和《〈正界篇〉下》；新學家有《幼學通議》，舊學家們就有《非〈幼學通議〉》……。舊學家們從經學大義到漢宋之學，從訓诂考證到掌故典章之學，可以說涉及到中國學術文化的方方面面，讨論的問題幾乎都是“中學”内容，而與西學無涉。

　　問題顯而易見，與“中西之争”時倭仁提出的旨在反對西學的“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觀點不同，“新舊之争”時的“新學”反對者們矛頭所向并不在西學，而是别有所指。那麼，“舊學”反對“新學”内容的重點是什麼？我們可以通過《翼教叢編》及當時的論争情況，作出一個基本判斷：

　　第一，“孔子紀年”問題。宣傳維新思想的《強學報》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甚至也頗受朝廷中主張改革的實力派人物如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支援。但是，1896年12月出版的《強學報》封面大書“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新紀年，以與光緒二十一年并列，并發表了《孔子紀年說》，以康有為的孔子改制倡言變法，由此引發了“舊學者”們的激烈反對，此舉導緻了張之洞的嚴令封殺。

　　第二，“春秋公羊學”問題。對今文經學的公羊學曾有過研究的葉德輝指斥說：“時務學堂梁卓如主張公羊之學以佐其改制之謬，三尺童子無不惑之。餘曾從事二傳之學，出入門戶，頗能别其是非。……大抵公學之學便于空疏，沈文起所謂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者。……一人唱，百人和，聰穎之士既喜其說之新奇，尤喜其學之簡易，以至舉國若狂，不可收拾。”[16]張之洞雖力主漢宋兼通，但“平生學術最惡公羊之學，每與學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謂亂臣賊子之資”[17](P23)。學術門戶上的不同，使“新舊之争”更形激烈也更見深刻，葉德輝痛心疾首的聲言：“公羊之學以之治經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時事，是更啟人悖逆之萌。”[16]

　　第三，以中學比附西學的問題。對此，孔憲教作《〈正界篇〉序》稱：“茲有所謂《春秋界說》、《孟子界說》二書，與其師友《長興學記》、《輶軒今語》等書列為中西門徑七種，湘人見者莫不群相駭異。”“今康、梁之書，言《春秋》則比之于公法，言微言大義則比之于婆羅門及釋氏耶稣矣，害道亂真，莫此為甚。”[18]他們認為康、梁“以六經并入西學”的做法，導緻了學術日漓，人心搖動。

　　第四，“孔子改制”問題。這是舊學家反對新學的首要問題，在《翼編》序言中就申明了他們的基本立場：康有為之《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在于僞六籍、滅聖經也，托改制、亂成憲也，是害道亂真的邪學。可以說，《孔子改制考》一問世，就引發了舊學派的全力進攻。王先謙、葉德輝痛斥此說“無父無君”，是“破壞儒教的王統與道統，夷孔子與先秦諸子并列，使史學繼文字學之後脫離經學的羁絆而獨立”的“康學”[19](P523)，并要求朝廷處死此人。《湘學報》發表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言論後，張之洞立即下令該報必須改正“素王改制之說”，“南皮詞甚嚴厲，有揭參之意”。是以，《湘學報》從第37期起，開始連載張之洞的《勸學篇》，對康、梁之說多有批駁。

　　梁啟超入湘後，将康有為的“素王改制說”帶入，先在時務學堂引起學術思想上的極大震撼，“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胪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者，掊擊無完膚。……堂内空氣，日日激變，外間莫或知之”[20](P458-461)。不久，“改制之論”、“民權之說”由學堂而傳入社會，立即引發了一場空前規模的牽涉到學術和政治的“新舊之争”。

　　從戊戌時期的“新舊之争”來看，舊學家們非但不排斥西學，反而對西學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接納态度，是以他們所拼力反對的所謂“邪學”基本上與西學無關，而完全是中學範圍内的内容。

四

　　作為中國舊學“自然曆史”過程中的特定産物，新學的母本隻能是中學。維新時期，對于舊學摧抑人才的批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歐榘甲說：“中國之壞，自人心始；人心之蕪，自學術始；學術之謬，自六經不明始；六經不明，未有變法之方也。六經明，則學術正；學術正，則民智開；民智已開，人心自奮，熱力大作，士氣日昌，愛力相迸，國恥群勵，以此淩厲九州可也，況變法乎？故謂今日欲救中國，宜大明孔子六經于天下。”[1]（四，P483）既然“壞人心”由于學術謬，而學術謬又根源于“六經不明”，那麼，學術文化更新的關鍵就不僅僅是西學的引入問題，而是中學本身的“明六經”、“正學術”問題，改革舊學和創立新學的立足點仍在中學方面。新學是在對舊學的改造中形成的，中國傳統的舊學自然構成了近代新學的曆史起點。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人們可能會重新去了解舊學和改造舊學，卻不能夠徹底抛棄舊學。1896年，梁啟超入鄂，上書張之洞議改革書院課程的方案就是“以六經諸子為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曆朝掌故為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事為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21](P935)。康有為以公羊學術為基點形成的變法維新思想，雖然被目為近代新學的主要内容，卻難以簡單的“西學”加以定性。

　　在西學風頭甚健的近代社會，無論社會變革還是文化更新，都無法擺脫西學的影響，或者從根本上說也隻能走接納西學的道路。“夫格緻為新學之淵源，實為人生第一要緊功夫。……然而泰西諸國，反能得其真傳。”[1]（三，P214）雖然在實踐中，近代文化的創造并沒有走全盤西化的道路，近代人創造的新學也并非簡單的“西學”移植，但流風所及，許多人仍習慣将新學比附為西學。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相标榜，似乎是對洋務時期的“中體西用”原則的替換，這對後來的思想文化界影響很大，也是人們将新學認同為西學的主要根據之一。“後來大概新學很容易變成西學，是以人們習稱新學為西學。相對于西學而言，中國的舊學就習稱中學。”[22]從曆史事實來看，洋務時期開始就一直被奉為旗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被張之洞明确地替換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作為晚清一代名儒和手握重權的大吏張之洞，他一生事業幾乎都與倡行“新學”和推行“新政”密切相關，他的這一說法自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然而，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并沒有“新學”即西學的明确提法，而且在具體陳述上也表現出了難以彌合的邏輯沖突。在《勸學篇·序》中，他強調學堂首先要新舊兼學，而新舊學的标準則是四書五經、中國政書、史事、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23]（外篇）。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初，在《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中，張之洞完整地使用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字流行語，但到四月趕在百日維新前夕炮制的《勸學篇》，卻用“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替換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人們早已爛熟于心的口号。仔細體會不難發現，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對于“中西”和“舊新”的态度是不同的，因而也就很難認同“舊體新用”等同于“中體西用”。其一，《勸學篇》認為，西學與中學雖然是不同的學術文化類型，但二者并不完全對立，而且可以作為兩個各有特色的文化因子共同構成另一類學術文化體系，是以對此采取的态度是“會通中西”。其二，“新學”與“舊學”是互相對立的兩個學術文化體系，“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傲”，“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但張之洞又認為新與舊又各有短長，“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道，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菲薄名教之心”[23]（序）。因而，對二者的态度是“權衡新舊”。當然，張之洞始終認為“不知本”之學不是西學，而是“橫行天下”的邪說暴行，是中學之内的問題，即“光緒以來，學人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所不及料者”[23]（宗經）。是以，從學術文化危機而言，張之洞深以為憂的“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

　　對于西學，甚至對于西政，張之洞也采取比較寬容的态度，“西政西學果有益于中國，無損于聖教者，雖于古無征，為之固亦不嫌”[23]（會通）。盡管張之洞認為西政中的“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但他對于議院制度并沒有完全否定。他辯稱：“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方議之，今非其時也。”[23]（正權）張之洞的“新者不知本”，是特指康、梁的“孔子的改制論”、“謂孔子為教主”、“不用國家建元号紀年”等，認為這既是對孔子的反叛，也是對經典的反叛。這是“中學”中“惡狂恣者之畔我聖道”，而與西學無關。因而，張之洞所謂“不知本”的“新學”是無法等同于西學的。

　　然而，“于各種新學、新政提倡甚力”的張之洞，在“戊戌五月以後，新舊互軋”[24](P362)的險惡環境下，面對朝中啟秀等人“新學非聖無法”和湘紳們“議新學，鬼話一絡流”[25](P546)的旨在徹底傾覆新學的攻勢，将“舊體新用”與“中體西用”相混同，是否另有隐情？

　　牽涉到朝政和學術文化方方面面的新舊之争，遠比中西之争要複雜許多，身處紛争中心的張之洞對于這場驚險無比的論争，基本上采取了“調停”的态度，卻又深感“調停”的艱難。在一首《新舊》詩中，張之洞隐約地表露了他對于“新舊”兩派的看法，詩曰：

　　璇宮憂國動沾巾，朝士翻争舊與新；

　　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範純仁[26]（詩集四）。

　　張之洞認為，由“朝士翻争”而起的“舊與新”，更多地展現了中學内部的派争特點，而不是一般的中學與西學之争；新舊之争純以門戶之見，忘記了“卧薪嘗膽”以振興民族國家大計的根本之圖。張之洞正是以此為出發點，力圖“調停”新舊，消除門戶之争。應該說，這首“主旨”在于“調停”新舊的詩，為他的《勸學篇》中“權衡新舊”作了明确的注解。二者互相參證，足可說明張之洞的“舊體新用”不會是“中體西用”的同義語。

　　我們的确無法揣測到張之洞《勸學篇》中對于“舊學新學”和“中學西學”充滿沖突陳述的真正的内心世界，但是，我們卻能夠從他“權衡新舊”一語中，體察到他在新舊相争“莫衷于一”的情勢下，既想保留“新學”又忌諱新學中“非聖無法”内容的無奈與彷徨。《勸學篇》不合邏輯的充滿沖突的表述，正是學術文化和社會政治領域裡深刻沖突的曲折表現。

　　無疑，正是在不斷引入西學的過程中，中國近代的“新學”才在不同于傳統舊學的意義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然而，新學的形成和發展也是重新認識和改造舊學的曆史過程，而不是簡單地抛棄舊學；同時，也不是以西學取代中學。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學”，當然是中學與西學互相取舍相容的一種學術文化類型，而決不是排除“中學”的西學類型。

　　近代“新學”是傳統中學的轉型，是“舊學”适應新時代的一個學術文化新生物。誠如王國維所言：“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27](P26)

來源：《河北學刊》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