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擔當
文/張岚
打開父親的書櫃，縣、鄉優秀共産黨員、優秀人口普查統計員、優秀通訊員、信訪先進個人、優秀水文測繪員、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學習毛澤東選集積極分子，縣、鄉人大代表等等的證書就會映入眼簾……半個世紀的工作曆程中，父親的榮譽、獎狀、證書不計其數，特别是父親還珍藏着1960年蒙陰縣雲蒙湖（原岸堤水庫）興建時，中共臨沂地委、臨沂專署頒發的“蒙陰縣岸堤水庫紀念章”。而這些，無不說明，生活在農村一輩子的父親，不但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更是一個敬業而有擔當的人。
父親的擔當，伴随了父親一生。
雲蒙湖（岸堤水庫）是臨沂市城區主要飲用水源，擔負着300多萬城鄉居民生活飲用水供應的重任，是新中國成立後臨沂興建的最大水庫，在臨沂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父親是其中的建設者，更是見證者。
沂河是我們的母親河，但它更是一個洪枯季節鮮明的河流。汛期洪水峰高量大、曆時短，來勢兇猛，直接威脅着臨沂南部、西南部甚至蘇北地區人民生命财産安全，持續不斷的幹旱，更讓沂河下遊的人民深憂：沂河水流量逐年減少，整個水系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漏鬥區面積逐漸向兩岸外延伸。水患旱災成為那時人們痛心疾首的重大隐患。自1956年起，一個聲勢浩大的“千庫萬塘”建設高潮在沂蒙大地興起。1956年10月，中共臨沂地委、臨沂專署作出決定：舉全區之力修建大型岸堤水庫。
1959年10月，經過科學的規劃、論證、設計，北京勘測設計院按百年一遇洪水、千年一遇進庫洪峰流量1.02萬立方米每秒校核設計的岸堤水庫修建設計完工。
1959年11月3日，正值天寒地凍的時節，來自蒙陰縣13個公社的5萬民工，臨沂縣、郯城縣各8000名民工，總計7萬人的建設大軍浩浩蕩蕩地開往蒙陰，修建岸堤水庫的戰役轟轟烈烈地打響了。
那時，我的大哥剛剛出生不久，作為長子的父親還不滿22歲，父親的三個弟弟、三個妹妹都還很小，父親最小的弟弟還不足一歲，隻比我的大哥大幾個月，正是五八年後全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有勞動力的都外出挖野菜度饑荒，但參加水庫建設的整個工地的建設費用都需要一個專業精幹的會計團隊，父親作為優秀的會計人員，被抽調到工地當主管會計。第二年，當工地還沒有完工的時候，我的二姑就因饑餓和疾病死去，奶奶一直為此埋怨父親。
“忠孝不能兩全。”父親總是這樣說。那時，年輕的母親獨自帶着不滿周歲的哥哥，上要照顧我年邁的老奶奶，還要照顧在解放戰争時犧牲的五爺爺的遺腹子，白天還要出工“掙工分”，但面對這些家庭的困難，父親毅然選擇了“大會戰”，一去就是幾個月，連春節都是在工地上度過的。
“岸堤水庫是中央水電部設計的，當時哪有什麼機械工具啊，用的是最原始的镢頭、鐵鍁，除了我們自己，沒人相信岸堤水庫能短時間建成。”每當回憶這段曆史的時候，父親總是深情地說。“那時的條件艱苦啊。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溫度計的水銀柱下降到零下18攝氏度；居住在山溝、野外半陰半陽像冰窖一樣的地屋子裡，鋪的是麥稈、山草和蓑衣。在寒冬臘月裡，大家紛紛跳進刺骨的涼水中清基、堵泉眼。工地上氣勢磅礴，建庫熱情一浪高過一浪。整個工程犧牲44名民工，緻殘278人。”“閉上眼，我時常會想起工地上的車輪聲和腳步聲，想起那些熱火朝天勞動的不眠之夜、激動的表情、亢奮的話語和水庫建成時人們奔走相告時的喜悅和人群之中傳頌着的贊美，更會想起那份戰天鬥地的幹勁。”
“修不完水庫絕不回家，這是當時每一位參與者的心願。所有參與者吃住全在工地上，我們按軍事化編成6個師，臨沂縣、郯城縣各一個師，蒙陰縣編為4個師。白天會戰、晚上會戰，整個工地紅旗招展，人山人海。插紅旗、樹标兵，進行勞動競賽；‘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争分奪秒進行突擊，就連臘月三十過大年都堅持在工地上度過。”每當擦拭紀念章的時候，父親總會回憶那段曆史。
“人的意志力有多強，力量就有多大。僅僅用了短短5個月的時間，1960年4月，這座壩長1665米，壩頂高181.8米，最大壩高29.8米，總庫容7.49億立方米的水庫就全部完工。就是現在的條件下，沒有2年的時間也難以完成。但我們7萬多人靠的就是決絕必勝的信念，靠的是百折不撓的毅力、不怕犧牲的精神！”
“那時正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大家自帶部分幹糧，還需要抽出部分民工挖野菜進行補充。大家吃的是地瓜幹煎餅和糧薯混做的窩窩頭。”作為會計團隊的重要一員，父親他們能做的，就是既讓大家吃飽，又要精打細算，節約每一分資金，甚至做“無米之炊——地瓜幹煎餅和糧薯混做的窩窩頭裡時常混合着野菜”，“整個工程國家僅撥了30萬元，如果現在建設同樣規模的工程10個億也不能完成啊。”每當說起這些，父親的自豪之情總是溢于言表。
岸堤猶聞初戰聲，萬馬千軍旗正紅。
昨日支前今治水， 移山填海論英雄。
巨壩虎踞開閘處， 疑在萬面鑼鼓中。
1990年，53歲的父親讀到原臨沂地委副書記張清波在岸堤水庫興建30周年，追憶當年建庫有感而發所作，形象展示了當年建設岸堤水庫波瀾壯闊場景詩句的時候，興奮不已，又找出自己的紀念章、連同自己抄錄的這首詩工工整整地珍藏在了一起。
“沒國哪有家？國家的事都是天大的事，咱必須跑在頭裡。”生活中的父親，不但愛國家，更愛着集體，愛着自己的工作。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洪澇時常不期而至。一個初秋的深夜，正在值班的父親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短短時間内，整個大隊院子成了一片汪洋，值班屋内的水位急速上漲，房内盛滿油、近百斤的油缸都漂了起來。看到這種情況，父親首先想到是全村的帳簿不能被水沖走，更不能浸水。父親不顧個人安危，撕碎床單，把廚子綁在背上，獨自一個人一趟趟艱難地背到二樓的“三仙閣”裡。背着廚子往二樓爬是艱難的，但空身回來的時候，父親即使拄着鐵叉也不時被洪水沖倒。洪水過後，許多物品都沖走了，即使沒沖走的，也都被洪水浸泡得不成樣子，但全村幾十年的賬簿卻完好無損，這在方圓幾十裡的村裡，都是沒有的。
保護公物挺身而出，輕傷不下火線父親也是經常為之。舊時的沂蒙山交通閉塞，我們所在的“大隊”是紅旗大隊，時常需要作報告、進行經驗介紹，父親作為省裡考出來的會計師，更是承擔着全縣、公社會計人員的教育訓練等任務，需要經常到公社、縣裡開會。為了節省費用，每次外出開會再晚，父親都會堅持回家。記得有一年深冬，散會時天已經黑了，父親便搭乘同村的拖拉機回家，走到半路，因為天黑路滑，拖拉機翻到溝裡，當父親醒來的時候，滿頭滿臉都是血，但第二天一早，父親又站在教育訓練的講台上，為此父親還落下了腦震蕩的病根，臉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傷疤，緻使原本清秀的臉上留下了遺憾。
夜裡值班是父親堅守了幾十年的工作之一。那時，我們大隊部設立在一個寬大的院子裡，全村的油坊、染坊、紡織、編織坊、豆腐坊、木匠坊、鐵匠坊……所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加工作坊全部設立在這個大院裡，當忙活了一天的大院安靜下來的夜晚，為了保證财産安全需要留人專門值班，值班的人同時接聽全大隊唯一的電話，播報天氣預報，早上起床的軍号……每到晚上，偌大的院子空寂無人，詭異的“三仙閣”睜着一雙神秘的眼睛令人不敢走近，幾百年的老銀杏樹站在院子中間，有風吹過便發出沙沙的回響久久不絕……多年來，大隊、村委安排2人輪流值守，父親需要每周值守三四個晚上。從意氣風發的儒雅青年，到兩鬓斑白，與父親輪值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而父親卻一直是那個堅守着的守夜人，從沒缺席過。聽母親說，三哥出生的那天晚上，母親、鄰家嬸嬸都勸父親在家陪着母親，因為沒有人能替班，父親仍然堅持到大隊值班，第二天忙完一天工作後才回到家見到了自己最小的兒子！
半個多世紀，父親對國家、對集體、對機關傾注了無限的真情，由于工作突出，人品又好，多少次，父親被上級部門看中，但父親總是毅然謝絕，把深情留給自己的故土。
1955年，年僅18歲的父親因為在村裡擔任會計，工作認真，成績突出，被推薦到濟南參加教育訓練學習。期間，剛剛調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不久的舒同挑選文字秘書，父親因為文筆出衆、聰慧能幹，成為主要推薦人選，因為爺爺的原因，父親放棄了這個實作自己人生理想的大好機會，選擇了承擔起長子的那份擔當。自此後的幾十年裡，替自己的父母為自己的奶奶盡孝幾十年，為兄妹的成長盡心盡力，為家庭的興旺盡職盡責，實作着為人子、為人兄、為人夫、為人父的職責完成得圓滿而美好，父親的此次拒絕，展示的是人間大孝。
1960年，岸堤水庫竣工後，由于父親工作出色，當時的地區财政局要調父親去工作，當時我們所在的大隊是全縣有名的紅旗标杆大隊，全大隊的财務工作離不開父親，各類文字材料更是離不開“一支筆”的父親，在書記的堅持下，父親愉快地選擇了留在了故鄉。父親的這次拒絕，展示的是服從組織的大義胸懷。
此後的歲月裡，蒙陰縣稅務局、糧管所等機關也曾多次抽調父親去吃“公家飯”，但全都是因為大隊離不開的原因，父親堅守在了自己的故土。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對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把“人民公社”改為“鄉、民族鄉”；“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改為“鄉、民族鄉人民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父親日夜加班加點，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3年我們所在村也完成了這個轉換。期間，鄉财政所堅持調45歲的父親到鄉财政所工作，“把機會讓給更需要的人吧。”父親考慮到自己的年齡偏大了，便向組織推薦了更合适的人選，而自己，隻心安理得地做着安分守己的無名英雄，父親展示着的，是大愛之舉。
父親對同僚如此，對周圍的貧困鄉鄰更是充滿了人間大愛。
1976年秋天，全家一年種植的地瓜經過一塊一塊地從地裡刨出來，再一塊塊切片、曬幹後，又一筐筐千辛萬苦地收回家、集中暫存在院外西牆邊搭起的晾曬架上，待全幹後收倉。全家人在忙了整整一個秋天後，終于可以松一口氣、安心地睡個安穩覺了。然而，早上趕來，當母親迎着初升的太陽重新晾曬全家一冬的糧食時，卻發現所有的瓜幹片塊未留地全部丢失了——那可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糧啊。
我生活的蒙山小村莊，因無水，是以不能産稻；因土瘠，産小麥量極少，山嶺薄地盛産的主要是玉米地瓜。地瓜切片曬幹稱為地瓜幹，粗加工後作為豬食，細加工後烙成煎餅作為人食，是以地瓜幹煎餅曾在數代山民的嘴裡把持了主食地位。玉米棒子采下不剝苞皮，苞皮與苞皮聯結成背搭式，挂于樹杈、搭于牆頭或圍在專用柱子上，待風吹日曬去了水分，再搓棒取粒，水泡去皮，拿到石磨上磨成細糊烙成煎餅，但玉米煎餅相比地瓜幹煎餅卻又是殷實之家的象征，一般家庭還是以吃地瓜幹煎餅為主。那時，市場遠沒有現在繁榮，鄉村農家更無經濟來源，所有的地瓜幹丢了，意味着全家一年的口糧沒了。作為全大隊裡的一件大事，大隊、生産小隊的上司都來了，還成立了調查小組，對周圍住戶進行了細緻走訪驗證。那時，父親看着哭天抹淚的母親和嗷嗷待哺的四個孩子，含着淚帶領大哥、二哥到離家三十多裡的山上采山果、摘樹葉，在收獲過的廣大土地上“攬花生、攬地瓜”，有時，下力氣刨半天地，也“攬”不到指頭大的地瓜。一周後，确定了盜竊之人，當那高大的漢子當衆跪下時，父親卻含着眼淚扶起了對方，對着天、對着地、對着一衆人等說了一句讓大家都落淚的話：“大兄弟，咱啥也别說了，誰讓咱們窮呢。瓜幹算我們家送的，我的孩子們大了，你的四個小孩子更要長身體啊。”整個冬天，我們家吃花生殼、玉米棒、地瓜秧磨成面做成的窩頭，每次吃飯，我都因為咽不下去而哭泣不已，以至于我總把自己個矮歸罪于那個無糧可吃的冬天，父親晚年聊天時，我總撒嬌似的抱怨父親，父親便孩子般笑着說：“不是沒辦法嗎。那個時候，都不容易，咱真讓人家拿回來，心裡也是不安啊。”
故鄉蒼勁、遼闊、深邃的背後，不動聲色隐藏着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内在精神，這種精神，如同我們屋檐上的瓦片，挺舉起了偌大的蒼穹。和那一代人一樣，在農村生活了一輩子、奉獻了一輩子的父親，他的純樸和善良，一定是一把金鑰匙，打開了後世子孫内心深處愛與擔當的大門，教會了我們愛國、敬業、奉獻，教會了我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兢兢業業，把國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父親還教會了我們敬老孝親，與人為善，即使面對傷害我們的人，仍然要用寬廣的愛，包容這個世界裡的醜陋，還世界一份美好和感動。
我愛我的父親，我更敬愛父親那一代人骨子裡的奉獻、忠義和擔當。
【作者簡介】張岚（女），臨沂作協主席，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山東作協全委會委員；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國家三級健康管理師，中國紅十字會救護師。市級多家報刊專欄作家；作品見于《北京文學》《散文百家》《散文海外版》《散文選刊》《山東文學》《時代文學》《中國青年報》《勞工日報》《中國婦女報》等，入選《中國精短美文精選》《散文海外版精品集》《川魯現代散文精選》《好散文1978-2018》《山東作品年展》等，著有《水做的城市》《流年裡的花開》《歲月凝香》《歲月靜好》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