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史界鬼才、《翦商》作者李碩的新作《曆史的遊蕩者》由世紀文景出品。作為李碩的首部學術文集，這是他的一場思想之旅，也是一部學術自傳，在他筆下，曆史的燈火闌珊處竟然這麼颠覆想象。
對于人性的刻畫與解讀，是李碩此前20多年學術生涯中矢志不渝的探索。在他筆下，帝王、貴族、士大夫、軍官甚至“騙子”，都穿越曆史，還原為一個個鮮活的人，他們喜悅、振奮、憂慮、恐懼，有時隐藏自己的情感，有時也欲蓋彌彰。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李碩的研究範圍遠超出我的專業領域，但即便是我比較熟悉的方面，也都能發現他獨特的視角和見解，顯示了他的天賦和潛力。”
這正是他向公衆大膽袒露如何進入學術，在學術叢林中野蠻生長，最終又告别學術的心路曆程，形散而神聚，終究還是自有旨歸，不為學術而學術。同時，這也是他作為少數派學者，為大家做出的“少數派報告”，他性情的、孤勇的、有态度的私家志趣将在這本書中一次性地講給大家聽，讓我們看到這位史界鬼才是如何煉成的。
李彪悲劇與孝文帝時代的門第
孝文帝時期，乃至整個北朝，“門第”雖然是為官的重要因素，但從來沒有過一套嚴格的、可操作的标準。隻要父親、祖父輩擔任過高官，就可以算有“門第”出身，聲稱遠祖是漢代、魏晉的某位高官也是一個辦法。“九品中正制”還有一個特征，就是講究地域平衡，每個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門大姓。《魏書》中很多人“自雲”先祖是漢魏晉時某高官，其實他們往往隻是同鄉、同姓而已，年深日久，無從查考，隻要自己一口咬定，一般也就得到預設了。不幸的是，李彪出身寒微，而家鄉頓丘還有一個李姓高門——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實在攀不上親，前代的頓丘籍李姓名人，自然也輪不到他認作祖先了。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諸帝的門第觀念尚不太重，隻要得到最高統治者賞識，出身低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會受人歧視。馮太後當政時，很多宦官都受到寵幸，仕至尚書、常侍、将軍、刺史，爵封王、公，甚至擔任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等官職。按照南朝的門第觀念，這都是一流高門才能擔任的清要官職。馮太後死後，這些宦官年老資深，依舊很受孝文帝禮敬。
到李彪這一代人進入中年之際，正逢年輕的孝文帝按照複古理想和門第觀念改革制度。孝文帝草拟的門閥制度，大概是按三代先祖的官爵高低劃分門第，由門第決定出仕時的官職。選官制度一旦涉及實際操作層面，就問題重重，何況涉及數十年前的“曆史問題”。是以直到後來的世宗、肅宗朝，朝廷數次清定姓族門第，一直糾紛不斷。這種情況下，那些門第不是特别顯赫的士人，更感覺壓力重重，拼命标榜自己的先祖名望，并通過排斥、貶低出身更低的人，來顯示自己的門第。這樣，李彪順理成章地成了寒門的代表，和他在出身上“劃清界限”，就是标榜自己門第的最好辦法。
李彪和廣平宋弁交好，他們都是相州（頓丘、廣平同屬相州）人。宋弁祖父宋愔，太武帝時擔任過中書博士、太守，出身背景比李彪好些。宋弁個人的從政資曆比李彪淺，李彪任秘書丞時，宋弁是他下級的著作佐郎。但宋弁靠才能和門第受到孝文帝賞識，遷都洛陽後，仕至散騎常侍，兼領相州大中正，負責劃定本州籍官員的門第高低。宋弁和孝文帝私下商量，仍舊把李彪定為寒門。這樣做一方面表現了他的無私，不為朋友枉法，也可以防止産生和自己競争的同鄉門第。
可以想象，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後，心中會做何感受。退一步說，李彪可以對自己的仕途不做太多奢望。畢竟經過近三十年的奮鬥，他從寒微書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兒子李志，十餘歲就能作文了，女兒也自幼教習文字、儒書。李彪對這對子女非常喜愛和自豪。日漸嚴重的門第壓力，使他常為孩子的未來揪心，以緻在公私聚談、宴會場合，都要向同僚們稱揚誇贊一番。孝文帝對此難以容忍，還專門批評過他。
太和二十一年（497）八月，孝文帝開始了第二次南征。尚書仆射李沖、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陽，李彪兼任度支尚書，共同負責後方事宜。李彪請求吏部尚書郭祚給李志任命一個官職。郭祚稱李彪門第不夠格，沒有同意。李彪對此深為憤恨。郭祚的理由是：“你和宋弁是同鄉至交，是他壓低了你的門第。你能不責怪他隻埋怨我嗎？”
五十三歲的李彪此時完全失去了克制。他對“門第”的一腔憤怒無處發洩，最終竟然釀成了一場和李沖的沖突。這用常理頗難解釋。李沖是最早賞識、提拔李彪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得力的人。李沖性格柔順，上下級人際關系處理得非常妥帖，幾乎從未和任何人有過正面沖突。
但從李彪的角度看，他不敢與宋弁、郭祚這些在門第問題上傷害過他的人翻臉。那樣隻會顯得他是一個謀取私利不遂、轉而打擊報複的小人，使他和目前的門第政策，和滿朝高門官員徹底決裂。李彪不敢這樣。當初李沖對他的援引幫助，在此時的李彪看來，卻逐漸變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恩人式的施舍。李沖一帆風順的經曆、遊刃有餘的個性，又使他在李彪心中成為整個高門階層的成功代表。原來李彪在禦史台工作，李沖在尚書省，碰面機會不多。現在李彪兼度支尚書，和李沖整天共事，滿腔怨憤逐漸無法克制，變成了對李沖的抵制抗拒，惡語怒目。
《魏書·李彪傳》稱，宋弁曾受到李沖壓制，遂慫恿李彪攻擊李沖。這也許有一定道理，但未必是李彪失态的根本原因——以他的才智和政治閱曆，不會這麼容易被人利用，何況此時宋弁正随孝文帝南征，不在洛陽。李彪隻是對李沖表達憤怒，并非政治鬥争的攬權争利，或者收集證據告黑狀。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這種公開對抗沒有任何好處，結局隻能是兩敗俱傷。
門第壓力下，李彪積累了多年的緊張、憤怒情緒徹底爆發，使他失去了理智，恐怕自己也不能解釋自己的行為。李沖大概也不了解李彪何以行為失常。他當面斥責李彪，“爾如狗耳！為人所嗾”，仍是懷疑宋弁在背後慫恿（《魏書·宋弁傳》）。李彪的反常行為使李沖完全失态，他數次與李彪争吵，震怒中大呼大叫，甚至摔斷桌案。
畢竟李沖是李彪的上級。他征得任城王元澄支援，逮捕了李彪及禦史台諸侍禦史，上書孝文帝要求罷免李彪，送廷尉治罪。上書中，李沖指出，李彪“昔于（在）凡品，特以才拔”。為了證明他與李彪沒有私人恩怨，李沖特意提到，李彪在入仕之初曾努力為公，成效卓著。關于李彪的罪錯，李沖舉出來的也隻有昔日會審犯人時嚴酷刻急，最近行為乖張失常而已，沒有政治鬥争常用的A錢、謀反等罪名。
李沖性格素來溫和，與李彪的争執使他精神錯亂，一病不起，病中還在胡言亂語，責罵李彪是小人，十餘天後就去世了，時年四十九歲。孝文帝在懸瓠城的前線指揮部看到李沖上表，也驚愕不已：“何意留京如此也！”李沖死訊傳來，孝文帝在懸瓠城為之舉哀，哭泣不能自持。有司判處李彪死刑，孝文帝予以赦免，隻給予免官處罰。李彪不久就回到頓丘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