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複生，原名黃位堂，字明玉，考學堂時易名樹中，字理君，生于1883年(清光緒九年)，四川隆昌人。1901年入泸州川南經緯學堂，1904年畢業。是時清政窳敗，國勢阽危，黃複生因閱讀《革命軍》、《警世鐘》、《浙江潮》等書刊而萌發革命思想，與同學黃方、鄧潔、楊兆蓉等二十多人組織“輸新學社”，以輸入新學為宗旨，實則暗倡革命。
四川隆昌人黃複生
1904年秋，蜀新學社拟創辦鉛字印刷局，派黃複生赴日本學習印刷。初入宏文學院，旋進東京印刷株式會社。此時民主革命思潮在留日學生中蓬勃發展，黃複生與學友鄧家彥、陳道循等十餘人結成團體，以革命為宗旨，并與國内建立聯系。1905年7月，孫中山到達橫濱，同人推黃複生、鄧家彥、康寶忠與孫中山聯絡。同盟會在東京創立，黃複生率先加入，并任同盟會本部總務部幹事、四川分會會長兼負責《民報》社務。
為進行武裝革命，黃複生與熊克武等奉孫中山指明到橫濱随梁慕光學造炸彈。其後又經日本友人宮崎寅藏介紹去日本小室兵工廠學造槍藥。他曾與在東京留學的川人楊兆蓉、陳伯珩、陳少封、鄧亞珍等，共商推動四川革命的具體步驟。當時泸州哥老會首領佘英曾手持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在茶館、酒店宣讀，表現出反滿革命思想。黃複生等“聞其聲名，乃函招東渡”。
黃複生塑像
1906年7月底，佘英到了日本東京，由黃複生、熊克武介紹面見孫中山，并加入同盟會。1907年初，黃複生奉孫中山之命回川進行革命活動，被成都府中學堂聘為日文翻譯。在此期間，他經常與學校師生以及校外向往革命的人士聯系，發展會員三百餘人。為了謀劃在四川舉行起義，黃複生約集在成都的革命黨人三十餘人在草堂寺集會，決定于本年11月15日(農曆十月初十)慶賀慈禧壽辰時，在成都、泸州、永甯等地起義。因為武器彈藥缺乏，黃複生與稅況麟、楊兆蓉等人在永甯興隆場黃方家中秘密制造炸彈。一天夜裡，黃複生因收撿炸藥入瓶失慎發生爆炸，受重創而鮮血滿面。稅況麟善國術，擅長治療跌打損傷，立予救治，得以不死。黃以此次重創不死，遂将黃位堂之名改名為黃複生。
刺殺端方未果
1909年初，奉孫中山之命，革命黨人黃複生與汪精衛、以及喻培倫、方君瑛、黎仲實、曾醒、陳璧君等人組成暗殺小組，往返于日本和香港之間，暗殺小組以清廷大員為暗殺目标，首先确定端方成為暗殺對象。
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
端方時任兩江總督，素有能吏之稱，被譽為“清之長城”，在革命黨人看來，清朝官員越有本事，越是革命成功路上的絆腳石，是以殺掉端方勢在必行。
在暗殺小組中，喻培倫有“炸彈大王”之稱，他與黃複生負責試制炸彈。1909年，為試驗炸彈之威力，汪精衛等購一小豬，将小豬定名為他們要暗殺的對象——端方，這隻叫“端方”的小豬，被汪精衛等拴在樹上，又抓了幾隻雞放在“端方”的周圍，權當其随從。汪精衛等心中默念，謂小豬若斃命，炸端方當成功。而後，啟動電門試驗，一聲轟鳴，煙塵彌漫處，樹倒雞飛，衆以為小豬必死，然揚塵過後，視小豬猶安然無恙，衆人頗為尴尬，面面相觑。
是年6月28日，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奉旨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7月，汪精衛、黃複生等人探知端方将乘火車先到北京，再轉直隸，于是一面打探端方行期，一面在端方的必經之路勘察地形，布置炸彈，欲一舉将端方炸死。衆人晝伏夜出，苦等多日，卻不想端方改變路線，已經悄悄由上海乘船去了天津，得知此消息後，衆人怏怏散去。汪精衛與黃複生索性進京去伺機暗殺其他高官了，他們最先想炸死的是慶親王奕劻，無奈奕劻侍從如雲，防範極嚴，一時難以下手。
刺殺載沣失敗
1910年，在同盟會的安排下，汪精衛、黃複生、喻培倫和陳璧君先後到達北京，在琉璃廠附近開了一間“守真照像館”作為掩護，又在東北園租賃一屋，作為活動場所。們四人一邊研制炸彈，一邊選擇目标。
12月，汪精衛偕陳璧君、黎仲實等由香港入京，加入行動。歲末清廷派往歐洲考察海陸軍的載洵、載濤兩貝勒歸國，黃複生偕汪精衛攜皮包内藏鐵茶壺滿貯炸藥赴東車站相候，伺載洵、載濤下車時狙擊之。由于火車到達車站時，已經入夜，因不認識載洵、載濤，隻“見滿站皆戴紅頂者，恐誤中他人，遂泱泱而返”。當時慶親王奕劻最為專橫，于是，決定以此人為暗殺對象，因奕劻戒備森嚴，無間可乘，才改以攝政王載沣為暗殺目标。
攝政王 載沣
載沣是大清的實際掌權者，符合最初刺殺滿清高官的初衷，可以造成巨大的轟動效應，激勵革命士氣。他們認為，如果刺殺成功，甚至可以破壞清政府的立憲程序和改變革命形勢。
随後，四個人對載沣上下朝的路線進行了詳細的調查，最後選擇載沣必經的一座橋，埋上炸彈炸死載沣。具體分工是這樣的，黃複生和喻培倫負責安放炸彈，布引線，第二天由汪精衛負責引爆，這是最危險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個死。3月31日晚，負責安放炸彈的黃複生和喻培倫慌慌張張地跑回來，說他們安放炸彈時被人發現，他們躲在附近暗中觀察，不久來了一群警察，發現了炸彈。汪精衛聽完兩個人的講述，認為警察隻是發現了炸彈，但沒有發現人，還是不要急于逃走，看看情況再說。
第二天，報紙上登載新聞，說有人要刺殺攝政王載沣，估計是因為朝廷的内鬥引起的。當時，汪精衛黃複生欠缺鬥争經驗，竟然對新聞信以為真，将懸着的心放下，豈不知這是朝廷放的煙霧彈。
二次刺殺載沣，黃複生被捕
暗殺小組決定第二次刺殺載沣，但是炸彈沒有了，錢也花得差不多了。于是商議由喻培倫去日本買炸藥，派陳璧君回南洋籌款。誰知，兩個人剛走不久，大批警察就包圍了照相館，黃複生被捕。
與此同時，汪精衛也在其住所被抓。原來，警察一邊穩住刺客，一邊通過炸彈制作材料秘密調查，先是确認了材料銷售店鋪，通過店鋪老闆找到了汪精衛。
1910年4月25日，大清國最高法院公開審理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沣案，主持庭審的是肅親王善耆（大漢奸川島芳子的父親）。庭審現場，汪精衛和黃複生都稱自己是主謀，另一個人并不知情。兩人均視死如歸，刺殺攝政王是死罪，多說無益，隻求一死。特别是汪精衛，利用公開審理的機會，大談革命道理，揭露載沣的立憲是假立憲真獨裁，呼籲人們都行動起來，推翻大清的統治，隻有這樣中國才能實作民主富強。
黃複生紀念館陳列室
善耆還不糊塗，看出汪精衛和黃複生唯求一死的決心。他向載沣彙報：這兩個人年輕人是想求死，以激勵革命黨的士氣，我們可不能輕易上當啊。載沣也認同善耆的說法。迫于當時革命形勢高漲，同時為了證明清廷是真立憲和仁德心腸，攝政王載沣決定免除汪精衛和黃複生的死刑，将二人改為終生監禁。
宣統下罪己诏黃複生獲釋，參加反袁鬥争
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後，各省紛紛響應，清政府一面起用袁世凱以武力鎮壓；一面想以籠絡手段緩和人心。10月15日宣統下罪己诏并大赦革命黨人。11月6日，黃複生和汪精衛獲得釋放。
黃複生紀念館陳列室
黃複生被釋後徑赴天津，組織京津同盟會，以為中央革命之樞紐。不久，黃複生前往上海，聯絡南方黨人，請求接濟。在滬，他建議滬軍都督陳其美利用江南制造廠的藥料，制造炸彈，以濟軍需。
1912年1月9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大總統派黃複生、熊克武接收川路股款，籌辦蜀軍。同月，黃複生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3月7日，又被委為總統府印鑄局局長。為崇揚忠烈，黃複生等四十二人聯名呈請南京政府撫恤為革命壯烈死難的鄒容、謝奉琦、喻培倫和彭家珍為四烈士。
複生橋
袁世凱繼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黃複生随臨時參議院北遷。他見袁世凱心懷叵測，乃南下去上海。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引起黨人大憤。時徐寶山據揚州，其勢猖獗，黃複生精心研制巧藏炸彈于古物之中，5月24日徐啟匣被爆炸而斃。
“二次革命”失敗後，黃複生赴日本，創政法學校。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黃複生加入該黨，旋被推為中華革命黨四川支部長;1915年4月，因任滿，改推龍光繼任。同年，黃回國謀再舉，在上海公共租界賃屋，秘密制造炸彈。6月，事洩入巡捕房，拘數月後由陳其美營救出獄，再去日本。
袁世凱複辟帝制失敗後，國家政權仍為北洋軍閥所把持，段祺瑞拒絕恢複臨時約法和召開國會。1917年秋，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移檄全國奮起護法，黃複生積極響應号召，組織四川國民軍讨伐。10月，廣州軍政府任命黃複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四川國民軍總司令，盧師谛為副司令。為協調廣州軍政府與雲南唐繼堯的關系，11月孫中山改任黃複生、盧師谛為四川靖國聯軍總、副司令。
川戰爆發後，黃複生因病客死山城
1918年春，孫中山根據章太炎來自重慶的報告，以川中人心多歸熊(克武)，是以改任熊克武為四川靖國軍總司令。随後，改委黃複生為川滇黔援鄂聯軍第一路總司令，駐重慶并兼川東道尹。由于兵力不足，加之援鄂師出無功，黃複生解印東下，寓居上海。
1920年，四川督軍熊克武與省長楊庶堪失和，川戰爆發。黃複生應楊之邀，偕盧師谛前往泸州，助楊組織北伐軍。在熊克武和楊庶堪之争時，黃支援楊。5月，黃複生所部将熊系重慶鎮守使餘際唐的江防軍擊敗。10月，劉湘助熊克武率軍攻入重慶，黃複生部不敵，退往涪陵，窮蹙于夔、萬之間。
1921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設立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辦事處，黃複生被派為财政科主任。1923年1月，孫中山委任黃複生為國民黨本部參議。同年10月，北洋軍閥直系首領曹锟賄選總統，熊克武奉命讨伐曹锟，黃複生被任命為重慶關監督兼交涉員。1924年，熊克武在川戰中敗潰去粵，黃複生以父喪留成都。1925年國民黨中央特派黃複生等九人為四川臨時省黨部籌備員。1926年1月，黃複生以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二大”後，被推為國民黨四川省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3月，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僞“二大”，黃複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8年10月，黃複生任四川省政府委員，1930年任北平“擴大會議”海外部委員，後返成都，專辦國民黨四川黨務。1931年赴粵，1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32年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1933年8月任國民政府委員兼政務懲戒委員會委員。
1936年黃因中風左身麻痹，落下話語不清的後遺症，于是，辭去懲戒委員職務。1943年被聘為國民政府顧問，1948年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同年10月1日，病逝于重慶鶴臯岩和灣2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