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佚是清代學者治學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論文根植于曆史文獻，從學術研讨角度概述了清儒黃奭輯佚魏晉六朝隋唐韻書的相關問題，以完善輯佚學領域深入研究黃奭輯佚成就之不足。
黃奭（1809——1853）是清代道光年間著名的輯佚家，在大陸輯佚學史上的地位功垂後世，其輯本《黃氏逸書考》（一名《漢學堂叢書》）聞名于世，深為曆代學者推重。梁啟超先生說：“嘉道以後，輯佚家甚多，其專以此為業而所輯以多為貴者，莫如黃右原（奭）、馬竹吾（國翰）兩家。”葉仲經先生評價說：“甘泉黃右原先生雖起家赀郎，而能夠學靡倦，至為阮文達公所稱許……與馬氏（國翰）一南一北，同時互相輝映。”評價之高，不言而喻。
一、黃奭輯佚時代背景
輯佚是清代學者治學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清代出現大規模的輯佚活動并取得豐碩成果，和當時複雜的政治文化背景緊密相關。就其政治背景而言，乾隆時代的專制政治達到高峰，雖然沒有大規模的文字獄，但文網之嚴密，羅織之苛細，則是康熙、雍正時期所未有。為回避現實，文人們隻能躲進故紙堆裡，專心考據文獻，校勘版本，輯佚古書，形成後來以考據為中心的乾嘉學派。就其文化背景而言，長期曆史過程中，古代典籍由于人為（禁毀、兵事）和自然（水火、蟲、鼠）原因，有的名存實亡，有的名亡實存。古書的大量亡佚，使清代“好學之士，每讀前代著錄，按索不獲，深緻慨惜”。于是，為儲存文獻和便于治學，清儒們紛紛地從類書、選注及經注、史注中所引，綴拾補錄，考求佚書及佚文。此外，官府組織修纂《四庫全書》也是清代輯佚成為治學風尚的重要原因。乾隆四十六年（1782）末，纂輯成大陸曆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經部書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計三百八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輯出大批珍貴的古佚書，對清代輯佚産生了巨大影響，清儒看到輯佚存在着的巨大潛力和功用，紛紛效仿。一時間，私家大規模的搜輯佚書之風廣泛盛行，并延續到晚清。
這樣的曆史原因及文化氛圍推動了清代輯佚大家輩出，以輯佚聞名遐爾、顯名後世者不勝枚舉。其中最著名的當數乾隆末嘉慶、道光間五大輯佚書家章宗源、嚴可均、馬國翰、黃奭、王谟。他們竭其畢生精力，從事于古籍的考據、輯佚、校勘工作，并将其成果反映在他們刊刻的叢書中，緻使叢書刊刻門類繁多，有新疏之群經，精校之古子，重輯之佚書，紛然雜陳。這些叢書内容遍及四部，為恢複亡佚的典籍概貌貢獻巨大。是以，梁啟超說：“吾輩尤有一事當感激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國無足輕重，名著失堕，則國民之遺産損焉”。
二、《黃奭逸書考》内容、書名及版本
黃奭輯刊古籍佚書的時間約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以後，鹹豐三年（1853）二月，因太平軍攻占揚州而結束。這期間，黃奭承師訓托，搜逸掇殘，用功精深，幾近畢生之精力輯刻古佚書，輯刊成書者有：《清頌堂叢書》八種，《知足齋叢書》六十六種，《黃氏逸書考》近三百餘種。其中《黃氏逸書考》對後世影響最大，并由此奠定黃奭在清儒輯佚中的地位，成為清代五大輯佚家之一。該書将所輯經史子集各類佚書分四類：“曰《漢學堂經解》一百一十二種；曰《通緯》七十二種；曰《子史鈎沉》八十四種；曰《通德堂經解》十七種。共二百八十五種，通計七千三百九十三篇。”
關于《黃氏逸書考》之書名，據王鑒《黃氏逸書考·序》中語：“原書……各類篇首下方統曰‘逸書考’”。朱長圻《黃氏逸書考·序》“其（指黃氏）著述博瞻有根柢，所輯‘逸書考’網羅至數十百種”，葉仲經《黃氏逸書考·序》“曾輯《經解逸書考》、《通緯逸書考》、《子史鈎沉逸書考》、《通德逸書考》等”。[7]由此推測，大概黃奭輯刊古佚書彙刻成書時，取叢書名為《逸書考》。今人曹書傑先生在《黃奭輯佚書書名辨》一文中，曾專門對此事進行過考述，其結論是“黃氏輯佚書彙印之總名，應以《漢學堂逸書考》概之。”今天，我們與古人去遠，可證資料有限，書名孰是孰非，不可妄下雌黃，姑且沿用流傳廣遠、頗有影響的《黃氏逸書考》為之名。
黃奭輯本流傳于世的有多少版本不得而知，目前筆者查到如下四種：
（一）《漢學堂叢書》：清道光中甘泉黃氏刊光緒印本
該本為黃奭次子黃澧整理印行，為黃奭輯佚書第一部正式彙印本。其内封面印有《漢學堂叢書》，背面印有“經解逸書考八十五種，通緯逸書考五十六種，子史鈎沉逸書考七十四種。”加上附叔苻印《高密遺書》十一種，全書合為二百三十一種（含附書）。卷首有光緒十九年儀征劉富曾序，黃澧跋，及重編的《漢學堂叢書目錄》和《高密遺書目錄》。該本并非書版之全部，僅為其中卷帙完好者，故所錄各書皆據道光舊版刻印，未作修補。
（二）《黃氏逸書考》：民國十一年（1922）江都王鑒據甘泉黃氏原刻補刊印本
該本為王鑒補修《漢學堂叢書》印本而成。其内封面印有《黃氏逸書考》，背面印有“漢學堂經解一百一十二種，通緯七十二種，子史鈎沉八十四種，通德堂經解十七種。” 故全書合為二百八十九種（含附書），較《漢學堂叢書》增加五十八種。增補數目為：漢學學堂經解二十六種，通緯十五種，子史鈎沉十種，通德堂經解七種。卷首有王鑒1925年序及凡例，詳細記述了書版流傳、校勘經過、易名原因等過程，卷末附有儀征劉富曾《跋》一篇。
（三）《黃氏逸書考》：民國二十三年（1934）江都朱長圻據甘泉黃氏原刻補刊印本
該本為朱長圻據王本舊版補刻重印而成，十六函，一百六十冊。朱氏不僅補訂王氏書版刊誤多處，而且在王氏印本之外，又增加了黃奭輯佚書二種：吳謝承《後漢書》、晉曹嘉之《晉紀》各一卷。故全書總數達到二百九十一種。此外，全書後還附刻王鑒《懷荃室詩存》五卷，清江都王甲曾《不波山房詩鈔》，清王爾銘《雲史日記》等六種。卷首除保留王鑒《序》之外，并增加朱長圻自《序》一篇，記述刊刻始末，同時請朱氏好友葉仲經為該書作《序》一篇。該《序》涉獵内容廣泛，特别是對輯佚書的發展曆史給予詳盡的論述及評價，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四）《漢學堂經解》：廣陵書社出版社，2004年4月版，全三冊
該本為廣陵書社據一九三四年江都朱長圻據甘泉黃氏版補刊印本影印，精裝本，全三冊。全書選錄《漢學堂叢書》中的《經解逸書考》和《通緯逸書考》兩大部分内容成書，分易、書、詩、禮、春秋、五經總義、國小、河圖等類，共計一百四十一種，皆為漢至六朝之遺書及逸書，一種一卷。該書重印目的是為了治學者能“更廣泛、深入地把握兩漢、六朝經學地全貌，科學地論定漢學地成就與不足，認清它在學術史以至整個文化史上應有的地位。”
朱本印行最晚，且将前兩本書内容盡收其中，是以較為完備，尚屬佳善之本。今版存于江蘇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5年，揚州古籍書店有重印本；1984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略作校訂後再次重印，兩印本皆為線裝。
三、清儒輯佚家對黃奭韻書輯佚的影響
據《中國叢書綜錄》著錄，清人輯佚魏晉六朝隋唐佚韻書者除了黃奭而外，還有其餘三家：任大椿、馬國翰和顧震福。我們将黃奭、任大椿、馬國翰、顧震福四人之間的關系以及所輯文獻版本進行梳理，可以考察所輯文獻的原貌，發現各自輯佚的特點，并由此考察其對于黃奭韻書輯佚所産生的影響。
（一）黃奭與任大椿
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江蘇興化縣人，早于黃奭（1809——1853）七十多年，清代乾隆時期著名的經訓學家，曾與清代儒學大師戴震（1727——1777）同科舉人。輯佚書《國小鈎沉》共十九卷，是一部輯錄古代訓诂資料的書，首發大規模專輯國小佚書的先聲，學術價值高，對後世影響極大。《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國小類》著錄其不同版本有四種，第一種即為“《國小鈎沉十九卷》清任大椿輯 清嘉慶二十二年汪廷珍刻本 清黃奭校補（現存北京圖書館）”。
該書為線裝，黑格抄本，全一冊，清人王念孫校前十二卷，黃奭補校，所補校之處皆用朱筆标明，清晰可見。韻書部分主要校補任氏輯佚文不足之處，諸如征引文獻出處不夠詳盡，未注明原書作者名等，黃奭考證後一一補齊，同時校勘佚文多處。
（二）黃奭與馬國翰
馬國翰（1794～1857）字詞溪，号竹吾，曆城南權府莊（今濟南市曆城區全福莊）人。清嘉慶、道光年間著名學者、藏書家、輯佚大家，輯佚隋唐前韻書主要收錄在《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國小類》。黃奭與馬國翰可謂同時代之人，輯佚活動都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但是比較發現，即使輯佚同一部書，由于底本選擇、材料來源、理論素養等原因，所輯佚文在篇目、數量、編排體例等方面很少雷同。同為《聲類》，馬國翰輯得佚文235條，黃奭輯得佚文236條，尚有補遺16條，佚文編排順序也有很大差異。這充分說明，黃奭與馬國翰的輯佚活動同時進行，各自為之，恰似兩條平行直線彼此沒有關聯。但是，清代流傳任大椿《國小鈎沉》版本除《善本書目》著錄之外還有很多，以學術傳承性和任大椿輯佚學史地位來看，馬國翰有所借鑒也是自然的。
（三）黃奭與顧震福
顧震福（1872——1936）字竹侯，江蘇淮安人，清末民初文字學家、經學家、著名謎家。是繼黃奭之後的清末輯佚家，相對黃奭而言屬于晚輩，輯佚活動時間比黃奭約晚五、六十年，但能在前人輯佚基礎上繼續發掘、整理并有所收獲，如《國小鈎沉續編》八卷，完成于光緒十八年（1892），時年僅二十一歲。該書意在輯補任大椿《國小鈎沉》之缺漏，得書凡48種。輯佚成果豐碩，僅《聲類》一書比他人多輯出100條。有些材料可以彌補黃奭輯佚韻書之不足。
（四）顧震福與任大椿
顧震福所生活的年代要久遠于任大椿，但是顧震福《國小鈎沉續編》與任大椿《國小鈎沉十九卷》卻是一脈相承。清人輯佚家中，顧震福極力推崇任大椿，又在《國小鈎沉續編·自序》中說：自己看到任大椿未見到的材料，是以編撰目的主要補“任氏所未及者，依其體例為補輯之。”并在凡例中說明補輯任氏的原因及指出任氏輯佚的不足、訂正任氏輯佚的錯誤等。在引用材料方面比任大椿更認真，主要取材于慧琳《一切經音義》。劉葉秋在《中國字典史略》中說：“慧琳《一切經音義》在晚唐五代之間曾經一度失傳……直到光緒初（1875）中日通使時，高麗和日本的刻本才流傳到中國來。”而此時，黃奭，馬國翰、任大椿已經過世而未見，是以，顧震福增補前人輯佚材料更加豐富。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清人整理、輯佚隋唐以前韻書并形成文獻的途徑有兩條，一是作為輯佚内容的一部分。任大椿《國小鈎沉·國小類編·附編》、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國小類》中所著錄的佚韻書既是。二是建立在前人輯佚成果基礎上并有所發展。黃奭《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顧震福《國小鈎沉續編》中所著錄的佚韻書既是。理清這個線索，有利于我們全面把握清代學者輯佚情況，并客觀地了解評價黃奭輯佚韻書的成績及局限性。
四、黃奭輯佚韻書研究價值
“輯佚的直接動機一般說來有二：一是以輯佚為目的的輯佚，一是以輯佚為手段的輯佚。以輯佚為目的的輯佚活動，即把輯集古佚文獻作為工作目的，其實作的形式是輯佚成書。以輯佚為手段的輯佚活動，即在學術研究、古籍整理工作中以輯佚為手段，其實作的形式是将佚文散見于研究、整理成果之中，進一步發展也可輯編成冊。”黃奭輯佚當屬前者，其研究價值主要展現在四個方面：
（一）古佚文獻整理價值。隋唐以前韻書均屬亡佚之書，黃奭根據類書、選注及經注、史注等文獻中所引，考求佚文，綴拾補錄，重新輯出，對隋唐以前佚韻書進行系統的歸納梳理，通過發掘、整理和儲存，以求恢複中國古代韻書之原貌，或恢複其一部分，為後人治學和韻書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獻材料。特别是佚文輯佚的引書部分，同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可以充分利用引書的儲存文獻，考察古籍文獻或佚失文獻的流傳情況，其文獻整理價值不言而喻。
（二）語言文字價值。隋唐以前佚韻書中儲存着大量的反切、古籍的音注以及釋義詞，為我們研究古代音韻、文字訓诂，彙輯了豐富的資料，無論在韻書或字典方面來說都不失為重要的著作。為傳統音韻學、文字學、訓诂學研究提供豐富的語言資料及寶貴的史料價值。
（三）韻書史研究價值。在音韻學史上，《廣韻》一直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是我們研究古音最重要的材料。由于《廣韻》繼承了《切韻》、《唐韻》的音系，是漢魏以來集大成的韻書，是以對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從音韻學的角度來看，韻書是有其自身産生、發展的曆史。從韻書萌芽時期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到六朝時期“音韻鋒出”的李槩《音譜》、陽休之《韻略》，再到韻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隋代陸法言的《切韻》，以及後來《切韻》系韻書《唐韻》、李舟《切韻》等，這些韻書在當時社會都産生過很大的影響。通過黃奭的輯佚材料，可以幫助我們捕捉韻書史的發展脈絡，促進漢語音韻學的理論研究。
（四）認識價值。對隋唐以前佚韻書的梳理和綜合分析，我們可以認識黃奭輯佚韻書的内容、材料、方法、體例、局限等特點，将其與清代任大椿、馬國翰、顧震福輯佚韻書相比較，找出黃奭輯佚韻書的成績及問題，為我們全面認識、客觀評價黃奭及其輯佚學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可資參考的理論依據。（牛洪順 羅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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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中國書店，1985.
[4] 王重民.清代兩個大輯佚家評傳[M].北平：輔仁大學，民國二十一年.
[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曹書傑.輯佚學的性質對象任務内容和意義[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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