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何心隐之死, 曆來衆說紛纭，封建統治階級視何心隐為“妖逆”、“奸逆”、“大盜”, 将其逮捕, 遂死于湖廣武昌獄中。
何心隐究竟因何而死?殺他者, 王之垣也, 後人為何常将他之死與張居正聯系在一起?
他的死不僅讓張居正飽受猜忌, 也間接引出了同學派耿定向與李贽著名的思想争鋒。
一、思想上誤入“歧途”
何心隐 (1517-1579) , 本姓梁, 名汝元, 字柱乾, 号夫山, 明代後期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 出身于“家世饒财”的大地主家族。
雖曾中群試第一, 成為舉人, 但在接觸到王艮學說之後便抛棄了科舉之路, 拜顔均為師, 正式成為泰州學派的一員。
何心隐的思想主張源自儒家, 他将“仁”作為最高道德标準, 進一步推崇和發展儒家思想, 提出了“無有不親”、“無有不尊”的思想。
他把“仁義”看成人所固有的本質,為了提高“仁”的地位, 何心隐從唯心論出發, 進一步把“仁”當作世界的本源, 萬物的主宰。
實際上, 何心隐将儒家的道德觀念“仁”描繪成能夠支配一切的、最高的、永恒的精神實體, 隻不過是為了迎合統治階級利用反動的“仁政”欺壓和削剝人民的政治需要。
何心隐的這種思想是一種唯心主義的道德論, 掩蓋了“仁義”的階級屬性, 是在封建社會沒落之期用來鞏固和加強封建制度、挽救封建統治的續命湯藥。
何心隐還提出了“寡欲”以及“育欲”的思想主張。“性而味, 性而色, 性而聲, 性而安佚, 性也。”他認為人不能沒有欲望, 美味、美色、美的音樂、舒服安逸, 都是人們所喜愛的, 這些就是人的本性。
但他又說“乘乎其欲者也。而命則為之禦焉。”這就是說, 人性好比一輛車子, 拉車的是“欲”, 駕馭車子的是“命”。“命以父子, 命以君臣, 命以賢者, 命以天道, 命也, 禦乎其欲者也。”
在何心隐看來, 所謂“命”, 是君臣、父子之“命”, 是“天命”, 人的欲望是不能違背“天命”, 不能違背君臣、父子一類的“天道”。
他把三綱五常之“命”, 把“天道”之命, 當作人欲的主宰, 并從此出發, 提出“寡欲”的主張, “凡欲所欲而若有所發, 發以中也”, “凡欲所欲而若有所節, 節而和也”, 即根據“中和”的一套封建道德标準來控制自己的物質欲望。
此外, 何心隐要人們通過“育欲”這種道德修養途徑, “寡”自己的“欲”, 使之合乎君臣、父子及天道之“命”。“昔公劉雖欲貨, 然欲與百姓同欲, 比笃前烈, 以育欲也。太王雖欲色, 亦欲與百姓同欲, 以基王績, 以育欲也。”
究其實質, 何心隐的“寡欲以至命”以及“育欲”主張仍然是以維護封建道德的“存天理、滅人欲”。
這也就說明了何心隐的思想主張始終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 反映了地主階級在宋明道學受到沖擊之後對于思想統治、思想蒙蔽手段的變換。
此外, 何心隐也根據泰州學派重視宗族制度的普遍主張, 開展了一項“聚和合族”的工作。他在永豐縣組織的梁姓宗族“聚和堂”, 除了負責收繳“丁糧”以減輕同族的賦稅壓力、保持大家的和睦之外, 還集中宗族子弟進行教育以摒除“私念”, 受教育者吃、住等由宗族集體負擔。
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聚和堂代替“裡甲”征收丁糧的做法實際上隻不過是層層分攤, 并沒有減少基層勞動百姓的賦稅, 而所謂的鄉學教育也是需要學生家長自行繳納夥食費的, 故無論是率養一人, 還是率教一人, 都并非是基于道德觀念或“人道主義”。
探其根本, 何心隐隻是妄想通過辦鄉學、代完租稅等方式營造出一種所謂的“相親相愛的家庭關系”, 借此模糊階級界限, 對人民進行封建文化的教育, 進而保證封建王朝的稅收。
實際上, 何心隐所建立的率教、率養、輔教、輔養制度代表的還是封建的族權統治, 他企圖通過加強宗法統治達到鞏固封建制度的目的。
很顯然, 何心隐的這些思想主張是不具有進步意義的。是以, 在思想和行動上皆與當時那些道學家們形成鮮明對立的何心隐是樹敵衆多, 被視為“異端”, 不容于社會的。
二、“講學”觸發殺機
張居正作為明代中葉尊法反儒的地主階級革新派, 他繼承了先秦法家“法後王”的思想, 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機, 曾經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進行過一些改革, 例如加強邊防, 裁撤冗官冗員, 治理黃河, 清丈全國土地, 實行“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等。
主張變法革新的張居正顯然與奉儒家思想為尊的泰州學派是有沖突沖突的, 史載:張居正曾讀過王艮一份《上世廟書》, 對人說:“世多稱王心齋, 此書數千言, 單言孝弟, 何迂闊也!”所謂“迂闊”, 意為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可見, 他對于泰州學派諸人一味隻知空談其實早有不滿。故他在總結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曆史經驗之後, 下令禁止儒家私人講學, 不許儒生進出官府衙門參預政事, 正是要排除他們對革新活動的幹擾。
而張居正與何心隐的相識始于1560年 (嘉靖三十九年) 。當時, 何心隐随程學顔入京結識禦史耿定向, 才是以認識了當時官國子監司業的張居正。
在顯靈宮的一次講學活動中, 何心隐對張居正的觀點有所不滿, 一開始隻表示“唯唯”, 後來竟嘲諷道:“公居太學, 知《大學》之道嗎?”而張居正裝作沒有聽見, 隻注視何心隐說:“你意時時欲飛, 卻飛不起也。”
此次沖突的激發緻使二人不歡而散, 暗示了二人思想上的嚴重對立, 這也就為何心隐之死埋下了伏筆。
對于這一點, 何心隐自身是有所意識的, 甚至對耿定向預言:“張公必官首相, 必首毒講學, 必首毒元。”但他并未就此停下講學的步伐。
張居正認為隻要體認經書, 就是講明學問了, 沒必要搞什麼講學活動, 尤其是特别強調反對“别标門戶, 聚黨空談”, 要求明王朝明令禁止“别創書院”以及“群聚徒黨”這一類的講學活動, 違反者“許各撫案衙門訪拿解發”。
是以, 何心隐在1576年 (萬曆四年) 就開始以“盜犯”的罪名受到湖廣巡撫陳瑞的緝拿。
張居正所反對的, 正是何心隐所力争的。何心隐對此發表了激烈的反對意見:“首相以條陳學政, 有不勝其可谏于谏者。今且不能曆曆指, 惟指其首陳首條, 遽然以‘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 何其粗疏于講學, 以隐毒于講學者耶?且講學者未必不‘體認經書’者也, 而‘體認經書’, 豈足以盡講學者乎?”
他在1578年 (萬曆六年) 抛出長達萬言的《原學原講》, 不僅在文中對講學活動作了詳細的曆史考訂, 大陳其裨益, 還針對張居正禁止儒家私自講學的政令, 稱其為“隐毒”, 叫嚷“必學必講”, 聲稱要帶着這篇萬言書, “詣阙鳴之于朝廷, 以鳴于天下”。
其實何心隐與張居正同屬地主階級, 且他們一生都緻力于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 隻不過是他們在解決社會沖突上的主張形式上有所不同, 因而被分成了兩派:一派着重加強封建倫理道德教育, 堅決要求開放講學, 反映了部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要求;一派着重進行社會政治或經濟的改革, 堅決禁止講學, 反映了對泰州學派空談性理道德的不滿, 也出于封建統治集團加強對意識形态和社會輿論控制的需要。
這種沖突尖銳化的結果必然是需要一方的退讓或者犧牲的, 故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 維護封建道德的衛道士終究不敵符合進步思想潮流的地主階級革新派, 勢單力薄的何心隐自然輸給了位高權重的張居正, 是以付出了被捕并被杖斃的代價。
三、其自身因素
何心隐死于王之垣之手, 曆史上多言與其獻媚張居正有關, 此事對于張居正而言可謂是“我不殺伯仁, 伯仁卻因我而死”。固然何心隐某種意義上是因為張居正而死, 但觀何心隐生前的言行, 其死因其實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咎于其自身。
首先, 何心隐與張居正的初次沖突激發之時, 何心隐既然已經認識到了兩人思想的嚴重對立, 并發出了“張公必官首相, 必首毒講學, 必首毒元”的預言, 那他為何不識時務就此停下他講學的腳步, 轉變一種“曲線”的又更能挽救明王朝統治的政治路線?
或許這是由于思想家的膽識和風骨, 為了追随自己心中的真理的堅定不移, 如此自然無可厚非。但他錯就錯在不該一而再再而三地四處宣揚誇大自己與張居正之間的沖突。
這一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就被旁人尤其是心術不正之人看做了借助張居正提升自己講學知名度的“炒作”行為, 而其所造成的輿論壓力毫無疑問會引起“當事人”張居正的反感, 無形中就進一步擴大了與張居正的沖突, 甚至或許這也就是張何二人結下私仇并萌生殺機的開端。
而且, 在張居正父死之年, 朝野内外曾圍繞着張居正應不應該回家“丁優”守喪的問題, 展開了一場“奪情”和“反奪情”的鬥争。
當此之時正值變法高潮, 以革新事業為重的張居正毅然選擇留任内閣, 将改革進行下去, 神宗皇帝也準許了他“奪情”, “吉服視事”。
可是這無疑是對孔孟之道的大膽挑戰, 是以那些尊儒反法的“孝道”維護者紛紛上疏, 指責張居正“忘親貪位”, 反對“奪情”。
之前已經被傅應祯、劉台兩位吉安府籍官員彈劾的張居正, 再次受到吉安府籍進士、王學信徒鄒元标的指責, 這讓張居正對吉安人心生厭惡, 成見頗深。
而早與張居正思想對立的又同為吉安人的何心隐在此時不僅不知躲避風頭, 更與此同時在聚徒講學中揚言:張居正“蔑倫擅權, 實召天變” (《野獲編》卷十七) , 并表示要入郡主持會議, 驅逐張居正。
這就使得張居正不得不懷疑傅、劉、鄒三人與何心隐本為一黨, 張、何二人之間的沖突就此深化, 故張居正示意其地方官“物色”, 進而加大了對何心隐的抓捕力度。
再次, 張居正官至首輔, 位高權重, 多少人為了權位想方設法的巴結獻媚而無門。而這何心隐居然如此“不識時務”, 在講學之時一而再而三的地公然叫闆張居正, 将自己變成其衆所周知的頭号“眼中釘”。
當時的這些好事之徒又怎會輕易放過這一獻媚的大好機會。王之垣作為一名想有所作為的官員, 抓捕何心隐何心隐這一“妖逆”罪犯, 使其伏法認罪, 本屬分内之事。
再加上何心隐作為無權無勢的一介平民, 四處講學, 公然違反了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規矩, 是朝廷所忌諱的觸法之人, 殺之既正視聽又可獻媚于上, 王之垣何樂而不為呢?
而何心隐死到臨頭也不知屈服, 對王之垣口出狂言:“公安敢殺我, 亦安能殺我!殺我者, 張居正也。”如此激将式地對王之垣道出自己的入獄“真相”, 何心隐也就相當于給了自己一個不得不死的理由。
四、結語
綜上所述, 泰州學派何心隐的死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本質上說, 何心隐從顔均那裡學習的王陽明學說早已變質, 繼承的是泰州學派魚餒肉爛的一支, 故思想上誤入“歧途”的他注定隻能成為大肆鼓吹封建道德、拼命維護封建制度的衛道士。
何心隐是儒生中的實踐家, 為了推動世俗化儒學政治思想的傳播, 他不僅極力主張講學, 還身體力行四處主辦講學活動, 這就與饬講學、毀書院的當權者張居正從思想主張和行動上都形成了嚴重對立, 觸發了殺機, 埋下了何心隐之死的伏筆。
更重要的是, 何心隐的講學活動違反了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規矩, 觸犯了當朝法律, 更引起了封建統治集團恐慌和反感, 是以, 縱使一心隻為宣揚封建道德、鞏固封建統治的何心隐, 到頭來也是不為封建統治集團所容于世的。
何況, 迥異于時代的思想本就使得何心隐樹敵較多, 他為人實在又不夠“聰明”, 不知避嫌, 與張居正結下私仇, 緻使衆多好事之徒為獻媚于上欲除之而後快。
是以, 張居正雖未殺何心隐, 在某種程度上何心隐卻也算是因他而死, 然究其根本, 何心隐之死很大程度上也應歸咎于其自身, 是他自己最終将自己推入死亡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