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筝演奏《大風車》，琵琶弦間流出《煙花易冷》，用二胡“開搖”《漠河舞廳》…… 近期，這些新奇的演奏組合爆紅網絡，國樂與流行曲的聯手，創造出極為特别的聽覺體驗。不少網友為此感慨，“蹦迪”也得蹦“國風”迪，這才是最适合國人體質的流行樂“打開方式”。“這麼“上頭”的旋律，再加上這親切的傳統樂器，别說現代人了，就是回到古代，想必也會引發一陣“熱潮”！不過，也有不少朋友好奇，聽起來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傳統國樂和新潮的流行曲怎麼能“玩”到一處，究竟是“老祖宗嚴選”實力過硬，還是這背後另有玄機？
“出道”早，底子好
中國傳統國樂是現代流行音樂“妥妥”的前輩。
《女樂圖》軸，明，仇珠繪，此圖是一幅工筆重彩仕女畫，表現的是貴族女子各執樂器，在殿宇前的地毯上配樂演奏的情景。
較為通行的觀點認為，大約在上世紀初期，美國龐大的商業市場和消費熱潮，孕育了最早的現代流行音樂。與此不同的是，早在先古時期，中國的“傳統國樂”就已然萌芽。
《呂氏春秋》為遠古傳統音樂描繪了頗具想象力的“出身”——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呂氏春秋·仲夏季·古樂篇》
按照這種說法，原始的國樂“身肩重任”，被先民們想象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物”，能夠通過樂音的流淌祛除壞天氣，換回莊稼豐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看起來“神通廣大”之音卻未褪去稚氣，有學人就專門研究過傳說中記錄的原始歌曲“候人兮騎”，發現這些音樂曲調古拙，歌詞簡單，甚至隻是同一感歎聲和同一言詞的不斷反複。
編鐘。來源/四川博物院
然而，随着社會生産能力的不斷提升，傳統國樂很快成長起來，不僅“搶占”了“出道”先機，還打下了好底子好基礎。最為鮮明的表現便是原始音樂理論的誕生。大約在先秦時期，智慧的“老祖宗們”抓住了音樂的核心關鍵——旋律，在長期的實踐中，把原本單一的音發展為兩個，構成二步音階，漸次發展下來，最終形成了“五聲、八音、十二律”的系統思想，孵化出樸素卻完整的樂理。
其中，“五聲”便是五聲音階，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宮、商、角、徵、羽。這五個音階雖然類似于簡譜中的1、2、3、5、6，卻各有特色，《管子地員篇》就繪聲繪色地描繪了“五聲”之意味：
“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馬鳴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
更重要的是，“五音”的出現讓昔日原生“散漫”的樂曲“有理可循”，人們能夠借此完成預先編曲，使得音樂上下連貫、調轉和諧。
商代象紋銅铙。來源/湖南省博物館
樂理進步之外，“樂器”也“不甘落後”，所謂“八音”，實則就是指先秦的樂器種類，根據制作材料的不同，可分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類，比如“金”類，就以鐘為代表，打擊樂器“磬”則是“石”類的一員，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驚豔世人的“缶”便是“土”類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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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會記憶，鳥巢表演禮樂卷軸。來源/騰訊視訊
與此同期，一種相對成熟的定音方法，“十二律”也逐漸發展起來，即通過三分損益法将一個八度分為十二個不完全相同的半音。據說，這些音律是伶倫奉黃帝指令偶然“發明”的，他在昆侖山上聽到了鳳凰高低不同的鳴叫聲，于是砍下竹子，調整出不同的長度，模仿鳳凰叫聲，最終發現了最為好聽和諧的十二音。
如此傳說多少有些想象色彩，但不可否認的是，“基本功”的穩紮穩打，讓中國傳統音樂迎來了大踏步的發展。《詩經》就是其間的璀璨果實。最值得一提的是《詩經》中的地方樂調——“風”（也稱“十五國風”）。按現在的目光看，作為原始“專輯”的“十五國風”可以說相當能“打”，不僅涵蓋了十五個諸侯國和地區的民間歌曲，而且各有特色。比如，其中的“鄭風”，主打一個“柔情”，旋律細緻婉轉；“齊風”以“散辟”著稱，強調旋律的跳動性。愛情詩《關雎》是《國風》中的“金曲”，這首深情的愛情歌謠兼具聲情文義，流傳度與影響力之廣，可謂是彼時“情歌熱榜”之首，就連孔子都為之觸動，盛贊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獸面紋銅鼓。來源/湖北省博物館
“出道早”“底子好”，關鍵還具有國民度，這樣的中國國樂自然涵育着強勁的發展實力，有了“拿”下現代流行曲的能力和底氣，在其後千百年的滋潤與精益下，把音樂“玩”出了“花”。
樣式多，實力強
資曆厚，理論強，隻是中國國樂能力的一部分，引人追捧的“市場号召力”才是它真正實力的展現。可以說，曆朝曆代，中國國樂都能取得一些新進展，“引領”時尚潮流。
這首先得益于中國國樂的規模化與規範化發展。西漢武帝時期，專職音樂管理的“樂府”基本發展成熟，這個機構不但負責執掌天子和朝廷平時所用的樂章，還組織文人系統地展開音樂創作，更時不時“擴充曲庫”，四處采集民間歌謠和樂曲。正是以，兩漢時期，樂府就已然成為中國國樂的荟萃地，集納多種音樂不說，更為傳統巫樂、相和歌、鼓吹、百戲等傳統音樂覓得成長樂土。
浮雕十弦琴。來源/湖北省博物館
“相和歌”就是以受益。相和歌是漢代搜集于民間的宮廷音樂，不僅有原始民歌，還有根據民歌加工改編的藝術歌曲。據記載，早期的相和歌以清唱為主，後來發展為清唱加幫腔的“徒歌”，再後來又彙入了彈弦樂和管樂器伴奏，成了真正的“相和歌”。在這樣的發展下，“相和歌”的表演形式、種類等得到極大擴容，北宋郭茂倩在《樂府詩集》中，就将“相和歌”整整劃分出十個細類。最具表現力的當數“相和大曲”，這是一種融合歌、舞、樂器為一體的大型演奏，光是伴奏就需要琴、瑟、節鼓、琵琶、筝等多種樂器，曲式更是講究，包括曲前抒情婉轉的“豔歌”，主體中的歌唱“曲”與歌詞後的間奏“解”，還有放在末端的感情内容緊張而旋律輕快的“趨”。可以說，“相和大曲”節奏起伏，内容充實，旋律流轉，有張有弛，已經能夠為聽衆帶來相當豐富且具有沖擊性的視聽體驗。
不過，真正“拿捏”“大場面”，掀起“流行”樂潮的，還得數唐代興盛的宮廷燕樂。這是一種吸收少數民族地區甚至于外國流行音樂的元素，對其重新組合、編排而成的全新俗樂，在“音樂才子”唐玄宗的組建發展下，迅速引領了“樂壇”潮流。前蜀皇帝王建的棺床石壁上，就雕刻有“二十四伎樂”，還原了大唐燕樂的恢弘氣勢和盛大場面——
按照王建所“目見”的陣容，這種宮廷燕樂足足需要二十四名舞伎和樂伎，演奏的樂器多達二十種二十三件，包括琵琶、筝等弦樂，笛、篪、笙等管樂，以及拍闆、正鼓、和鼓、齊鼓、毛員鼓、答臘鼓等整整十種打擊樂。除此之外，還有八音都未能涵納的“吹葉”穿插其中。這一番琴瑟和鳴，歌舞升平，活脫脫化身為東方的交響樂團，也難怪詩聖杜甫曾驚豔于晚唐西南蜀地的樂音“喧嚣”，感慨：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陶彩繪伎樂女俑，唐。來源/故宮博物院
如果說盛唐引領了“高雅”，宋元則是讓潺潺樂符流向了人間煙火。市井裡的瓦子勾欄，成為了傳統國樂“亮相”與“進階”的新舞台。據說這一時期，勾欄藝人和宮廷藝人時常互相獻藝，交流表演，以至于瓦子勾欄中節目繁多，精彩紛呈，不光有叫聲、小唱、唱賺等歌曲，還有傀儡、雜居、南戲等戲曲以及衆多器樂，算得上是人人共享的“音樂嘉年華”。
中國最原始的“說唱”“諸宮調”，也是在這一時期，帶着濃濃的新意和“潮”味兒登上樂壇的。諸宮調為北宋汴京勾欄藝人孔三傳所創，是一種以唱為主的大型說唱表演，歌曲部分多采用北方民間流行的樂曲，加以鼓、拍闆、笛、鑼等樂器伴奏，内容多以史實、靈怪、傳奇為主。據記載，諸宮調表演難度大，通常由多套曲牌組成，需要集合若幹曲調，波瀾起伏，對比鮮明，極具藝術張力。因而自誕生以來深受市民喜歡，《水浒傳》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中，就生動記載了“諸宮調”的“粉絲号召力”——“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合棚架重任喝彩不絕”。
“大和·夾鐘清”鐘，此鐘原為宋徽宗朝所鑄“大晟”編鐘之一。
明清時期，除了戲曲等音樂形式的大繁榮，中國國樂的樂器也奮力進取，站穩了“流行”高地。尤其是随着多民族的融合交流，許多少數民族樂器與外來樂器突破了昔日藩籬，大大方方進入中國國樂的大家庭，一時間，響徹草原的馬頭琴聲，陪伴雪域同胞的根恰弦樂，還有“發家”于軍中的嘹亮唢呐，飄洋而來的“楊琴”，衆多新鮮血液彙入中國國樂，激起傳統樂曲新的生命活力。所謂“衆人拾柴火焰高”，樂器的極大豐富下，新穎的器樂組合與合奏，成為了這時期國樂新的“生長”風口。比如，流行于明代江蘇南部的“十番鑼鼓”，就以樂器組合靈活，節奏變化複雜著稱。演奏過程中，唢呐、曲笛、笙、箫、二胡、闆胡等“絲竹”配合着鼓、鑼、钹、雲鑼等打擊樂，組合變化，交替重複，更番疊奏，樂音流轉間，盡是飽滿的情緒湧動。這種潮流一度“波及”佛門古刹，比如北京智化寺的“京音樂”和流行于山西五台的“八大套”，都是由寺廟儲存的古老器樂合奏形式。其中的“八大套”整整包含八個大型整套器樂合奏，每套由多首曲牌按照固定順序連綴演奏，明清時被五台山青廟音樂吸收儲存，運用于禅門佛事贊偈儀式的演奏。
德化窯白釉瓷箫，明。來源/故宮博物院
可見，憑借着豐富樣式與過硬實力，中國國樂本身就是潮流的締造者，年年歲歲滋養着國人的視聽。正是以，不久後，置身時代潮湧的中國國樂才能撥開近代的新舊雜糅，落落大方地同西方現代音樂打起照面，探明轉型、邁步乃至革新的方向。
不“守舊”，“并”西洋
雖然傳統悠久，中國國樂卻從不固步自封。早在晚清時期，面對随同傳教士共同“東漸”的西方現代音樂，中國傳統國樂已然開展了彙流東西的自我探索與革新。
當今中國傳統音樂的精髓，國粹平劇，就是典型的“探路者”。
平劇。來源/pixabay
五四時期，新文化精神如同陽光廣為播撒，照亮傳統藝術的進取新路。梅蘭芳、程豔秋和周信芳等平劇大師直面潮流，大刀闊斧地改造傳統劇目，不僅編演了大量的愛國戲，還創新改革平劇伴奏，引入二胡、月琴等新樂器與新的配樂手法。更為“大膽”的則是越劇的改革，尤其是盛行于1936年後的女班，主動開拓眼界，博采衆長，在傳統伴奏中融入西洋樂器，探索組建頗具特色的新型戲曲樂隊。
大幅度的自我突破與改革，中國國樂心心念念的卻絕非“追捧西洋”。相反，面對西方流行音樂文化的強勢挑戰，中國樂人已然有了更為長遠的目光，立足寰宇天下，尋求東西文化的彙融之道，讓音樂越過國界，共譜“世界之音”。1920年，中國音樂家鄭觐文等就在上海成立器樂社團“大同樂會”，他們不但團結音樂家們研習、整理與發揚民族音樂，力求振興國樂，更不忘“睜眼看世界”，吸收西方音樂以建立新型樂隊，在大同樂會的會章中，他們驕傲地昭告世人：
“本會專門研究中西音樂，籌備演作大同音樂，促進世界文化運動。”
八音盒，現當代。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囿于時局動蕩，鄭觐文的雄心願景無奈折戟。不過，如他同道的一批批中國樂人的努力，卻為中國傳統國樂種下了開放而廣博的血脈基因，使其敢于闖入世界音樂之林，同流行音樂較量切磋，最終攜手并行。
這種胸襟氣度也成功傳承，在現代中國國樂人的發揚下，催生了民族樂章與新潮流行曲的奇妙相擁。曾登上央視舞台的“五聲潮音樂團”就做了這樣的“擺渡者”。他們捍衛着傳統中國國樂，同時接納和學習現代流行音樂，掀起兩種音樂風格的精彩碰撞，換回漢樂府《長歌行》在千年後的“新穎”亮相，也讓國人的童年回憶《大風車》擁有了古樸傳統的演繹方式。
有樂手認為，實作如此“融合”的秘訣在于“包容”，即以音樂為媒，聯袂傳統與現代，激活新的想象與可能。在他們的“改良”下，傳統古筝向吉他“取經”，變為了十三根琴弦，擁有了全新的演奏風格。筝聲流淌，古老的器樂卻溢出了新奇歡快的旋律，讓觀衆置身東西方的音符彙流，一時間忘卻音樂的國界與分野，盡情享受樂聲的美好與神奇。
《清人畫戲劇圖》軸，清晚期。來源/故宮博物院
或許，這也正是當下中國國樂煥新“流行樂”的真正原因。這些生于、長于并興于東方沃土的旋律從未“告别”流行樂壇，它們“稱霸”昔日，穿透歲月，終将因涵納四海的胸襟與從不停歇的步伐，在世界樂種的互動聯合下，繼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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