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讀了2024年3月29日紅色文化網釋出的胡懋仁同志大作《今天仍舊需要進行新舊社會對比的教育》，突然想起筆者在42年前曾就這一問題緻信黨中央和胡耀邦同志，而且收到中宣部予以肯定的複信。
1981年底，我從部隊轉業來河北人民出版社，正逢改革開放之初，企、事業機關老職工逐漸減少，新職工大量增加;随着國門大開，西方文化大量湧入，聽聞一些企、事業機關有的年輕職工，不了解新舊社會兩重天，埋怨祖國“落後”，向往資産階級生活方式;針對這一問題，我于1982年8月撰寫了一篇題為《應不應該搞點新舊社會對比教育?》文章，全文共計4500餘字。
文章内容是通過學習列甯在《青年團的任務》、毛主席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等文章中，關于新舊社會對比教育的重要論述，和周總理贊揚雷鋒同志“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緻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産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産階級鬥志”的題詞;回顧了六十年代初期，大陸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以革命的名義對待現在，以革命的名義看看将來”，大家勒緊褲帶，同心同德，跟着黨戰勝自然災害和敵對勢力封鎖的經曆;結合自己入伍後，通過參加憶苦思甜教育，樹立正确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切身體會;呼籲恢複我黨運用新舊社會對比進行思想教育的光榮傳統，建議抓緊搶救憶苦思甜教育的光榮傳統。所謂“搶救”，就是趁當時一些老同志還健在，一方面對青年進行教育，一方面把一些典型的礦史、廠史、村史、連史、家史等，整理出版、編成課本、制成影片，作為教材長期使用;認為“我們丢了這一課，是政治說服的重大損失”，“現在不抓這個教育，将來我們可能要後悔的”;并針對“新舊社會對比教育過時了”等模糊觀念，進行讨論式的商榷。
文章于1982年8月10日寫成，曾投稿某些報刊，均以“中央沒有這個提法”而石沉大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才于8月28日寄給黨中央和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11月，收到了中央宣傳部的來信，認為我“反映的情況和意見很好，對目前宣傳工作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雖然中宣部複信認為建議“很好”，但深感在當時“大氣候”下，不會有人響應，也無處發表，就它擱置起來了。
2010年6月以來，在參與出版閱評工作中，發現有的社科類期刊，以及一些社會科學研究機關專業理論工作者，竟公然發表文章，否定大陸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文章，說什麼中國革命是“紅色革命組織”和“新中國的締造者”，利用“階級鬥争理論”的“洋旗号”“煽動”群衆的階級意識;土改鬥争是共産黨的“權力實踐”，“從外部進行制度性植入”的結果，“人為制造敵對階級”;土改鬥争是“毫無人性可言的群體暴力事件”，土改中的農民是“激憤沖動的暴徒”，侵犯了地主的“人權”;地主“從權力結構的金字塔尖被踢到了社會的最底層”，“犧牲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解放戰争是“一類人打另一類人”，……有的文章直接攻擊“20世紀50-70年代在大陸建立‘社會主義’是現代化程序中明顯的倒退”等等(見河北《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4期、第9期，2012年第10期等)
一次在整理舊稿時，發現了這篇文章的手稿和中宣部的複信，重讀後，回味筆者在出版閱評中發現的那些問題文章，覺得該建議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有一種被我“不幸言中”的感覺。于是又把材料原文重新列印，想再次為中央建言獻策;到2013年7月，又把标題改為《應對當代青年加強新舊社會對比曆史知識學習》，内文未變，為避免“左”的責難，隻在題目中強調“曆史知識學習”，是想寄給團中央參考。雖然此事一直沒有下文，但心裡頭還是一直沒有放下。
從目前社會的思想狀況，特别是一些青年人的思想狀況來看，深感在長達四十多年裡，我們丢掉了這一課，是一個重大損失;現在補課，雖然晚了一些，總是比某些人熱衷于補資本主義課，讓許家印之流“富起來”，勞動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要好得多!
應該說明，這種新舊社會對比階級教育，是結合中國革命曆史實際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學習，是結合新舊社會對比的共産主義理想教育，是通過階級分析，提高幹部群衆馬克思主義階級意識，正确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堅信共産黨和無産階級偉大光明前途，增強保衛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的政治思想覺悟。
對這種教育，我們黨有許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隻要有一顆為國為民的心，認真學習掌握黨的方針政策，一定能夠防止“左”的偏差和任何“過火”行為的發生。
現将中宣部《複信》影印件，和筆者當年的《建議》原文重新發出，僅供參考：
應不應該搞點新舊社會對比教育?
列甯在《青年團的任務》一文中講到怎樣對青年進行共産主義教育時說過：“當人們看到他們的父母在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下怎樣生活的時候，當他們自己分擔那些開始同剝削者作鬥争的人們所受的痛苦的時候，當他們看到為了繼續這一鬥争以保衛已經取得的成果，付出多大的犧牲，看到地主和資本家是多麼瘋狂的敵人的時候，他們就在這種環境中培養成為共産主義者。”(《列甯選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292頁)
根據列甯的教導和大陸青年的思想實際，我認為當代青年應加強新舊社會對比的曆史教育。
新舊社會對比教育是我黨思想政治工作的光榮傳統，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毛澤東同志說：“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運動的正确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衆，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産黨上司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衆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上司地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揚了。這樣就使部隊萬衆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将是無敵于天下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294頁)
革命戰争年代，我軍開展的階級教育作用是非常之大的，許多老同志還記得，那時候，打仗之前先憶苦，憶完苦擦幹眼淚就上戰場，打仗很勇敢，就是因為指戰員通過階級教育，懂得了為階級、為民族而戰，而流血犧牲是最值得的。在土地改革和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中，黨上司我們在工廠、農村普遍地開展新舊社會對比的階級教育，有力地促進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落實。
毛澤東同志講過這樣一件事：“湖北有那麼一個雇農出身的黨員，他家三代要飯，解放後翻身了，發家了，當了區一級的幹部。這回他非常不滿意社會主義，非常不贊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對統購統銷。現在開了他的展覽會，進行階級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願意改正錯誤。”(《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82頁)
毛澤東同志說的這個幹部叫劉介梅，有一部電影《不能走那條路》講的就是他的故事。六十年代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也經常進行這種新舊社會對比的教育，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以革命的名義對待現在，以革命的名義看看将來，深刻體會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大家勒緊褲帶，同心同德，團結一緻，戰勝了困難，跟着黨勝利地實作了三年經濟調整。偉大的共産主義戰士雷鋒就是這個時候湧現出來的，他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不忘記手上的傷疤，是以才有：“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緻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産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産階級鬥志。”(周總理為雷鋒同志題詞)
總之，無數事實證明：進行新舊社會對比教育是我們的傳家寶，還應當恢複，應當抓。現在我們缺了這一課，不能不說是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一個損失。有的同志在批判階級鬥争擴大化錯誤的同時，連階級教育也否定了，認為它是一種“左”的東西，這也是“倒洗澡水連孩子一起倒掉”的錯誤。
“新舊社會對比教育在曆史上确實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現在已經過時了。”——這是一種較普遍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切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随着曆史對發展，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過去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經驗，有的當然會過時。那麼，新舊社會對比教育是不是過時了、不适用了呢?我認為不。當代青年有的雖然從祖輩那裡和電影等文藝作品中零星知道一些舊社會的情景，對大多數來講，缺乏對舊中國的本質的認識。許多同志不懂得什麼叫階級、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不了解在解放前大陸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不懂得新舊社會兩重天，感覺不到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些同志追求享受，向往資産階級生活方式，不知道今日之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不知道我們新中國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破爛攤子上發展而來的。在一些同志看來，“什麼社會主義，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哪裡知道，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得來這一套并不容易。鑒于目前一些青年的思想狀況，趁着親身經受過舊社會苦難的老年人有的還在，對年輕一代進行一些新舊社會對比的教育，決不是什麼“過時”、“不适用”了，而是勢在必行。
“階級教育隻能激發樸素的階級感情。”——也有這麼說的。當然，幹革命光憑樸素的階級感情是不行的。但是，樸素的階級感情是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感情基礎，一切進階的、理性的、共産主義的覺悟都是從這裡發源的。毛澤東同志說：“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毛澤東選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59頁)
親身受過舊社會三座大山壓迫的老年人都有一句肺腑之言：“是黨把我們從苦海中救了出來”。從這種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他們發自内心的熱愛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熱愛中國共産黨，熱夫妻民民主專政，熱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些同志責難這種樸素的階級感情，而我卻認為，目前我們實在是缺少了這種感情。特别是對一些青年同志來說，不了解舊社會的黑暗，也就體會不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光明，不懂得為什麼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們沒有親身受過國内外反動派的殘酷迫害，也就體會不到中國共産黨的光榮、偉大，不懂得為什麼必須堅持黨的上司;他們沒有親身體驗過在資産階級專政下的苦難生活，也就體會不到今天當家做主人的揚眉吐氣，不懂得為什麼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他們不了解舊中國因經濟落後而受屈辱、挨打的曆史，也就體會不到我們加速四化建設的緊迫感，不懂得發憤圖強，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振興中華的口号有多麼大的分量。在這種情況下，難道這種被責為樸素的階級感情真的不需要了嗎?有人埋怨現在一些小青年無知，難道最根本的無知，不就是對新舊社會的無知嗎?
“現在搞新舊社會對比教育，會不會導緻階級鬥争擴大化?”——許多同志有這樣的擔心。新舊社會對比教育是一種思想教育，是一種了解新舊社會有關知識的教育。這種教育包括有關階級關系的内容。但是，如同階級和階級鬥争是兩個不同的範疇一樣，階級教育和階級鬥争是既有聯系，又有差別的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今天進行新舊社會對比教育，是以新舊社會兩種社會制度下的階級關系為實際材料，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來學習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進而認清什麼是階級、階級的産生、發展和消滅的曆史必然性，認清無産階級戰勝資産階級，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以及共産主義一定要實作的曆史總趨勢，就是認識無産階級，認識這個階級在舊社會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以及它所擔負的曆史使命，認識這個階級的過去、這個階級的現在、這個階級的将來即它的偉大前途，培養人們的無産階級意識，提高無産階級覺悟，而不是搞什麼階級鬥争擴大化。
“現在搞新舊社會對比教育不利于團結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同志。”——許多同志有這個擔心。我們是在大陸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的條件下進行階級教育的。在大陸大陸，無産階級和剝削階級的對立已經是曆史的東西了，進了曆史博物館了。我們今天搞新舊社會對比的階級教育，不是去追究那個人的罪惡曆史，而是清算那個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的罪惡曆史。對一些剝削家庭出身的同志來說，認識一下他出身的那個階級的罪惡曆史并不是壞事，那個階級在曆史上是有罪的，是沒有前途的，是以被消滅了，這是曆史的必然，是合乎規律的發展。這并不是要對這些剝削家庭出身的同志進行什麼階級鬥争。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我們今天還不容忽視的那“一定範圍”的階級鬥争，則是一個政治範疇，鬥争的對象是那些敵視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敵對分子。認為階級教育不利于團結剝削家庭出身的同志的想法，是把階級教育和階級鬥争混為一談了。
“新舊社會對比教育無非是憶憶苦、流流淚，老一套。”——這種認識把新舊社會對比教育了解的太狹隘了，憶舊社會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之苦，是這種教育的一個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針對現在年輕一代的特點，必須把這種教育和黨的基本理論教育結合起來，進行社會發展史，特别是鴉片戰争以來中國近代史的教育，不僅要回憶舊社會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曆史，而且要回憶我們因經濟、政治落後而遭受外敵侵略和奴役的曆史，還要回憶大陸人民在黨的上司下，反抗國内外反動派而前仆後繼、英勇鬥争的曆史，進行我黨我軍光榮傳統的教育，向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而流血犧牲的英雄人物學習等等。我們進行這種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使同志們認識：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共産黨才能救中國，隻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的規律，一句話，是要用曆史的經驗證明，隻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是光明大道。怎麼能說這是老一套呢?
“現在的年輕人軟硬不吃，階級教育能聽得進去嗎?”——這種對年輕人的估計是不恰當的。應該說當代青年的主流是好的，是積極向上的，是有理想肯學習的，是聽黨的話的，後進的也是可以變好的。教育效果問題，取決于教育者對被教育者的根本态度問題。第一，我們進行的憶比教育，不是要讓青年還去過舊社會的苦日子，而是通過回憶對比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是為了激發鬥志向前看。第二，教育者，特别是上司，要有一個自我教育的态度，要平等待人，現身說法，把自己擺進去，而不單單是為了教育人家。自己要行得正。自己搞不正之風，卻要别人艱苦奮鬥，人家當然不吃你那一套。在今天對于許多老同志來說，回憶一下過去跟着黨艱苦奮鬥的曆史，也是十分必要的。一些革命多年、為人民做過好事的老同志，有的在新形勢下被資産階級“糖彈”打中了，不也是因為他們忘記了過去嗎?但是，歸根結底，我們的一切都是為了青年。
列甯說：“老一代人的任務是推翻資産階級，新一代人應當建成共産主義社會，前一半工作在許多方面已經完成了。……年輕一代的共産主義者應當在這塊地基上建設共産主義社會。”他還說：“青年的訓練、培養和教育應當以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材料為出發點。”((列甯選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282、287-288頁)
這種“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材料”是青年學習、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們應該趁着親身參加過推翻舊社會的老一代人還有的還健在，把新舊社會對比教育恢複起來，輔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灌輸，配合以健康的文藝作品和生動活潑的形式，培養好共産主義的接班人。現在不抓，我們将來可能要後悔的。
(1982年8月初稿;引文部分根據《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列甯選集》2012年版重新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