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制造業的巨頭富士康最近成了媒體的焦點，在經曆了郭台銘的“參選風波、口無遮攔”以及大陸對其的徹查之後，富士康也開始了回應，隻不過他們的動作，怎麼看都帶有一些“反擊”的意味在裡面。
這一決定背後，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的政策和言論更是成為了輿論焦點。在深受中國大陸政策優惠和市場支援多年後，郭台銘及其企業的這一轉變引發了公衆對其“吃飯砸鍋”行為的廣泛讨論。
根據媒體消息，富士康在今年年初釋出公告，與印度HCL公司合作，在印度新成立一家晶片封裝和測試企業。
公告顯示，富士康原計劃将通過其子公司Big Innovation Holdings Limited以2940萬美元取得這家合資公司40%的股權。但是由于投資調整，富士康決定用鴻海在印度的子公司 Mega Development作為投資主體。
據悉該公司計劃向新合資公司投資3720萬美元，持股比例仍為40%。這一調整不僅增加了投資額，也直接反映了富士康在印度市場“加注”的決心。
鴻海集團強調，将持續運用建構營運本地化（BOL）的營運模式，旨在支援印度當地社群的發展。由此可以看出，富士康不僅僅看重在印度的商業利益，更加注重在當地社群的可持續發展和深度融合。
與此同時，鴻海與HCL的合作，被看作是對印度市場的戰略轉移的明确信号。HCL集團以其在工程設計和制造領域的強大能力而聞名。
據報道HCL集團目前正在與卡納塔克邦政府的積極接觸，旨在建立外包半導體組裝和測試（OSAT）工廠。一旦合作能夠成功，不僅能夠進一步鞏固富士康在全球半導體産業中的地位，也能夠為印度當地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和就業機會。
自去年以來，富士康在中國大陸就陷入了輿論的漩渦。先是郭台銘口出狂言，把富士康在大陸的投資比作“賞飯吃”，嚴重傷害了國人的民族感情。繼而又宣布要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競選台灣地區“上司人”，一時間郭台銘和富士康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而随後中國政府也出手對富士康進行了整頓，去年10月起，大陸多個地區對富士康公司在中國的工廠以及工業園區進行了聯合調查，調查目标主要集中在稅務和用地兩方面。
消息一經傳出，富士康的股價應聲大跌，在開始調查的第一天，富士康的股價開盤既跌停，公司市值蒸發了超過2000億。
不過大陸方面還是對富士康手下留情，高高舉起的闆子最後還是輕輕放下，最後富士被處以人民币2萬元的罰款。雖然罰款金額在公司巨大的經營規模中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這一處罰象征意義重大。那就是告訴郭台銘，你不能亂說亂來，否則下次就不是2萬塊那麼簡單了。
可能就是這種你來我往的明争暗鬥，促成了富士康下定了“跑路”的決心。在事件發生後，有富士康内部的消息人士稱，在調查事件發生後，富士康就開始着眼于把産業遷離中國大陸。
按照他們的說法，叫做“生産基地多元化”。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次突如其來的大稽查是出乎意料的，這在他們看來是一次不同尋常的“警告”。
而他們的首選就是印度，在調查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富士康就向台灣證券交易部門送出檔案，稱其在印度的子公司要花費1280億盧比（約15億美元）建設新的廠房，以滿足營運需求。
而去年12月，富士康再度追加在印度的投資，根據彭博社的報道，富士康預計向班加羅爾機場附近的一個工業園區增加約10億美元的投資，為其添加新的裝置。算上之前的投資預算，富士康在這個300畝的廠區已經砸下去了将近30億美元。
從富士康的一系列動作可以看出，富士康正在不斷加大在印度的投資力度，在“撤離”中國大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用媒體的話說是“不準備回頭了”。而中國大陸的支援在富士康的發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富士康于1988年在深圳設立了其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家工廠，當時隻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工廠。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和中國大陸市場的巨大潛力，富士康迅速抓住了發展機遇。通過與蘋果、索尼、戴爾等國際知名企業的合作，富士康開始在電子制造服務（EMS）行業中嶄露頭角。
中國政府為吸引外資投資，特别是在制造業領域，提供了一系列政策優惠，包括稅收減免、土地使用權優惠等。富士康正是這些政策的受益者之一。通過享受這些優惠政策，富士康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擴大生産規模，提高生産效率，進而提升競争力。
此外，中國大陸龐大的勞動力市場為富士康提供了充足的、成本相對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可以說富士康在大陸的成功是優勢互補的典型，一方有資金和技術，一方有資源和勞動力，正是這種互補才造就了雙赢的局面，而富士康也逐漸成長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産品代工制造商。
但現在郭台銘吃着大陸的飯，卻要砸大陸的鍋，在利用大陸的資源完成了積累和發展之後，卻又要抛開大陸投向印度的懷抱，如果郭台銘要一條路走到黑，将來必定有他後悔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