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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充電樁供需沖突|王青:需要依靠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作者:澎湃新聞

新能源汽車越發普及,對充電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盡管政府通過補貼政策支援相應基礎設施的建設,但供需不平衡一直存在。其中的沖突和問題,該如何看待和解決?3月12日,澎湃城市報告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副所長、研究員王青。

王青認為,首先要厘清是總量沖突還是結構沖突。簡單增加充電樁總量,不能根本解決結構性問題。關鍵在于,政府與市場有效分工協作,借助精準的政策引導,通過市場機制實作資源優化配置。

王青指出,土地、融資、擴容等方面的政策,對充電設施建設的影響日益顯現。要推進改革和政策創新,如優化補貼政策,促進商業模式創新,鼓勵市場供給主體多元化,通過資料共享來優化充電樁布局,激發市場的潛力和活力。

緩解充電樁供需沖突|王青:需要依靠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副所長、研究員王青

培育市場和激發活力,才是新能源補貼目的

澎湃城市報告:如何看待政府對新能源基礎設施的補貼政策?

王青:政府補貼有其必要性。特别是,新能源汽車充電市場化早期階段,車和樁會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困境。這種情況下,需要政府将其作為公共産品進行建設,明确非盈利性目标。在充電設施形成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具有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時,補貼就需要逐漸退出,引導社會資本進入。

還有一個視角是,誰來幹,誰埋單,要區分開。通過補貼,降低企業主體的市場風險與成本,讓成本和收益盡可能比對。新能源汽車的普及,對技術創新、空氣品質、産業更新、綠色發展等方面都有較強的溢出效應,推廣普及新能源汽車,對社會和國家整體上帶來的好處,大于廠商、充電企業的收益,但企業無法完全将其轉化為利潤。這時往往無法形成可持續的商業模式,需要用補貼進行平衡,否則會出現市場失靈。在普及初期,對新能源汽車消費者進行稅收優惠或補貼,大緻也是這個道理。

随着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增加,企業成本和收益的關系會不斷變化。當市場主體有積極性進入充電基礎設施建設營運領域時,說明市場失靈的情況開始弱化。此時,市場價格和競争機制可發揮作用,市場發展就不再過度依賴政府補貼,或者說,政府應逐漸退出競争性市場,補貼也要退坡直至取消。是以,政府補貼政策是階段性或結構性的,目的在于培育市場,或者針對農村、下沉市場、偏遠區域和欠發達地區,加大充電設施供給力度。

從補貼政策實施看,目前一個問題是,普惠性、包容性不夠,往往傾向于給規模較大的企業或國企進行補貼,影響了新主體的進入,導緻市場供給不足和創新力競争力不強。中長期看,市場供求的動态均衡發展,要通過市場競争實作。這需要逐漸從強調公共産品和公益性的政策,過渡到強調競争的政策。特别是,在土地、資金支援,建設營運招标方面,要讓更多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和不同行業的市場主體,都能平等享受政策、擷取要素,依靠技術和服務來擷取市場和消費者的認可。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規模的企業,在融資、信用等方面的确有各自優勢。充電樁項目規模效益明顯、投資回報周期長、前期投入成本高,中小企業不具備銀行融資優勢。但這是中小企業融資方式和金融産品創新的問題,是另一層面的普遍性問題。

澎湃城市報告:城市特定區域,如市中心核心區域和老舊小區,充電樁存在供需沖突。能否通過提高車樁比,緩解特定區域充電難的問題?

王青:合理的車樁比是動态調整的過程。城市中的合理車樁比,在保有量持續增長的情況下,一般呈現不斷被推高的波浪型,即先提高再逐漸降低,保有量達到新的臨界點後,再次經曆從提高到降低的過程,以此推進。是以,合理車樁比不是單向線性增加的,更不是越多效率越高、成本越低的。

比如,一個城市在電動車很少、分布又分散的情況下,可能1:5都不夠用;但保有量達到一定規模,充電設施的網絡效應和規模效益顯現後,可能2:1就夠用。車樁比和充電樁布局也有直接關系,布局不合理時(比如為拿補貼、降低成本,使大量充電樁建在城郊),城裡的車找不到樁,郊區的樁落一層灰,1:3時消費者都覺得不便利,如果結構合理,供求比對很好,可能2:1就夠用。

是以,好的政策,是要促進供求高度比對,并根據保有量增長、技術水準、人口流動、消費場景、季節氣候的變化進行動态優化,用最少的樁更好滿足充電需求,在日常需求和極端情況需求(如節假日的高速)之間尋找平衡點。

優化結構和布局,可從三方面着眼:

一是運用大資料和人工智能,對動态變化的供求資料和消費者行為進行分析,并與使用者充電服務APP對接,實時對設施建設增量存量布局進行優化,并引導使用者的充電行為。現在雖然企業可以歸集分析自己的資料,但整體市場更全面和廣泛的資料仍然缺乏共享和聯通。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可建立專業化市場化聯盟,或歸集相關資料外包給資料服務公司,但需要對資料應用、用途和安全進行嚴格管制。

二是借助動力電池技術突破,例如商業化應用固态電池、鈉離子電池、锂空氣電池等技術,提高電池性能、效率和減少充電時間,進而緩解充電樁的需求壓力。

三是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對于老舊小區等特定區域,可以探索新的商業模式,如集中換電、移動充電、夜間代客充電等,緩解充電設施供給不足帶來的壓力。

關注補充和過渡的技術方案

澎湃城市報告:現在有些車企在城市推廣換電,換電模式在城市的前景如何?

王青:換電技術作為解決方案之一,目前還是有一些特定限制條件。

解決換電模式的成本問題是關鍵。盡管換電可以快速完成補能,提高電動車的使用便利性,但長期來看,換電設施的建設和營運成本仍然相對較高,包括換電站的建設成本、電池管理和維護成本,以及電池周期使用和更新的成本,難以實作網格化覆寫的服務半徑,可持續的盈利模式尚待觀察。

目前認為,公交、廠礦、機場、高速等特定場景可以加快探索應用。另外,如果底盤子產品化标準化,或者多家企業形成聯盟統一相關标準,實作換電設施共建共享,提升規模經濟整合使用者資源、降低營運成本,也是可以探索的方向。

澎湃城市報告:近兩年,消費者追求更好的補能體驗,會選擇既能充電、又能加油的插電式或增程式混合動力汽車。混動汽車是不是趨勢?

王青:盡管有不同看法,但業内普遍認為,插電混動、增程式技術路線是過渡技術,并非中長期發展方向。

過渡期的長短,取決于動力電池技術和燃料電池技術的發展情況,也取決于充電基礎設施的完善度以及整個市場配套體系的完整性。如果充電基礎設施跟不上需求,或電力供應出現嚴重短缺,過渡期就會延長。如果像業内判斷的,燃料電池技術是新能源汽車可預見的終極方向,那麼純電動技術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過渡技術。

現階段,混動車型的優點依然突出,包括用油和用電,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依據場景和實際條件可以切換動力。這兩年,增程式汽車出現了快速增長,但總量和占比依舊與純電動汽車不在一個量級。

在現有技術、配套、價格等條件下,消費者做出的消費決策是理性的,但這種理性決策,會根據條件變化而變化。當純電動車型續駛裡程大幅提升、充電設施條件極大改善、成品油/電價大幅提升等情況下,純電動車型的吸引力将大大增強。當然,特定情況下,如氣候條件對電池性能有較大影響的寒冷地區,混動車型的優勢可能更加突出。

混動車型雖然目前對某些消費者有吸引力,但随着電池技術的突破和充電基礎設施的完善,純電動車型仍将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主流技術,混動車型的相對優越性可能逐漸減弱。

合肥模式成功,關鍵在于正确處理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澎湃城市報告:合肥通過對蔚來汽車的戰略性投資,抓住了新能源汽車産業的發展機遇,引來許多地方政府學習和借鑒。這被稱作“合肥模式”。您如何看待合肥模式?

王青:我們通常所說的“合肥模式”,主要是指政府對新能源汽車等高科技民營企業的投資模式,以幫助這些企業解決融資、土地等要素供給,并促進其快速發展。合肥政府對蔚來汽車的投資成為被熱議的成功案例。

政府與企業的合作,要明确政府在合作企業中的定位,如果投資,也應該是類似戰略投資,政府通過投資成為企業的股東之一,不直接幹預企業的日常經營和決策。這樣就有成功的可能。反之,直接參與經營管理和幹預決策,把市場化管理改為“國企化”管理,效果就需要觀察了。

新能源汽車依賴創新。創新就有技術、市場、政策等風險,能否有比對的激勵機制、決策機制、容錯機制,就非常重要。國資管理目标和監管名額,很難适應高風險、高投入、周期長的項目。

合肥模式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有合理的邊界和分工,實作了各揚所長。除了直接的投資外,政府還會為企業對接要素資源,改善供應鍊和産業叢集配套資源,提供優惠政策、研發補貼等,為企業成長創造條件。這種支援有助于降低企業營運成本和增強競争力。

政府在新能源汽車産業發展中的角色較為複雜,既要作為推動者和支援者,又要避免過度幹預,確定市場機制的正常發揮作用。對“合肥模式”的讨論表明,正确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企業提供适宜的發展環境和政策支援,是推動産業健康發展的關鍵。

同時,要客觀看到,全國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數,而領投跟投的爛尾項目不勝枚舉。也就是說,其他地方政府效仿合肥,隻看到了政府投資,但對真正成功的原因關注不多,有其形而無其意。

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應更好地發揮優勢

澎湃城市報告: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優勢主要有哪幾方面?

王青:一是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産、消費國和出口國,中國占全球新能源汽車年銷量的60%。龐大市場規模,為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市場潛力。這種規模,不僅展現在市場本身規模大上,也展現在企業創新的規模效應上。一個細分市場、區域市場和消費群體,都可以滿足多個創新企業的規模要求,無論從0到1還是從1到n的創新,都是這樣。這是很多國家不具備的優勢。

二是完整高效的供應鍊優勢。從上遊的戰略性礦産到下遊的商業模式創新,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基本具備了全球化的供應鍊體系,絕大多數零部件都可以在中國實作配套,并圍繞汽車産業形成了多個世界級産業叢集。這種産業生态支撐了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快速提升生産能力,使其在更加激烈和充分的競争中磨練出競争能力,并在全球市場上展現出成本優勢和效率優勢。

三是充分競争帶來的創新疊代優勢。可以說,在中國市場取得成功的新能源汽車企業,能适應市場的各種“卷”,就有能力在全球範圍開展競争。充分競争讓企業在技術、産品、商業模式上不斷推陳出新,快速疊代,适應消費市場變化和競争格局變化。激烈的市場競争環境,促進了技術創新和業務模式的多樣化發展。

四是廣泛的社會認可和政策支援。無論消費者,還是各級政府,或是資本市場,對新能源汽車的認可度、接受度和關注度都非常高。目前新能源汽車銷量占汽車總銷量的比重已超過30%。年輕消費者更加注重産品體驗和技術創新,為新能源汽車在中國市場的快速普及提供堅實市場基礎;政府的産業規劃和政策支援重點産業上,新能源汽車都是主角之一。這些都為新能源汽車行業提供了創新發展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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