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盧昱
眼下，菏澤曹州牡丹園景區内，大田牡丹已進入展葉圓蕾期，翠綠的葉片在風中搖曳，飽滿的花蕾悄然出現，等待綻放。據牡丹專家孫文海介紹，曹州百花園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明清牡丹王群，目前長勢良好。
菏澤與牡丹有着不解之緣，而牡丹花盛賴近河。黃河是中華文明的中軸線，它是一條自然之河，更是人文之河。廣袤的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集大成地；牡丹則是黃河最醒目的色彩，它是黃土之花，是黃河流域最有代表性、最擔得上國色美譽的花卉，與母親河可謂天作之合。
在黃河文化紮根的上中下遊，最為勝絕的是牡丹。早在800多年前，河州（今甘肅臨夏）已有觀賞牡丹的栽培，而且品種衆多，如“魏紫”“姚黃”“梨花雪”“佛頭青”“朱砂紅”“二喬”“綠蝴蝶”“醉楊妃”等。這些品種名稱與古牡丹譜及中原品種群的名稱類似或相同。據著名牡丹專家李嘉珏等考證，這些品種主要是當地各族群衆中的牡丹愛好者曆經數百年時間選育出來的，屬于紫斑牡丹品種系列。這裡的牡丹植株高大，樹冠高達二米，花朵碩大盈尺。
而在菏澤，牡丹與黃河有着最美好相遇。“曹縣牡丹甲天下”，黃河中上遊沖積而下的大量土壤養分，在适宜氣候的催化下，讓牡丹在黃河的臂彎中找到最優主場。從明代到今天，菏澤地區一直是中國牡丹的栽培中心，牡丹生于斯、盛于斯，把黃河古老文明的精華不斷怒放，成為解讀黃河文化的最佳切入點。
菏澤牡丹源于何處、來自何時，在文獻史料中有三個重要管道——
先是通過購買引種。《曹縣志·物産·花卉》中載：“敬托周使為紹，乞得數十孤根，散洛陽芳姿于鄉裡，大是快事。”戴松成《國花牡丹檔案》載：“明萬曆年間，山東曹州人趙瑞波不顧長途跋涉之苦，購回洛陽牡丹10株。”近代趙世學《新增桑籬園牡丹譜》亦載：“二喬……花出洛陽，移曹州百餘年，一名‘洛陽錦’。”由此看，河南洛陽應是菏澤牡丹來源之一。
再就是互相交流。清光緒《曹縣志·物産志》載：“牡丹，非土産也，好事者買莳園圃。”這是說牡丹不是菏澤固有物産。是以有人主張，菏澤牡丹其實來自亳州？事實到底如何，明《亳州牡丹史·本紀》載：“德、靖間……偏（遍）求他郡善本移植亳中。亳有牡丹自此始。”德、靖間即1506年至1566年。《亳州牡丹史》中記載了9個直接來自曹州的牡丹名品，如：“梅州紅……出曹縣王氏，别号梅州雲”“飛燕紅妝……得自曹州方家”“狀元紅……弘治間得之曹縣，又名‘曹縣狀元紅’”。
《亳州牡丹史》是大陸現存最早的大型牡丹專著，書中關于“曹縣狀元紅”等品種的記載，是目前曹州牡丹栽培能夠追溯到的最早文獻記載，可以說“弘治間”是曹州牡丹的起始年代；弘治（1488～1505）是明孝宗的年号，這個記載說明曹州牡丹是早于亳州牡丹的。亳、曹兩州的牡丹栽培皆始于明，是互相影響的。
最後是移民帶入。元末明初，菏澤地區的外來人口高達60%，這些移民大部分來自山西。其中，汾州府是菏澤移民的主要來源地。據《牡丹區村莊概覽》，“曹州牡丹園”“百花園”“古今園”“凝香園”“毛氏園”“趙氏園”均始建于明代。《山東省菏澤市（縣級）地名志》顯示：牡丹聚集地的趙樓村（現國花社群）、洪廟村（現百花社群）、李集村（現天香社群）的建村時間亦在明代。《牡丹區村莊概覽》還記載，牡丹街道花區的村民其祖先多是來自山西洪洞縣的移民。這令人不得不聯想到山西移民帶有野生牡丹來菏。
牡丹抵達菏澤的方式雖各不相同，卻都離不開黃河的推波助瀾。曆史上，黃河與牡丹交會交融、共同演繹着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深沉與瑰麗，也助力了自身的美麗傳奇。早在明萬曆年間，在東平為官的謝肇浙數次路過曹州，留下這樣的記載：“餘過濮州曹南一路，百裡之中，香氣迎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菜蔬然。”種植牡丹猶如蔬菜般普遍，可見當時牡丹種植之盛。謝肇浙還說：“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種四十畝者……多至一二千株，少者數百株。”
由此可知，400多年前菏澤牡丹的盛況。當時菏澤城東北一帶，牡丹連阡累陌，萬紫千紅。當時曹州的牡丹園更是鱗次栉比。
“一棵牡丹從種苗到開花，需要經曆萌芽、膨大、顯蕾、翹蕾、立蕾，之後是小風鈴、大風鈴、圓桃、平桃、透色、初花、盛花等十餘個階段。”老花匠趙守崇向記者介紹，“從立蕾到小風鈴是牡丹生長的關鍵時期，需要花匠對每一棵牡丹細心觀察。雖然身子累，但整個過程讓人很開心。”
正如趙守崇所感悟，花匠在培育花，花也在養育人。牡丹花在花匠眼裡，是一種藝術品，也是精神之寄托。光緒年間編纂的《菏澤縣志》，記載了一位叫李桂芳的曹州人。他“少負奇氣，為府學生，貢禮部”。等他到了帝都，見時事日非，歸鄉辟地種植以牡丹為首的六種花，自稱“六花主人”。年九十餘，望若神仙，裡中鹹敬異之。他嘗題其室曰：“一世鄉人，讀書覓士論千古；五朝逸士，種竹栽花閱百春。”
縱觀中國牡丹發展曆史，沒有任何一種花能像牡丹一樣，其發展規模随着國家的興衰、民族的存亡而榮枯；更沒有任何一種花能像牡丹一樣，分布中國大江南北，延植華夏數千春秋。
牡丹之命運，受黃河之牽引，還波及花匠之人生軌迹。據《菏澤縣鄉土志》記載，元明以來，黃河數次泛濫，曹州首當其沖。清朝以來，曹州遭過七次較大的洪水，牡丹淹沒殆盡。
鹹豐五年（1855年），黃河自河南省竹林決口，菏澤遭受水災，趙樓村北牡丹田可行舟船。牡丹最怕水淹，有滅頂絕種的危險。養花者泅水把牡丹拔出，移栽到趙王河東岸的一些村莊，牡丹才得以儲存。
1933年，黃河又從竹林決口，水漫菏澤城北，牡丹園内水深兩米。花匠們将打撈出來的牡丹捆裝成包，背着去外地逃荒要飯。哪怕餓着肚子，花匠們也不願将牡丹賣掉。大水退去，他們陸續從外地歸來，将背着的牡丹栽到村外高坡地中，繼續發展牡丹種植。始料不及的是，水災之後又是旱災。莊稼顆粒無收，糧食價格飛漲，一棵牡丹換不來一斤蕃薯果腹。盡管如此艱辛，花匠們還是舍不得陪伴多年的牡丹，不願将牡丹地改種莊稼，在饑餓年代頑強地将牡丹儲存下來。日子稍微緩解一些，日軍的鐵蹄踏入山東，花匠們失去了牡丹的銷路。萬般無奈下，有的花匠隻得刨掉牡丹改種五谷，牡丹種植面積減少了十分之八九。
自1840年至1949年，菏澤牡丹一直走下坡路，花田不過百畝，花色隻剩三四十個品種。
新中國成立後，菏澤牡丹重新煥發生機，牡丹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各色新品種也在匠人們的不斷鑽研下迅速湧現。如今，菏澤作為“中國牡丹之都”，觀賞牡丹種植面積達5萬畝，9大色系，十大花型，1308個品種，年産标準化牡丹觀賞種苗1000萬株，是世界上種植面積最大、品種最多、色系最全、産業鍊最長的牡丹生産、銷售、科研、觀賞中心。如此成果，不負曆代曹州牡丹匠人，更不負黃河之安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