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作時，我是一個女人 | 弗吉尼亞·伍爾夫逝世紀念
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1941年3月28日，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投河自盡。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對朋友說，“人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走在自己的花園，或許你會摘下幾多枯萎的花，然後突然想起，我的丈夫就在那棟房子裡，并且他愛着我。”
從少女時期，伍爾夫就承受着精神病痛的折磨，卻憑借嚴肅的寫作持續與之抗争。就像最近出版的林德爾·戈登的《弗吉尼亞·伍爾傳：作家的一生》所揭示的，伍爾夫用她的一生與維多利亞時代固定的女性形象展開抗争，同時也抵抗着針對女性的封閉生活；她反對的不僅是身體上的禁锢和束縛，更是被引導的愚昧無知和情感上的壓抑。
《弗吉尼亞·伍爾傳》
[英] 林德爾·戈登 著 謝雅卿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4-3
“我擁有女人的情感，卻隻有男性的語言。”1920年，伍爾夫在一篇書評裡引用了這樣一句話，戈登在《弗吉尼亞·伍爾夫傳》中提示讀者注意這句話的背景，即身處社會中上層的伍爾夫必須像淑女一樣保持沉默。直至1929年，她才确信自己已經獲得了女性的寫作聲音，“當我寫作時，……我是一個女人。”
伍爾夫對女性聲音的尋找經曆了數個年頭，我們可以從她的日記中窺見這一過程。伍爾夫說，38歲的自己比28歲更加開心，因為這時她找到了小說的新形式：一個事件可以從另一個事件脫胎而出，既松散又包容，一切都朦朦胧胧，但内心的活動、人物的情感卻像薄暮中的烈火一般燦爛閃耀。在40歲那年，她說終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達方式，此時的她才剛開始了解大腦的運轉機制，以及如何才能夠利用它來工作和獲得快樂。《達洛衛夫人》之後，伍爾夫在寫《到燈塔去》時驚歎自己發現了新的寫法，而新方法能為她帶來新主題：時間這個尺度将徹底失靈，一個事件——一朵花的落下可能就包含了未來，“實際上并不存在什麼真實事件，甚至不存在時間。”
《弗吉尼亞·伍爾夫傳》将伍爾夫的女性聲音描述為“就像滾滾而來的海浪，總能再次湧現。語句在畫上終止符後仍然跳躍”。海浪與水的意象是伍爾夫常常使用的象征。在《達洛衛夫人》中，伍爾夫将海洋的韻律融入達洛衛夫人的縫紉場景，“她一針又一針，把絲綢輕巧而妥帖地縫上……此時，整個身心有一種恬靜之感……正如夏日的波浪回合，失去平衡，四處流散。”
據傳記作者推論，水、海浪與波動的意象源自于她憂郁發作時看到的幻象。在《達洛衛夫人》中，瘋子賽普蒂默斯相信自己不會輕易溺死，穿過這片水域，隻是穿過一片綠色的迷霧，被颠簸的浪濤推向了更遠的海岸。1926年《到燈塔去》初稿完成時，伍爾夫到達創作巅峰，卻突然陷入抑郁的幻象：她看到一片巨浪迎面而來，越漲越高，仿佛将她擊碎、湮沒，還看見一片魚鳍在汪洋大海中劃過。三年後，她開始書寫《海浪》，這部作品暗示伍爾夫突然的抑郁情緒是中年階段的開始，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作者在創作停滞、生命力衰退之後自我恢複的手段。
《達洛衛夫人》
(英)弗吉尼亞·伍爾夫 著 孫梁 蘇美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9-1
創作之外，伍爾夫的文學批評也展現出了對男性/女性聲音的敏感。一個例子是，盡管友人極力稱贊《尤利西斯》，她還是決定保留自己的評價——這部作品不夠好，喬伊斯的寫法讓她想起公立學校裡那些乳臭未幹的小男生，足智多謀，能力突出，卻也過分自大和自私，整天吵吵鬧鬧，難得安分。本希望這樣的小男孩可以成長，她諷刺地寫道，但鑒于喬伊斯已經四十歲，是以這幾乎行不通了。再譬如彌爾頓的《失樂園》，她認為作者像是從沒有真正地生活過，也從未了解過男人和女人，對婦女的鄙視就像夫妻吵架的結束語一樣充滿惡意，可這不能妨礙這部作品流暢、遒勁而精煉。
喬伊斯男人味十足，像是公山羊，她對朋友吐槽道。文藝中的男人氣常常令她感到憂慮。在《一間隻屬于自己的房間》裡，伍爾夫如此評述當時的某位男性作家：比起女性寫作，那些自信的、直截了當的、展現出思想和人身自由的寫作固然令人愉快，也令人羨慕，可是有時卻會展現出某些困難和障礙，進而閉塞了創造力的源泉。
她向讀者揭示，此時一個純粹的、自負的男子氣時代正在到來。從報紙上，她看到意大利文藝的進展，學者們主持召開以“促進意大利小說發展”為題的會議：
“且不論這種男性價值會對一個國家産生什麼影響，它對詩歌藝術的影響都值得我們懷疑……詩歌可不是孵化器生得出來的……恐怕法西斯詩歌會變成一個可怕的夭折的胎兒，就像小縣城博物館的藏品那樣，裝在一個玻璃瓶裡展出。”
她也用小說批評了對女性最無吸引力的特質：侵略性、自我中心主義——《到燈塔去》裡的拉姆齊先生被比喻成一隻黃銅鳥嘴或一把渴血的尖刀，當他沉浸在自己的需求中，就無法想象一個女人的需求。
雌雄同體的心靈更适合創作。伍爾夫在《一間隻屬于自己的房間》裡提出，缺乏女性氣質的作者諸如吉蔔林或高爾斯華綏顯得粗糙和不成熟，因為他們缺少情感溝通與暗示的力量。雖然那些文字很出色、很敏銳、很淵博，但缺乏溝通，作者的大腦似乎被分割在幾個不同的房間，傳不出丁點兒聲音，是以當它進入人們的腦中，就撲通一聲倒在地上——死了；但如果換成柯勒律治，就會爆烈開來，激發出各種各樣的思想；普魯斯特則完全是雌雄同體的，伍爾夫在日記中寫道，與普魯斯特相比，自己的成績不值一提，因為他探索蝴蝶翅膀的色彩漸變，像羊腸一樣堅韌，又像蝴蝶翅膀上的粉霜一樣轉瞬即逝。
讀者要如何了解伍爾夫所說的情感溝通與暗示？《到燈塔去》或許可以作為示範。小說中有一個場景是，拉姆齊夫婦一起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他們的情感是通過暗示而非直接表達出來的：丈夫願意對妻子的沉默做出創造性回應，夫人雖然說不清楚自己的愛的本質，但對方“卻明白了”。與此相關的是，早在1919年，伍爾夫就被評論者稱贊創造出了一種新型句式：如同大腦在平靜下的深層波動。事實上，她也曾告訴女友薇塔，景象與情緒讓心靈産生一種波動，早于它制造出合适的語言之前。
在《到燈塔去》的手稿中，拉姆齊夫人反問，把事情說出來難道不會毀了它們嗎？默默地交流難道不是更好嗎？在比語言更吸引我們的奇妙沉默裡，我們安靜地在高處并肩滑翔……在生活中，伍爾夫亦注意到了女性的聲音與沉默。她記錄在女友房間喝茶的場面，她們看到亮着紅燈的拖船駛過，聽到河水嘩嘩地流淌，進而感觸，能與女性友好相處，是多麼愉快的事情啊！與她和男人的關系相比，這是一種親切而隐秘的感情。
[英]弗吉尼亞·伍爾夫 著 [英]倫納德·伍爾夫 編著
宋炳輝 吳欣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4-1
最後，影響伍爾夫的不僅有來自母親方面的沉默與暗示，她的寫作形式也與父親的散步習慣有關。在父親去世一年後，她獨自徒步遠行的興趣被喚醒，并日記中寫，“我現在走過了鄉郡周圍的一大片領域，這片土地的地圖在我腦海裡變得立體了。”
她的小說總是在不同的位置之間曲折向前，追随思想的自由流動，我們或許有理由相信這種隐喻式的聯系——伍爾夫走下公路，踏上數不清的小徑，它們如此狹窄就像兔子踩出的路，通向四面八方的山地和荒原。挂着鎖的門和農場圍牆都是障眼法，當她翻過去之後，一切都暢通無阻了，通過這種方式，伍爾夫發現了由狹窄小徑構成的隐蔽又巨大的網絡。她喜愛野外散步的多樣和偶然，超出公路步行的精确，這也令人想起她之後于20世紀20年代付諸實踐的小說結構原則，那就是“忽略像出生、婚姻、死亡這樣的标志性事件，而去尋找塑造生命的不經意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