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話題“你們有被校園霸淩的經曆嗎？”下，一些網友主動揭開兒時記憶裡的傷疤，上千條的跟帖和回複中，被孤立、被排擠、被打罵的經曆令人觸目驚心，但這也隻是校園欺淩的冰山一角。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9年公布的144個國家的相關資料顯示：全球學生中，平均每3個學生就有1個遭遇過校園欺淩。
校園欺淩
發生得“毫無緣由”
“我從初二開始被欺淩，大概十三四歲左右。有一次放學的時候在校外剛走幾步，就被一件校服蓋住，也不說是什麼原因，好幾個人輪流打我的頭，他們都是學校裡的‘小霸王’。”30歲的吳慧回憶道，這是她至今也忘不掉的場景。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二級心理咨詢師王葵認為，未成年人可能會通過欺淩行為來提高或确認自己的“社會地位”，也有一部分欺淩者是由于怕被排擠和欺淩，是以選擇“跟風”。
“後來我的好朋友也開始冷暴力我，還把我送她的畫撕碎扔進了奶茶裡，然後把奶茶灑到我的抽屜裡。”吳慧想不通，為什麼自己的好朋友也要這麼做。
“我覺得沒有任何源頭，可能因為我是新來的，始作俑者覺得好玩，喜歡征服别人和欺負别人的感覺。”程葦曾在四年級時經曆了校園欺淩，每晚自習結束，回到寝室後同寝室的女同學都要求她脫去衣服，還有一次寝室突然闖進一個男生目睹了這一切，程葦刻骨銘心地體會到了被羞辱的感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孫錦露通過長期調研總結出，未成年欺淩者的心理需求可以劃分為五個類型：故意玩樂型、引起注意型、宣洩壓力型、同伴歸屬型，以及财物擷取型，他們通常會在欺淩的過程中，産生對他人的剝奪感和控制感。
長大的被欺淩者：
“身體脫離了危險，心理上仍在發炎”
王葵介紹，校園欺淩對被欺淩者的影響，不會随着欺淩終止而結束，大機率是終身的。
自從經曆了校園欺淩之後，吳慧對任何人和事都非常敏感，怕自己說錯話，有些事即使與她無關，也會先陷入内耗和自責，做事情畏手畏腳，極度缺乏安全感。大學時期，她意識到自己已經患上了抑郁症。在不斷地自我調節之後，吳慧逐漸疏解了抑郁情緒，運動和興趣讓她的精神世界變得更為豐富。不過，直至現在，每每看到校園欺淩的新聞事件，她依然會十分氣憤，甚至想哭。
校園欺淩對于受害者的心理來講，就像打碎的玻璃，一旦發生，就很難複原。在孫錦露之前接觸到的案例中，被欺淩的未成年人普遍留下了心理創傷，自我評價體系受到了傷害，嚴重影響到個人幸福感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另外還有一些後果嚴重的出現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程葦在大家眼中曾經一直是一個外向開朗的女孩，“從那以後，我就很内向。隻是我在家人面前都裝作無事發生的樣子，我跟朋友、老師說話的時候其實會不自覺地發抖，隻有我自己知道有多緊張。”讀大學時，程葦曾有過自殺的念頭，但她及時打消了這個念頭，“殺不死我的，終将使我更強大”。
孫錦露介紹，校園欺淩事件可能會給受害者帶來一些應激反應，而這些反應也會被他們泛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而在建立和維持人際關系方面遇到一些困難，比如社交回避或是與同齡人的關系緊張等。她建議受害者尋求專業心理咨詢的團隊進行治療，通過行為訓練去改善心理狀态。
“再讓我選一次，也不會告訴父母和老師”
“我不喜歡把事情鬧得很大，也不覺得有人能站在我身邊。即使跟他們說了，也沒有什麼用處，反而會讓那些欺負我的人變本加厲。”即使再給吳慧一次回到過去的機會，她仍然不願把被欺淩的事情告訴父母。
吳慧被同學欺淩之後，第一個告訴的是高年級的哥哥，哥哥找了幾個個子高的同學護送她上下學，确實“吓退”了一些想在校外欺負她的同學，但在校内發生的欺淩仍在持續……
“獨自承受”幾乎是每個校園欺淩受害者的選擇，一個未成年人，為什麼會選擇獨自面對這種壓力？
孫錦露調研發現，78.7%的同學認為老師幹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還會引來變本加厲的報複。被欺淩的孩子一旦有了強烈的羞恥感，當自己無法面對這種情緒，又找不到别人幫助的時候，就會選擇把這一切默默地藏在心中。
“我當時不好意思跟我父母說，我真的覺得很丢人，我想自己解決這個事情，但是我又解決不了，是以就一直忍着，直到我終于成功換了寝室，這件事在我身上才算結束。”程葦說。然而，對于室友的欺淩，随着程葦的離開，轉移到了下一個搬進來的女生身上。
無休止的校園欺淩擊垮了被欺淩者的信任圍牆，他們并非不想求助，隻是在用自己認為正确的方式應對着這一切。
孫錦露分析，容易被欺淩的孩子，通常在社會關系和家庭關系中缺少支援，缺乏信任感。而且，在未成年人之間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他們之間發生的事情，要在他們之間解決，如果告訴家長、老師等成年人，會被認為是一種背叛和告密。
“孩子，不是你的錯”
根據王葵的觀察，被欺淩者往往在某一方面處于弱勢，比如不善社交、體格弱小、太胖、低自尊等，他們知道自己存在這些“弱項”，這就導緻他們可能會錯誤地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欺淩行為往往發生得比較隐蔽，不過仍然有一些行為和現象可以為細心的家長和老師提供線索。”王葵梳理出了一些被欺淩者的常見特點：心情低落；身上有難以解釋的傷痕；衣服或财物總是丢失；睡眠突然變得不好，甚至夜裡會被噩夢驚醒；注意力不集中；學習成績突然下降；找各種理由不想去學校；突然不願意聯系之前的朋友，回避社交；責怪自己沒用等等。如果發現孩子有以上特點，就要及時了解情況并積極和孩子建立溝通。
那麼，如何正确和孩子溝通？王葵建議，成年人在處理孩子被欺淩的過程中，需要給予被欺淩者百分之百确定的信心，被欺淩不是他的錯，錯誤在于欺淩者。特别避免說出“如果你……，他們怎麼會欺負你？”不要責怪孩子之前為什麼沒有告訴你，不要責怪孩子為什麼沒有反抗的勇氣，這樣的語言本身缺乏共情，暗含了被欺淩的孩子需要對欺淩行為負責。
“家長應該建立開放的溝通環境，讓孩子在遇到問題的時候願意自由、放松地跟家人交談，引導孩子了解校園欺淩的實質，鼓勵他們在遭遇欺淩的時候勇敢地站出來，并確定家長可以給他們足夠的支援。”孫錦露建議。
此外，如果想嘗試勇敢地反擊，還需要具備一定的基礎，比如要有強健的體魄，學會一些保護自己的方法。孫錦露提醒，如果已經遭遇欺淩，可以嘗試驗證，一旦認為沒有辦法在校園範圍内處理時，可以考慮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
欺淩者往往也是“受害者”
校園欺淩不僅對受害者産生負面影響，對欺淩者的發展同樣有極大的不良影響。
“家長千萬不要因為孩子是欺淩方而慶幸，覺得他将來不會吃虧。”孫錦露提到，暴力是一個不斷累積和增強的過程，如果錯過了最佳的矯正時間，未來進入社會，欺淩者就有可能做出更嚴重的欺淩行為，甚至涉及刑事犯罪。
王葵介紹，欺淩者成年後更容易酗酒，也更容易卷入打架鬥毆事件。早在20世紀70年代，挪威學者丹·奧維斯（Dan Olweus）對瑞典兒童青少年的追蹤研究顯示，欺淩者成年後的犯罪率更高，大約60%的欺淩者在24歲前至少有過一次犯罪經曆；35%—40%的欺淩者在24歲之前有過三次或三次以上的犯罪經曆。由此可見，對于欺淩者的行為和心理矯正更是至關重要的。
對于參與到校園欺淩的學生，家庭、學校，乃至社會都要及時地給予矯正，通過不斷地教育，培養未成年人包容、善良、尊重他人的素養，建設健康的校園文化和環境。
學校是第一陣地，但不是唯一陣地
學校一定是制止校園欺淩發生最重要的環節。孫錦露認為，學校應該制定清晰明确的反欺淩政策，明确學校會如何處理欺淩事件，并確定學生、家長和所有教職工知曉，以便每個人都能站出來制止。對于已經發生的校園欺淩事件，學校可以提供一些支援服務，讓輔導員或是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幫助那些校園欺淩的受害者治愈心理創傷。
防治校園欺淩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工作，需要未成年人、家長、學校、社會等多方面的協作和努力，共同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皆為化名）
來源：央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