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三星堆再醒驚天下，3年多來，5号坑和6号坑的考古發掘始終沒有停止。
陝西榆林神木縣的高家堡鎮，考古隊來到這裡，剝離黃土，拼湊碎片，十年之功，一座4000多年前的石頭城“石破天驚”。
水鄉澤國，稻香飄蕩，大型水利系統護佑100平方千米的區域，這樣的景象并非虛構和想象。
2024年，從四川廣漢、到陝西石峁、再到浙江良渚，探訪三地考古現場，跟随考古學家回溯文明源流，感受中國考古新氣象。
2023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三星堆考古發掘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三星堆8個祭祀坑的年代問題。
黎海超，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首席專家，在三星堆2020年的考古發掘中，他的身份是5、6、7号坑的“坑長”，也正是因為這個身份，至今，三星堆博物館文保修複中心仍是他每周都要打卡上班的地方。
3年前，在三星堆為考古發掘搭建的方艙中，3、4、7、8号坑的發掘在2022年完成，而5号坑和6号坑因各自的複雜情況，被整體搬遷到實驗室，開展實驗室考古。
記者：這5号坑就這麼大嗎？
黎海超：5号坑差不多就這麼大，最小的坑。
記者：那個呢？
黎海超：那個是6号坑。
記者：為什麼用錫箔紙蓋着？
黎海超：主要是為了去做一個隔離，為了去保護它，這個是網友大家開玩笑說三星堆有個大盲盒，其實指的就是它。因為它是一個真正的箱子一樣，像一個盒子一樣。
記者：三星堆其他坑都已經知道答案了嗎？
黎海超：對。
記者：唯獨是它？
黎海超：這是最終的兩個未解的盲盒，當然最大的盲盒還是它了。
其實，木箱内部的發掘已經到了距離底部幾公分的程度。那之後，木箱被倒過來，對底部進行發掘。可再想把它反過來，就沒那麼容易了。
其實，在按照傳統考古的方法做這支隻是一個痕迹的木箱時，黎海超還采用了另一種研究方法，實驗考古火燒木箱。
黎海超：那個木箱非常難以了解它，因為它就是一個坑，裡面放着一個燒成炭的一個箱子，但是它結構又很完整，我們沒辦法去解讀它背後的一個人類的行為，那怎麼辦呢？那也很簡單，我們就去燒，看看這些不同的場景中，有哪一項它遺留下來的結果跟我們坑裡發現的結果是最接近的。
記者：那你要是燒一個箱子的話，你這個箱子的材質是不是得比照你想象的或者說你得到的資訊，如果這個很貴重，你還每次都燒貴重的呀？
黎海超：是，理論上講應該是完全相同的一比一複制，做木炭鑒定的時候我還很擔心，我說這要鑒定成什麼金絲楠木什麼這些，這個工作怎麼做？但是還好，鑒定出來是一種叫做黃連木的一種木材。但是它也不便宜，也不好找，是以我們當時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找這種木材，找到了人家以前留下來的一批，老的一批料子，我們也就隻用那個材料做了一個箱子，這個箱子也不敢輕易去燒，是以就隻能做一系列的預實驗。
預實驗使用的木箱隻能追求在重量、薄厚、體積上和文物盡量一緻，因為在發掘中發現木箱外面塗有朱砂，是以實驗木箱上也在不同部位塗抹了不同厚度的朱砂。實驗考古，是黎海超三星堆考古發掘中嘗試的新方法。
記者：讀博士的時候，确定的方向，科研方向是什麼？
黎海超：前兩年沒有一個特别明确的方向，有的時候經常跟我的導師聊，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夠去找一些新的方法。
記者：什麼叫新的方法？
黎海超：考古行業就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就是一個文科背景的我們叫傳統考古，還有一個自然科學為背景的科技考古，有一個很明顯的這樣一個分界線。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能不能夠去找一些新的突破點，把這個分界線給它模糊化。
記者：你本身就是學文科的？
黎海超：我就是非常傳統的文科生。
記者：對呀，你怎麼會具有這種跨學科的，讓考古和科技能夠結合起來的這種想法？
黎海超：純粹靠非常傳統的這樣一些方法，有很多我想解決的問題是不可能去解決的。比如當時我研究青銅器，傳統的話主要是看它的紋飾，看它的形制，前沿一點可能去觀察它一些制作工藝等等之類的。但是如果我要想提一些更深入的問題，比如說這一件青銅器可能是誰做的，是從哪兒來的，光靠肉眼、靠傳統的方法是不可能去解決的。
在導師的幫助下，黎海超加入了北大和牛津大學的聯合培養計劃，去往牛津大學考古與藝術史實驗室，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學習。《資源與社會：以商周時期銅器流通為中心》是黎海超的博士論文，因入選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優秀博士論文出版項目”于2020年正式出版，并獲評高校科研優秀成果獎。2016年黎海超入職四川大學考古系，他在讀博士期間選擇的研究方向、掌握的研究方法，也剛好用來研究三星堆的青銅器。
2020年，三星堆考古發掘再次啟動，四川大學取得發掘其中三個坑的機會，黎海超成為“坑長”，科技考古給了黎海超跳出三星堆的視野和思維，但三星堆的5号坑，則讓他至今仍身陷其中。
5号坑，在2020年的電視直播中，号稱金玉滿堂。殘缺，但如果完整将是三星堆遺址迄今出土的最重的金面具，還有這把被網友稱為“金鏟鏟”的金器，都在5号坑。因為器物多且細小，5号坑被搬到了實驗室。3年過去， 5号坑的變化實在不夠顯著。
黎海超：就是這些小碎片，就是每一個小片都是單獨的，要給它一個編号。給它編号完了之後，你還要用我們全站儀給它打一個坐标點，知道它的一個精确位置。我們在這很高效率的就是一天八個小時，就這樣清理、提取，已經做了一年多的時間，其實就是這一個表面，沒有特别明顯的肉眼可見的變化。
記者：是啊，像這個像錫箔一樣的這是什麼呀？
黎海超：這個東西很了不得，我給你夾開這個下面，你看。
記者：這是什麼呀？
黎海超：一堆小金珠子，你看大大小小的，現在我們看到最小的這種小金珠子，它的直徑大概是0.6毫米。
記者：幹嗎用錫箔蓋住它？
黎海超：因為它太小了，像小沙粒一樣的，我們怕找到了之後如果不及時做個标記，可能後面再去找它就比較費勁。
和發掘5号坑相比，焚燒實驗看上去要過瘾得多，但實驗有實驗的麻煩，因為要重複，每一次重複都需要設計不同的變量。
這是第一次實驗，采用的方式是“坑内焚燒、箱内引燃”。 結論之一是從木箱内部引燃很難達到完全炭化的效果。且如果由紡織物引燃焚燒，需後續不斷向木箱内投擲紡織物以維持火焰效果。是以，需考慮坑外燃燒再移至坑内的可能性。第二次實驗，第三次實驗，焚燒後的木箱，似乎和那個已經炭化，隻是一個痕迹的木箱相去甚遠。
記者：以這樣的反複的，在現實世界裡面去燒這個箱子，目的是什麼？
黎海超：說到底是不是這個六号坑的整個焚燒的，就是它背後的一個人類行為，大概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記者：但話說回來，你就是燒了這麼多的箱子，你又怎麼去解讀這個被燒的現象呢？
黎海超：我可以去排除很多種情況，比如說第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木箱它到底是在坑内燒的，還是在坑外燒的，但是我們做的第一個實驗又很費解，因為在裡邊燒的話，我們會發現它可能會在坑壁會留下很明顯的那種灼燒的一些迹象，在我們實際的考古發現裡邊，我們都沒有發現，是以我們就也很納悶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就在坑外燒。在坑外燒的話又更加讓我們不解，因為坑外燒很難燒成這種又結構完整，你還能夠把它挪動到坑裡的這樣的一種情況，也很難。是以現在我們各種情況都去設計了很多種焚燒的方案，雖然得到一些認識，但還是有很多問題現在沒有解決。
記者：那我們能夠推導出一個什麼結論來？
黎海超：這個問題應該是解決三星堆的最關鍵的一個問題之一。
記者：為什麼是最關鍵的？
黎海超：因為首先三星堆現在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器物全都埋藏在裡面。在這個行為發生之後，三星堆整個這個文化又有一個明顯的衰落，這個轉折點到底發生了什麼，到底是來自于它内部的一種内因，還是來自外部勢力這種外因形成的，這些問題就是祭祀坑的成因，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關鍵的一個線索。
記者：其實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你既極近距離看文物，你又要抽身事外，甚至用上帝視角去打量時光的變遷，對不對？
黎海超：對，可能就是一個小碎片上的一個很不起眼的資訊，可能是解決一個很大問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面對5号坑散落的、大大小小的金片、金珠，考古學家們想象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着的各種關聯，比如，它們或許是一件衣物的裝飾。正是為了儲存隐藏在碎片中的資訊，期待有一天能破解其中的秘密，發掘成為一個極其漫長且消耗的過程。考古，無論使用怎樣的方法，漫漫征程幾乎無例外的都是從征服碎片開始。
篩土，從土中篩出骨針，粗粗細細，大概17000件；篩出石镞，新石器時代人類普遍使用的箭頭；篩出玉器、篩出動物的骨骼碎片以及大大小小的陶片；篩出一座石破天驚的石頭城。它恢宏、壯觀，以超乎想象的體量重新屹立在了陝西榆林的黃土高原上。
記者：我們現在站的地方這是什麼地方？
邵晶：我們現在站的就是我們叫做外甕城的裡面，你能看到外面是一圈U型的一個石頭牆，就是在城門的最外側形成了一道防禦性的牆體。你看到這個嗎？
邵晶，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2012年5月，石峁遺址的系統考古發掘正式啟動，從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碩士畢業僅三年的邵晶，成為石峁考古發掘的現場負責人。石峁遺址位于陝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鎮，煤炭資源讓神木發展迅速，産生的效應就是邊遠的村子人少，幾近廢棄。考古隊來到這裡，隻能租住廢棄的窯洞。
邵晶：大家在網上會看到的一些報道，下雨的時候别人家收衣服，考古隊收手機，那是真的，連手機信号都沒有。
記者：連手機都得挂在樹梢上，那這些對你們來說，這就是擺在你們面前非常實際的困難，怎麼辦？
邵晶：就是克服，大家都有怨言，連洗個澡都是問題，隻能克服。我們每天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開着車到鎮上去拉水，而且要儲備大量的蠟燭，一刮風，一下雨肯定停電，包括我們有的考古隊員家裡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白事，家裡的長輩去世了，是聯系不到的，我們都是要通過第二天别人從山下帶給我們消息我們才知道的。
記者：那對于你們這些考古隊員來說，這就是工作的常态？
邵晶：也不能算常态，因為石峁是比較特殊的地方，我們機關是在西安，坐火車得七個小時。
記者：哪是主場，如果發掘這，是不是這就是主場？
邵晶：這是主場。
記者：那你一年多少時間是在這？
邵晶：一年365天有300天在這。
記者：長時間在這，肯定是有動力在驅使你們往前走，這個動力是什麼？
邵晶：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包括我們現在這個機關，每年招聘的時候寫得很清楚，長期适應野外工作。你如果不适應這個，你可以不用考，而且上學的時候老師教也好、自己感受也好，做考古就是要去田野裡面挖，讀天書，讀地書，這是自然而然的一個動力。
人煙稀少的高原上，考古從調查開始。邵晶曾說，考古隊的人比當地放羊的人更了解這一帶的溝溝坎坎。溝溝坎坎上的調查大多時候隻能用腳，兩個月的時間，他們走出了一個面積為4平方千米的城址。
探方發掘法是考古最基本的方法。一般來說，一個探方的面積是5×5平方米，要有隔梁、關鍵柱，用來觀察、控制、測繪。向下挖的同時，始終要密切關注土層的變化，每一層土代表的是一段時間甚至一個時代，隻有準确辨認層位，從中提取的文物才能有相應準确的資訊。在石峁，因為地表落差和單體遺迹的範圍都很大，探方法不太适用。
邵晶：幾十米長的這一道牆，以十米為一段分開去發掘，它堆積最厚的地方有十五米厚，而且是斜的，你必須在那待着，你沒有辦法離開，可能一會兒，這個地層就會有變化，地層有變化，就會導緻你在收集裡面出土的遺物的時候會混了，對于你的年代判斷，分期判斷是會帶來影響的。
最先顯現的是外城東門址。設計和建造它的人，着眼于控制交通、外防内守。以高大宏偉帶給人視覺沖擊的是皇城台，石峁城址的核心，它被内城和外城重重拱衛。人們在這裡夯土築台，土台之外用石牆加強，層層堆疊向上，石牆砌護的最高處超過70米。
陶瓦、蔔骨、陶鷹、口簧、各種玉器；各種工具；還有來自遠方的海貝和象牙；皇城台上居住着高等級貴族，也分布有手工作坊。17000多枚骨針，遠超當地的需求，暗示着這裡或許存在一個可以支撐對外貿易的制造業中心。碳14系列測年和考古學系列證據表明，石峁城址初建于4300年前，廢棄于3800年前，曆經500年。這正是新石器時期最晚階段向曆史記載中的夏朝過渡的時間節點。考古學界認為，石峁城址的社會功能已經跨入了邦國都邑的行列，是當時中國北方一個區域性政體的中心。
記者：你們最終想拼出一個什麼東西來，研究的方向是什麼？
邵晶：我再舉一個比較偏于理工科的例子。你能想象在黃土高原上，四千多年前出現了江漢平原上的玉器嗎？什麼樣的勢力集團可以達到這樣的交通能力，我們可以管它叫交通，高等級人群之間的互相聯系和溝通認同，這不就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事嗎？
記者：當我們把這些文化和這些有可能當年存在的這種國家形态，把它聯系起來看的話，這些點連起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面呢？
邵晶：滿天星鬥，重瓣花朵，很多我們的先賢，我們的前輩，考古學家都說過這樣的論述，石峁所在的那個時期，四五千年吧，我們的文明的區域是比較多的，可以分成很多小區，大家都在共同走文明化的程序。
在那個滿天星鬥的時代，當石峁先民雄踞北境之時，長江下遊杭嘉湖平原一帶，另一個具有早期國家形态的王國在這裡緣起、壯大，已有近千年時間。
土墩林立、茅屋相望、水道縱橫、舟稷穿梭。中央宮殿區約為30萬平方米，而外圍水利系統影響的面積約100平方千米。這不是虛構的動畫，而是持續近百年的考古，讓良渚文化穿越曆史烽煙，越發清晰而生動。
草裹泥是良渚人建造水壩時使用的一種建築材料，用水邊最常見的植物，比如蘆葦、荻草把緻密的泥裹起來，類似今天人們使用的沙袋。
王甯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統項目考古領隊。自稱是良渚考古第三代中較為年輕的人。
在良渚考古的曆史上，使用衛星圖像和高程模型技術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之前，考古人依靠田野調查發現考古遺存，另外開發建設，甚至盜墓蹤迹也會為考古提供線索。而衛星圖像和高程模型技術為考古提供了上帝視角。
所謂地理資訊系統，是多種技術、多種資訊組成的系統。數字高程模型是方法之一。用一張良渚古城區域1∶500比例的線劃圖上制作了數字高程模型後，良渚古城東南部外側，若幹段長方形結構體，因高度相同，雖沒有完整連接配接，但其關系卻清晰可見。這正是良渚古城外郭的一部分。從此，良渚考古開始熱烈擁抱科技考古，而水壩的發現更是離不開地理資訊體統提供的上帝視角。
良渚水壩系統的發現是一個長達30年、三代人接力的過程。1986年，反山墓地的發掘是良渚考古史上一件大事。高等級墓葬群，數千件精美玉器，其中尤以反山12号墓出土的，帶有完整神徽形象的玉琮王成為一個明确的指引，墓主地位如此尊崇，那麼良渚一帶應該有與其地位相比對的宮殿區，尋找古城成為一種主動行為。
在這期間，考古隊在塘山山腳下，發現了一條5公裡長的人工堆築，年代上屬良渚時期，被命名塘山長堤，這是水壩初露端倪。
王甯遠：當時推論說這個是防洪的，因為這邊是山，山這個水下來被一條橫的東西擋住了，它就不會沖到這個遺址群裡面了，這個是有理由的。但是當時因為各種的資料也不太全，是以沒有辦法繼續做深入的研究。
到了2011年，衛星影像在良渚考古中地位凸顯，解謎有了希望。最初，王甯遠的目光聚焦在圖檔上塘山長堤附近的區域，通過反複縮放圖檔，尋找線索。
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進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宏大的城址、複雜的水利系統，等級鮮明的墓地，具有信仰和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一個存在于新石器晚期、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态。
王甯遠：那麼對于我們來說，良渚申遺這樣一個很大的事情是什麼呢？是我們在這個前行道路上路過的一個風景，不是我們的目标。
記者：你們的目标是什麼？
王甯遠：我們的目标就是把這個社會啥都研究清楚，這才是我們的目标。
自良渚申遺成功至今，考古隊找到的水壩從11條增加到30條。而良渚文化的演進過程也日漸清晰，千年時光裡，它經曆了利用山前地貌建設散點式聚落，到規劃建造水利系統，再到構築良渚古城這樣三個發展階段。
在數千年的時光流轉中，中華大地上，滿天星鬥，交相輝映，明滅之間，曆史進入到明月星稀的時代。王權國家和青銅器是這個時代的标志。二裡頭文化、安陽殷墟、四川廣漢的三星堆，是這個時代的代表。
在三星堆博物館，黎海超的實驗考古始終在持續。
黎海超：比如我做一個工作就是複制三星堆的銅鈴。雖然我沒有時光機，但是我想聽聽三千年以前的聲音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但是那個黃連木做的箱子實在是太珍貴了。
記者：手段和思路的一些創新和探索，目的是要解決什麼問題？
黎海超：考古學必須要去交叉，一方面是跟自然科學的交叉，另一方面是跟人文科學的交叉。我的定位就是做中國考古學科的一塊很小的一塊鋪路磚也好、問路石也好，反正就是做一個實驗品，就是多學科交叉的一個實驗品。
記者：考古這件事情，考的是幾千年以前的古，很可能在你這一塊隻是做了一點點，雖然你有那麼大的夢想，但是你的這一點點和那個夢想之間有什麼關系？
邵晶：對，這個其實就和我們拼陶片一樣，我們每一個做考古的人可能就是一塊小陶片，我們共同把它拼起來它就是一個大罐子。
記者：研究考古的人肯定會想，一個人在這個曆史階段裡面是多麼渺小，就好像地球在整個宇宙裡面是多麼渺小一樣，這對你的人生觀有影響嗎？
王甯遠：我覺得盡力而為就可以。我們可能覺得5000年、6000年很遙遠的，但是我覺得不是，好比中國人為什麼這個玉會喜歡呢？都是有傳承的，就不是空中掉下來的，它其實是有原因的，有很多很多東西。你研究了曆史，豁然開朗，為什麼是這樣的，為什麼是那樣的，我覺得這種東西還是挺有趣的。
（來源：央視新聞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