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 年的日内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參加的重大國際會議，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對這次會議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和所作的巨大貢獻，已經載入史冊。從會前到會後，作為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李克農協助周總理做了大量工作，其間有幾件事使我深受教育。
（一）
1954 年 2 月 25 日至 28 日，蘇、美、法、英四國外長在柏林達成協定：由蘇、美、法、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有關國家的代表，于 1954 年 4 月 26 日在日内瓦開會，分别讨論北韓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
根據四國外長的協定，2 月 26 日，蘇聯政府邀請中國政府派出全權代表屆時赴會。中央立即決定由周恩來總理以外長身份率團參加。
2 月 28 日周總理批示：關于代表團人選，“告李（克農）副部長先行讨論，3 月 2 日上午提出名單”；關于代表團的從業人員，“請李副部長決定”；關于會議對策、編印資料、業務分工等，“請李提出方案”。經常事必躬親的周總理，作了這樣的批示，足見他對李克農的信賴。
3 月 2 日上午，李克農函報周總理，建議由周總理任首席代表，由張聞天、王稼祥及外交部一位副部長任代表，由王炳南任秘書長。
李克農在報告中提出：“我請求不參加。
因：（1）情報部門今年計劃剛通過，需貫徹實施。……
（2）我無國際知識，又不懂外文。
（3）身體不健康。”
周總理接受了李克農的建議，但不同意他“不參加”的“請求”，把克農列為代表之一，于 3 月 2 日晚經中央書記處确定。書記處原則上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對日内瓦會議估計和初步意見，并決定成立參加日内瓦會議準備工作上司小組，由李克農抓總。
周總理傳達了中央讨論的精神，主要是：
（一）對這次會議持積極态度，力争在北韓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上達成一些協定，促進國際形勢的緩和。
（二）借參加會議的機會，擴大大陸的國際影響；發展同外國的經濟貿易和交通往來，打破美帝對大陸的封鎖禁運，相機改進同英國和西歐一些國家的關系。
（三）為了适應上述要求，并在實踐中培養鍛煉外事幹部，代表團可以多派一些人，包括經貿幹部和記者，但不需要的人不去。
（二）
從 3 月 3 日起，李克農全力投入會議的準備工作。他同國内 39 個機關聯系，選派從業人員 132 人，記者團 29 人。除我駐瑞士使館全力以赴外，還請我駐蘇聯等 6 個國家使館抽調人員，人數最多時達 182 人。
關于醫護人員，傅連暲直接報告周總理，建議配備醫生、護士各 2 人，“醫生除黃樹則外，另派史書翰。因史随李克農同志在北韓将近兩年，工作認真小心，對克農身體甚為熟悉。”
總理批示：“同意醫生去黃樹則、史書翰二同志，護士絕對不要。送李克農同志辦。”
李克農為了保證總理的健康和安全，把史書翰換成總理的保健醫生周尚珏。由于總理堅持，偌大的代表團未帶一名護士。
（三）
按照總理的意圖，李克農抱病上司我代表團的各項準備工作，充分展現了他的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周到細緻、雷厲風行的作風。這裡僅舉幾例：
（一）對會議所要讨論的及代表團可能涉及的政治性問題，設想各種情況，分别拟出詳細的預案，報送總理審定。總理還委托李克農同先期秘密來京的北韓外務相南日協商關于解決北韓問題的意見。此外，李克農上司有關同志就北韓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拟出 29 篇發言稿。這些發言稿在會議期間雖然沒有完全用上，但為周總理臨時現場發揮提供了論據。
（二）李克農組織外交部、對外聯絡部、軍委聯絡部、軍委情報部、外貿部等 10 個機關編寫有關資料，如：北韓問題、印度支那問題、中國的基本情況和内外政策等，共 12 大學，1700 多萬字。這些資料對我代表團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資料提供給蘇聯、北韓、越南代表團，他們認為很有幫助。
（三）從 3 月 3 日開始到 3 月中旬，隻十幾天時間，代表團的從業人員和随行記者絕大部分已集中到北京，分别編組，進行教育訓練。每人都按照各自的分工，熟悉情況，學習方針政策。
遵照總理訓示，李克農指定專人向全體人員介紹外交禮儀，介紹瑞士情況，包括有關法令和風俗習慣等。他還親自作了應該注意的問題及保衛保密的報告。在總理上司下，教育訓練工作十分嚴格，譯員、機要員、打字員、速記員等都進行了測試，還請一些老同志分别介紹經驗。沒出過國的司機也事先學習了有關常識。
總理還要李克農注意吸收外交部顧問、專家們的有益意見。如原國民黨外交起義人員劉澤榮等提出的關于全權代表證書的格式及代表團應設對外發言人等。總理還要李克農組織代表團發言人黃華、随行記者及當時常住北京的外國友好記者貝卻迪等，多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模拟演習。
（四）訓示我駐瑞士使館為總理及代表團主要成員預租一座别墅，為一般人員預租旅館，并安裝了日内瓦至國内的電傳打字機，保證通訊聯絡迅速、安全、節約。會議期間，從國内運往日内瓦的物資達 15 噸。李克農還審定了工作制度、保密制度、會計制度、駐地生活制度等。
這些準備工作是從 3 月 3 日到 4 月 19 日這一短時間内完成的。
（四）
周總理及代表團主要成員于 4 月 20 日離開北京，夜宿新西伯利亞，次日下午到達莫斯科，周總理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又進行了商談，4 月 24 日下午抵達日内瓦。我們随即廣為散發事前印就的周恩來的中文和英文的書面履歷。
這一履歷則是由李克農主持草拟後，未經總理徑報中央審定的，内容長達五頁半，第一段是：
“周恩來，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國傑出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産黨傑出的組織者和上司者之一；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之一。”
克農認為：宣傳周恩來就是宣傳新中國。據我所知，此前尚未用過“最親密的戰友”這種提法。這表明了當時毛主席、黨中央對周恩來的評價，也反映了李克農對周總理的敬重和濃厚的階級感情。
4 月 26 日，日内瓦會議開始，首先讨論北韓問題，會議從 4 月 26 日到 6 月 15 日，全體會議 15 次，限制性會議 1 次。印度支那問題會議從 5 月 8 日開始到 7 月 21 日，全體會議 8 次，限制性會議 24 次。每次會議平均 4 個小時。
周總理等除參加這些會議外，還要和有關代表團進行會外接觸（宴請、商談等）。印度沒有能夠參加日内瓦會議，尼赫魯派他的親信梅農到日内瓦活動，梅農常到我代表團來，一坐就是幾小時。為了不幹擾周總理和其他代表，李克農往往自己出面與之周旋。
6 月 20 日至 7 月 12 日，與會各國首席代表休會，周總理先後通路印度、緬甸，并與胡志明會談，張聞天、王稼祥也離開日内瓦。在此期間，總理委托李克農主持代表團的工作，并協助越南代表與法國代表商談印支問題。
代表團秘書長兼支部書記王炳南除日常工作外，還要參加中美會談，忙不過來，李克農主動多做工作。如：
（一）當時有許多國家（主要是法國）的人民團體拜訪中國代表團，先後來訪的各國人民團體有 505 個，共 3800 多人，李克農組織有關同志接待他們，并對聯合國秘書處派出的從業人員做工作。這些都産生很好的影響。
（二）會議期間，“環境保衛”主要靠瑞士，内部警衛主要靠自己。克農提出：專業人員與一般人員相結合。代表團每個從業人員都要做總理的保衛工作。總理和代表團主要成員所住的别墅，保密困難，為防竊聽，李克農派人利用别墅的馬廄搞了一個内部會議室，這是人們料想不到的。
（三）李克農經常檢查代表團的黨的工作，了解從業人員的思想、情緒，分别征求大家的意見和建議，适當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他還注意從業人員的文娛生活，曾放映過卓别林主演的幾部“寓教于樂”的電影。
（四）李克農貫徹執行周總理“勤儉辦外交”的訓示。代表團的預算為舊人民币 327 億元，實際支出 229 億元（舊人民币 1 萬元折合新人民币 1 元）。
（五）
會議期間，重大問題都由總理親自拟電向中央報告請示，一般的公開的情況則由随行記者發回新聞，但李克農認為不夠，他用自己的名義編寫《每日簡報》，電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央上司同志和有關部門，深受好評。其内容，主要是各代表團及外國輿論對周總理和我代表團的反應，對外接觸中了解到的重要情況，以及具有史料價值的珍聞。
這裡隻舉一例。
4 月 30 日，莫洛托夫宴請周總理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這是中英兩國外長第一次直接接觸。李克農向譯員了解情況後，于 5 月 1 日電發了第三号《每日簡報》。
要點是：
艾登：聯合王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承認聯合王國。
總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聯合王國，而是聯合王國在聯合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艾登：不知周恩來先生是否願意指定一人，由我們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聯系？
總理：我們的西歐司司長宦鄉就在這裡，他過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觸。
艾登：那好極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從北京調來的，看來我們是想到一塊去了。
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什麼水果都有，就是沒有鳳梨。
莫洛托夫：但是中國有，中國是極其富有的國家，艾登先生應該到中國去一次。
總理：歡迎艾登先生到中國通路。
艾登：我非常願意。我想告訴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和我同伍的一個軍官叫哈蒙，他在戰争中犧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給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來先生的每一句話。他說他熟悉周恩來先生。
莫洛托夫：美國行事特别沖動，英國應該施加影響，你們有共同語言。
艾登：一個劇作家曾說，英國和美國除語言共同外，别無共同之處。
這樣的《每日簡報》十分生動，說明很多問題，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六）
到日内瓦後，總理訓示成立新聞辦公室，要我擔任主任。總理規定，任何外國記者接觸中國代表團都須通過新聞辦公室。總理訓示接待記者時要有問有答，有意識地了解情況，有選擇有重點地結交朋友。
我找到李克農，要求隻做具體工作，另請别人當主任。
李克農說：還沒有上陣，你就打退堂鼓？
我說：我水準低，沒有經驗。
李克農說：你好像是謙虛，實際是怕，怕那些資産階級記者。堂堂的中國共産黨員，還怕他們？
李克農說：總理的訓示精神，就是“用宣傳換情況”。講出去的是宣傳，換過來的是我們所要了解的情況。他要我着重接待了解内情的政治、外交記者、專欄作家以及采訪日内瓦會議的具有中央委員身份的法共《人道報》、意共《團結報》、英共《勞工日報》的記者。一般“報屁股”記者則由新聞辦公室其他同志接待。
他說：和記者交談不要人翻譯，好比兩人談戀愛，中間插一個人，那就談不好。
在同記者接觸中了解的情況，我都及時書面報告李克農核轉總理，有些由李克農編進《每日簡報》電告國内。若有幾天不送材料，他就催詢。有時他認為所送材料價值不大，就說：不要拿這種破爛貨充數。這雖然有點“強迫指令”的味道，但也有好處，逼着你想辦法。
在接觸中發現，一些資産階級記者不滿美帝的侵略戰争政策，對某些國際問題的看法和我們相近，可以由此逐漸深談，了解情況。
後來我又向李克農建議，老是介紹中國的情況和内外政策，記者已不感興趣，總要給人家一點東西。李克農請示總理同意，接受了這一建議，在代表團發言人舉行新聞釋出會之前，讓我先将一些有關情況透露給能提供重要情況的記者。
總理在别墅會見卓别林夫婦時的照片，在新華社發表之前，由我送幾位深交的記者。這樣做，效果很好。
代表團回國後，李克農讓主管部門對在日内瓦會議期間通過外國記者獲得的情況材料作了評價。評價稱：“所反映的情況，大都時間性很強，緊密地結合了當時會議的進展情況及其他活動，因之密切地配合了當時的外交鬥争。材料來源可靠而且重要……這些材料不僅對于當時我們在日内瓦了解敵人的政策、意圖有直接作用，而且有的對今後研究敵人的對外政策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這是在周總理上司下，李克農親自訓示，督促取得的成果。
（七）
在日内瓦會議期間，周總理常在晚上召開由代表團各機關主管參加的彙報會。在一次彙報會上，雷任民報告說：英國工商界邀我派貿易代表團訪英。對此，總理訓示：可以同意，但現在保密。待中央準許中英兩國交換代辦後即行宣布，使我貿易代表團作開路先鋒，打頭炮。
隔了一天，英國《勞工日報》頭版頭條大字标題報道中國貿易代表團行将訪英。總理看到後非常生氣，指定克農在兩天内查清是誰洩露的。
由于我是新聞辦公室主任，李克農找到我。我說：我沒有對任何人講。我知道《勞工日報》派來的記者的住處，派人去問，就可以弄清楚。李克農報告了總理，總理不同意。
總理說：新聞記者都要保護自己的新聞來源，這件事自己查不清楚去問人家，在兄弟黨記者面前丢中國人的臉。
總理的意見是完全正确的。但卻使我被認為是唯一可能的洩密者。
因為：（一）新聞辦公室隻我一人參加彙報會；
（二）《勞工日報》記者由我直接聯系；
（三）我被授權可以單獨接觸記者，不需翻譯。
于是李克農又找我說：你工作忙，接觸人多，有時難免說漏了嘴，自己忘了，現在再仔細想想，承認了，吸取教訓。如果隐瞞，就變成另外性質的問題。
我有口難辯，又召集新聞辦公室 4 位從業人員開會。我說：我确實沒有講，你們誰講了，我承擔責任。4 位人員都說不知此事，周湘浦還借機批評我，并說我提出向《勞工日報》記者進行了解是耍花招，明知他是不會說的。
我說：千錯萬錯，是中國代表團出的錯，有錯總要有人承擔。于是我向李克農表示承擔這一洩密事件的責任。
李克農報告總理，總理批評了我，并通報全團吸取教訓。此後一段時期，我同外國記者接觸就要翻譯在場。
中英交換代辦一事經中央準許，我貿易代表團已洽辦赴英簽證。貝卻迪來找我，他說：中國貿易代表團即将訪英，是件大事。我說：這已不是什麼秘密，英國《勞工日報》早登了，不知是從哪裡得到的消息。貝說是他提供的。我問：你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是周湘浦告訴他的。
我讓翻譯李肇基作了詳細記錄，直接給李克農。
李克農看後問：周湘浦是什麼人？
我說：是外交部新聞司的科長。
李克農馬上把新聞司司長龔澎找來看那個記錄。龔澎說：老熊沒有講，為什麼承擔責任？
李克農說：都懷疑他，連我都懷疑他，他不承擔責任行嗎？共産黨員應該受氣不說，有苦不叫，功則歸人，過則歸己。
李克農讓人拿一瓶老茅台酒和一包拼盤給我，他說：“回旅館去，喝，喝完了睡覺。”
總理知道後，要李克農通報全團澄清。總理并訓示：周湘浦品質很壞，不能再留在外交戰線。
1962 年，中央決定我接替宦鄉任駐英代辦。我赴任前曾去看李克農，提及周湘浦在駐英代辦處當二秘。
李克農說：總理早有訓示，怎麼還沒有執行？我現在不好向外交部提意見，你應該提，把周湘浦調回來，清除出外交部。我向外交部新調來的主管人事的同志講了，但未受重視。1963 年周湘浦夫婦攜兩個孩子從英國叛逃到蘇聯。
（八）
1954 年 7 月 21 日，日内瓦會議結束。7 月 23 日，周總理應邀先後通路東德、波蘭，經莫斯科通路蒙古。總理委托李克農續留日内瓦幾天，作好代表團的結束工作。李克農曾向留下的從業人員作了一次報告，傳達周總理對日内瓦會議的工作小結。要點如下：
（一）這次會議主要是讨論亞洲最迫切的兩個問題，總的是關于亞洲問題的會議。新中國作為五強之一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成為這次會議的重大特點。
（二）關于鬥争方法和政策：
（1）我們開始在公開會議上先講大道理，從大的政治原則問題講起，宣布我們的立場和方針，使得我們在政治上處于壓倒敵人的優勢。這是戰鬥前的炮兵攻擊。
（2）進入具體讨論後，走向短兵相接，就要進一步了解敵人的意圖，不斷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使讨論具體化，使會議有所發展。在讨論中，必須堅持應該堅持的東西，但對某些問題，也要做些必要的讓步。
（3）要充分利用敵人的沖突，抓住敵人的弱點。
（4）始終抓住和平協商的旗幟，善于尋求共同點。
（5）我們會前對有關問題作了充分準備，會議過程中根據情況作必要的修改。某些問題最高綱領不能實作時，就适當提出最低綱領。不應過早暴露自己的意圖，也不能過遲地提出辦法，失掉時機。
（6）在談判中要堅定，但不要頑固；要靈活，但不上當；要主動，但不能急躁。外交工作要有堅持性和耐性，不能圖爽快，圖爽快往往會吃虧，但也要随機應變。
（7）要應用各種形式互相配合，善于運用大會、小會、會外接觸等等辦法。
（三）由于美國的阻撓，在北韓問題上沒有達成協定；我們利用法、英、美之間的沖突，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達成了協定。但是，會議的收獲，不能用協定的多少來衡量，日内瓦會議遠超過會議達成協定的範圍。
通過這次會議，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打擊了美帝的戰争侵略政策，确立了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作為五大國之一的不可動搖的地位，擴大了新中國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上的國際影響，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給新中國開辟了在國際事務中更為廣大的活動陣地，在今後能夠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時，也使大陸和一些國家的關系得到改善。
取得收獲的原因，是由于黨中央的正确上司，同志們的努力，也由于我們有強大的後盾，有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支援。
（四）今後應大力開展對外活動，盡到中國對世界事務應盡的責任。我們已登上了國際舞台，就不能下台。相反，應該更好地發揮我們的作用。這不僅是為了盡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而且是直接為了保衛我們的經濟建設。
（九）
李克農離開日内瓦到莫斯科後，身體累垮了，治療幾天後病情有所緩和。總理到莫斯科時看了他。經研究決定：李克農由我和幾位同志陪同，坐蘇聯班機到伊爾庫次克，休息兩天，再乘國際列車經滿洲裡回北京。
李克農一行到伊爾庫次克後，蘇方隻有機場旅行社的一個職員來接，領到機場的旅館住。我們要打電話給我駐蘇使館，該職員不讓打，還不許我們越過離機場旅館 5 米遠的欄杆。
我們問：這是為什麼？回答說：這是上級的訓示。
8 月的天氣甚熱。機場常有飛機起落，嘈雜不堪，難以入睡，夥食是死馬肉、紅菜湯，不能下咽。李克農就這樣受了兩天罪。上了火車，也是一般的車廂，夥食很差。
到了邊境車站，火車換軌，要等 6 小時，蘇方旅行社職員又把我們領到火車站的旅館，仍不讓打電話。随行的俄文翻譯李越然直接向蘇方邊境站站長做了工作，在車站給我外交部駐滿洲裡辦事處打了電話，曾處長立即乘汽車來接。李克農在我辦事處洗了澡，吃了飯，才緩過氣來。
在回北京的途中，我們幾個随行人員議論，李克農是我外交部副部長，是我情報部門總負責人，中蘇雙方還在進行“合作”，而蘇方竟如此對待克農，我們非常氣憤。李克農卻嚴肅地對我們說：“不許講，你們講就是反蘇。”
1971 年，我曾向總理講起這一段往事，總理說：李克農沒有講過。總理認為，當時李克農不讓講，是由于避免是以向蘇方交涉，影響兩黨兩國的友好關系，甯可把此事當作對他個人的無禮而隐忍。總理說，這是李克農照顧大局的表現。
原載《廣東黨史》1998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