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代頗有作為的封建帝王之一。
作為一位世人所稱道的明君，朱瞻基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比如對宦官的處理——提高宦官權利，改善宦官地位，開啟了“宦亂”。
朱瞻基扶持宦官勢力
在中國曆史上，明朝與東漢、唐被視為“宦官之禍最烈”的三個朝代。其實，朱元璋統治期間，對宦官控制很嚴。并在宮中立有“内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明令禁止宦官幹政。
明成祖朱棣在靖難之役中，多依賴宦官“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這些宦官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立過大功，愈益受到重用，地位有了明顯提升。
為加強對宦官的教育訓練，在宮中正式設立專門的宦官教育機構———内書堂，允許宦官讀書識字、舞文弄墨，此後成為定制。
這顯然與太祖“内臣不許讀書識字”的規定背道而馳——内書堂的成立既培養了一大批知識型宦官，内書堂是上層宦官是通往權力巅峰的必經之途。
宣德時期，有的太監，備受寵幸，如司禮監太監金英、範弘，均在宣德七年被賜以免死诏。
其後又賜給金英、禦用監太監王瑾印記，上刻字曰“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迹雙清”。享有印記、免死權，如此過分的優遇，即使是輔政大臣也望塵莫及。
故論者謂:“賜王瑾、金英印記，則與諸密勿大臣同。賜金英、範弘等免死诏，則又無異勳臣之鐵券也。”鐵券是皇帝賜給功臣、重臣一種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享有免罪免死的特殊優遇。
明太祖規定非有大功者不得受鐵券，所謂“凡爵非社稷軍功不得封”“公、侯、伯封拜，俱給鐵券”。
金英、範弘之流，僅因“親信用事”“占對娴雅”“涉經史，善筆劄”，而獲免死诏，即使後來的王振、劉瑾、魏忠賢也未曾有過此等殊遇。由此可見，宦官的政治地位在宣德時期得到了實質性的提高。
宦寺之盛始于宣宗
除了大力扶持宦官勢力，宣宗還重用宦官參與政事。至于宦官幹預政事的問題，雖然朱元璋對宦官控制很嚴，規定了許多制度，但洪武時宦官開始幹預朝政，正是他帶頭破壞自己所定的制度。
正如龍文彬雲:“(明太祖)自禁之又自紊之。”至永樂皇帝以後又漸受重用，“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隐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但是，宣德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從中央到地方，還是從軍事到民政，宦官已全面插手政治、軍事、外交等幾乎所有領域的事務。
(一)代行“批紅”權。朱元璋廢相，歸權六部，并設定殿閣大學士充當皇帝的顧問。明成祖時選拔解缙、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開始參預機務，但這個時候内閣依舊隻是一個私人秘書罷了。
可這一切在宣德時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朱瞻基頒布了司禮監聯合輔政的法令。規定内閣審議官員呈遞的奏議，并提出适當的處理意見以供禦批(“票拟”)，再由皇帝決策批行(“批紅”)。
為了減輕自己處理政務的負擔，便放權給司禮監秉筆太監，意思就是皇帝不在時他們就等同于皇帝，代行“批紅”權。是以内官們一旦得為“秉筆太監”，如同朝臣入閣一般，可謂一步登天，其權力之大可想而知。
（二）中官出鎮。洪武永樂時期，在這個時間點上，當時鎮守邊鎮和其他軍事部門的宦官人數寥寥無幾，但是這個情況卻在宣德時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幾乎各在省和邊鎮都設有鎮守太監。
朱瞻基于洪熙元年六月即位，随後在僅登基一個月後，他就派中官雲仙奔赴雲南鎮守，宣德元年八月，命内官譚順、内使陳錦往淮安，助平江伯陳瑄鎮守《明通鑒》記載:“宣德十年正月庚寅，罷十三布政使鎮守中官，惟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淮、浙巡鹽者如故”。
至宣宗崩後，各省設定的鎮守中官才罷去，而諸邊鎮守依然存在。方志遠教授認為，永樂時中官出鎮皆由皇帝特差，基本上是随意性的，宣德以後，任命手續逐漸程式化，而且日漸成為明代地方政治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鎮守中官的職權非常廣泛，如監督民事，刺探民情，随軍出征、監軍，監督、彈劾地方官員等，皆屬其職權範圍。
（三）參與軍政。上文所述，朱瞻基在各省和邊鎮設定的鎮守中官，在軍政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職責包括安撫軍民，調遣衛所官軍鎮壓人民反抗。此外，留守京師、調動部隊等諸多軍事行動，朱瞻基令負責将領與中官一起主管。
如宣德三年，瞻基親征兀良哈，班師凱旋，“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将畢至則歸”。又宣德五年，“敕太監楊瑛、林景芳、李和等守皇城内外，凡内府各監局等衙門内官内使俱從管束，一應事份與豐城侯李賢等同心計議”。
朱瞻基還将槍炮部隊交由宦官控制，“命太監楊慶等率神機營铳手往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同都督陳景先備禦”。這些宦官憑借這支部隊便足以與各地将領抗衡。
果不其然，宣德九年，副總兵都督方政就曾上疏:“内官蕭愚親信小人，擅作威福，私役戍兵，凡諸邊務任意幹撓政，欲用神铳悉不與，至加诟詈，或擅調軍出境。”這些宦官自恃權高，淩駕于總兵官之上，幹擾軍政，為所欲為
(四)采辦貢品。宣德時期，宦官的一項重要使命是為皇室采辦土物貢品，稱之為“孝順”。陸容《菽園雜記》雲:“各鎮守内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
孝順的名目繁多，數量浩大，包括監造瓷器、采買玩物、置辦用品等。永樂、宣德時期，宦官勢力漸長，開始出任監陶官，專門負責景德鎮禦器廠的陶政。
朱瞻基經常派出宦官到各地采辦，如蘇州一處就經常有五六個宦官坐鎮，其中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艾”。不僅蘇州，其他地方也有，“(宣德元年)差内官出使于浙江市買諸物”。
采辦太監地位雖不高，卻依仗皇室，作威作福，為害地方。如袁琦、阮巨隊等，“初往廣東等處公幹，以采辦為名，掠取軍民财物。事覺，宣宗命淩遲琦斬巨隊等十人”。雖然朱瞻基懲治了一些不法之徒，但還是一如既往的寵信和重用太監。
(五)出使外國。宦官出使主要是為“獎勞賞賜之事”及索要貢物，但是這些宦官大都求索無厭，橫行無忌。如昌盛出使北韓時，“人謂俨為多欲，然其私櫃，多不至三、四十。今盛之櫃倍蓰于俨，使臣貪利者無如此人”。
他們的飛揚跋扈遭到北韓國王的指責簡直是一群沒有素質的禽獸。宣宗對太監的寵幸已殃及友邦了。朱瞻基寵幸和任用宦官，而這些宦官貪暴害民，騷擾地方，胡作非為，這引起了一些官員的憂慮。
為此，黃澤上疏，他以漢、唐為鑒，毫不忌諱的指出寵幸太監有百害無一利，可惜宣宗置之不理，“嘉歎”而已。宦官更加肆無忌憚，甚至欺壓百官，有些官僚忍無可忍，以緻出現官吏毆打宦官的現象。
宣德七年，宣宗派太監劉甯到各郡清查宦官貪贓受賄的情況，路過故城(今河北故城縣)時，“縣丞陳銘聞有内官至，不問從來，辄奮前捽甯，手擊之”。
可見，由于宣宗朝對宦官的重用，導緻宦官氣焰較前代更為嚣張，已成為天下的“公害”。清人所說:“宦寺之盛，自宣宗始”是有可信的，絕非子虛烏有。
朱瞻基無意中開啟“宦禍”
宣德一朝确實存在宦官幹政擾民現象，且在有明一代也是較為突出的。不過由于明宣宗還是個勤政的皇帝，太監雖受寵，卻還不敢太放肆，故未形成專權的局面。但是由于朱瞻基的扶持與縱容，無意中為宦官專權埋下了隐患。
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入犯，英宗聽從王振之言親征，導緻“土木之變”。朱瞻基對這場大慘敗是不能脫盡幹系的，王振在宣德初就已得到信任。
據《明宣宗實錄》記載:“(元年七月)左都禦史劉觀論囚，七十人當決，命太監王振止之。”可證王振是已得寵的太監，他在正統時的專擅并不是偶然的。
是以有學者認為:“王振的當權和英宗的無能導緻了‘土木之變’的慘敗……‘土木之變’是宣德時期政治隐患的總爆發，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劇，更是瞻機個人的悲劇。”說明王振專權是宣宗時期重用宦官而造成的惡果。
無獨有偶，明代其他權宦魏忠賢等，皆擔任過司禮監之主管。武宗時，劉瑾通過竊取批紅權力把持朝政，“權擅天下，威福任情”，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有“八虎”之稱，他也被稱為“劉皇帝”、“立皇帝”。
更甚者太監馮保，在穆宗駕崩後還膽大到私自更改了皇帝的诏書，就這樣他搖身一變成了顧命大臣，萬曆初執掌司禮，權傾一時。
熹宗時，魏忠賢為司禮秉筆太監，因熹宗皇帝“好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是以“每引繩削墨時，忠賢輩辄奏事”。魏忠賢逐漸專擅朝政，權傾朝野，遍置死黨，閹黨遍布朝野，人稱“九千歲”，把中國曆史上的宦官專權推到了頂峰。
朱瞻基欲利用宦官制約内閣，進而自己居中駕馭。他卻未曾料到，皇帝的“批紅”權竟然落到了宦官的手中，最終釀成了宦官之禍。孟森由此感慨:“曆代奄禍，豈非皆自宣宗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