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合法性在道義上源自于禅讓，實際上就是篡位，得國不正，導緻宋朝武德不昌，就此宋朝隻是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對比秦漢、明清在武力上差的太多，任何一個王朝剛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憑借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獲得最高權利的，而且這個軍隊包括最高上司人，由上至下，将星璀璨。而宋朝開國由于源自武将篡位，是以對武将防範深入骨髓，這也說明宋朝從根本上就無法統一。妥協求和成為宋朝立國之本。
大宋仁宗慶曆二年三月下旬，這一年恰好是仁宗皇帝在位二十年，大遼南院宣徽使劉六符奉遼興宗耶律宗真的的谕旨來到汴京呈遞上國書，看上去是為了祝賀仁宗皇帝登基二十載，實際上為了興師問罪來的，是既要地，也要錢。
劉六符遞交的國書的内容主要有三大部分組成，第一，向大宋提出強烈抗議，斥責大宋為何要入侵大遼的附屬國西夏。第二，宋遼兩國作為友好鄰國，大宋為何要在邊境地區增加兵力，加大軍事裝備，增加兩國緊張局勢，第三，大遼正式向大宋索要關南之地，關南之地是前朝周世宗侵占的大遼領土，大宋作為繼任者，有義務歸還。關南也就是瓦橋關、益津關、淤口關。很明顯，前面兩點隻是借口，第三點才是遼使此行的真實目的。劉六符滿以為他的質問會引起宋仁宗的驚訝，但宋仁宗乃至于滿朝文武都很平靜，一點都不驚訝。
這樣的國書顯然是大遼要對大宋開戰的節奏，要知道，此時距離遼宋訂立澶淵之盟已經三十八年。自訂立和盟以來，兩國雖然暗地裡較量無數，但大面上還算過得去，但現在為何突然翻臉。實際上大遼的翻臉，源于大遼内部發生了經濟危機。
當時遼國雖然通過澶淵之盟直接獲得30萬兩白銀的收益，但這僅限于遼國皇室和貴族，普通老百姓并沒有獲得利益，再者，大宋通過兩國貿易完全可以把這30萬兩白銀“歲币”給賺回來，宋朝長期處于貿易順差的地位，這是遼國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了，随着大量馬匹的流失，讓遼國預感到了危機，作為遼國唯一能夠“出口創彙”的商品，遼國對此實行嚴格的貿易管控，即便如此，大量的馬匹還是“走私”到了遼國，這不僅壯大的敵國，還使得本國稅收大量流失，在這種情況下，遼國下令禁止馬匹出口，但效果并不明顯。
是以在遼使劉六符赴大宋之前，遼國對此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當時，遼朝内部分為兩派。主戰派認為，現在宋主昏聩，國無良将，而且在正和西夏交戰，如果趁機進攻，必然勝利。而主和派覺得，現在雖然大宋疲敝，但我們自己也不咋樣，善戰的功臣宿将大半死去，對宋作戰難言勝負，一旦戰敗後果不堪設想，況且兩國交好，不宜破壞盟約。我們可以威脅使用武力，但不能真打。在這種情況下，遼興宗耶律宗真一方面積極備戰，一方面派使臣試探，也就是武力威脅，如果訛詐成功那最好不過。
但讓遼國上下沒有想到是，如此機密的軍事會議居然洩密了，終宋一朝，用諜是禦邊之策的重要一環。從皇帝，到朝臣，到邊關守将，都十分重視間諜一事。這次顯然大遼内部有宋朝的“餘則成”當潛伏者，遼國易州進士梁濟世，實際上就是宋朝的“餘則成”，作為大宋潛伏在遼國的進階特務，他在第一時間傳遞回來一個消息，意思就是“言契丹有割地之請”。梁濟世的下線，知保州王果、知雄州杜惟序甚至買到了劉六符國書的副本遼使密獻給朝廷。宋廷對契丹人的動向可謂是一清二楚，是以有充足的準備來應對危機。
劉六符入境之後，同判太常寺卿富弼在邊境接待。劉六符是主和派，隐隐覺得此行不順利。
就故意說道：“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篑矣。”
富弼回道：“九仞之功已大，豈當似一篑遽棄耶？”
在遞國書之前，劉六符還提前将國書内容向富弼洩露。然而，劉六符不知道的是，宋朝已經開始備戰了。
是以，當劉六符呈上國書之後，兩國談判十分艱難，都是寸步不讓、但宋仁宗又不想打仗，在這種情況下，宰相呂夷簡因與富弼不睦，趁機向仁宗推薦富弼出使遼國。歐陽修上表仁宗皇帝，說這是構陷富弼，而年屆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舉薦，慷慨奔赴國難，他在入朝進對，向仁宗辭行說：“主憂臣辱，臣下不敢愛惜生命貪生怕死。”仁宗大深感動，他給富弼的底線是不許割地，但可以聯姻或增加歲币。
由于知道遼國的底牌，再加上當時宋朝的國力還不錯，是以富弼的腰杆很硬，面對割地 的要求，富弼寸步不讓，回答道：“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遼國于是選擇聯姻。富弼就說：“我朝嫁長公主，資送不過十萬缗爾。”于是，遼朝又放棄了聯姻。
當年七月，富弼回國，宋仁宗非常滿意談判結果。八月，富弼再次出使，持國書兩件，誓書三件。宋朝開出三個條件：若議婚則無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納款，則增歲币二十萬，否則十萬。遼興宗覺得錢少不答應，富弼于是幹脆把話挑明：得歲币，都是你一個人的；如果打仗，你還能坐穩位置嗎？
宋朝增歲币就是無能的展現，增加歲币或許是一個最穩妥的辦法。用錢财套住蠻夷，讓他們不想動用戰争武器，但宋朝這種苟且偷安的做法實在是太窩囊。可問題是，遼國被金錢腐蝕的速度，可能還趕不上北宋财政崩潰的速度。歲币的支出都要轉嫁到百姓頭上，導緻民亂，使得宋朝更加無力對抗外族。
間諜可以改變事件的走向，卻不能左右局勢。情報系統的無孔不入，但不能轉化為力量，富弼的外交手腕，依然無法彌補雙方實力上的差距。但随着時間推移，宋朝的諜報工作也是大不如前，到了仁宗一朝，宋朝情報工作更是懈怠了。作為大宋最高情報機構負責人包拯就曾上疏抱怨：“于今全不能深入，隻是到得四榷場及幽、涿間，傳得民間常語或虛僞之事，便為事宜。”
慶曆五年，包拯任“賀契丹正旦使”出使遼國。遼國官員質問包拯，你們大宋派往大遼的特務太多，容易傷害兩國感情。包拯回朝之後，秘密上書皇帝，要求加強間諜工作的教育訓練，要做得好一點，又經包拯提議，凡是大臣出使北朝，身邊都要跟着兩個皇城司的的特務跟随，防止使者通敵。
相比之下，遼朝用諜要遠早于宋朝。景德元年十二月，澶淵之戰已至尾聲，遼兵北撤。宋朝郓、齊等州安撫使丁謂抓到大遼的間諜頭子，驚訝地發現了一個龐大的間諜網絡。丁謂上奏朝廷：“鞠問其人，稱徒侶甚衆。今各具形貌、年齒，請下諸路分捕。”竟然可以從間諜頭子的口中拷問出上下線一百多人，足見遼朝間諜組織之嚴密。
遼人間諜，常以商人身份為掩護，或者扮作雲遊四方的僧人。他們行動的地方主要在河北諸路，刺探軍情、放火燒倉、策反将領，幾乎無所不做。當時，宋朝民間印刷業十分繁榮，文人政客議論軍國大事之言，無所不印。契丹間諜要麼重金購買，要麼摘抄下來。是以，宋廷幾度嚴令不得對外售賣士人文集。
富弼當知制诰的時候、負責糾察在京刑獄公事，當時遼國間諜假扮僧侶，刺探情報，後被富弼發覺移送開封府，但有些人受到官員庇護仍逍遙法外。富弼為此報告給宰相呂夷簡，要他即刻交出官員，予以法辦，并說此案不查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并彈劾宰相失職，呂夷簡是以對富弼懷恨在心，這也是他為何讓富弼出使遼國的原因。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遼宋之間的第二個戰場就是間諜出沒的地方，可惜的是，宋朝的行為辜負了大宋潛伏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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