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方盒的基本形制為長方體盒身，其上附鑄有形态各異的動物與人物，盒頂部多有蓋門可以打開，足部由輪子或者動物、人物形象構成。該類器物集中發現于山西、河南、甘肅、山東等地，例如山西聞喜上郭村墓地［1］、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2］、山西垣曲北白鵝墓地［3］、河南浚縣辛村墓地、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甘肅禮縣圓頂山秦墓［4］、山東棗莊小邾國墓地［5］等，學術界對于無輪方盒的研究較為全面，本文着重探讨有輪方盒的造型來源。
一、形制及定名
目前的有輪銅方盒共5件，其中考古出土4件，保利博物館館藏1件，年代屬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從輪子數量看有雙輪與四輪兩種，從輪輻數量看有8根和10根兩類。
（一）考古出土概況
1.山西垣曲北白鵝墓地銅方盒［6］
出土于垣曲北白鵝墓地M6棺椁間東北部，整體外形像車，上大下小，出沿，沿内一周支托，對開門盒蓋；盒蓋上兩隻小鳥相對而立；盒身四角接以4條回首卷尾四足龍形獸；盒身下承镂空高圈座；座上中部靠前處置軸，接兩輪，可以轉動，車輪為8根輪輻，遠端圈足上有支托可固定車身。器蓋裝飾龍紋，盒身、圈足皆裝飾雙首單身龍紋，每面裝飾一組，圈足處龍紋采用镂空裝飾，軸頭為獸頭，年代約為春秋早期至中期（圖一）。
圖一 垣曲北白鵝墓地M6∶53［7］
2.刖人守囿車［8］
出土于山西聞喜上郭村墓地M7棺内頭蓋骨右上角。器物整體為長方形廂式，車頂部有雙扇蓋可以開啟，蓋面嵌有一猴形捉手，周邊圍繞四隻小鳥；器壁飾相背的鳳鳥紋，并有獸形裝飾；器足由兩大輪、兩卧虎組成，兩虎足下各有兩個小輪，主要起支撐作用；如此共有兩大輪、四小輪，可挽環牽引，手推轉動，從整體形态看應歸入兩輪類。屬于西周晚期的器物（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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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聞喜上郭村墓地M7:2［9］
3.山西聞喜上郭村四輪銅車
出土于聞喜上郭村墓地M374，因M374經盜擾，發掘時該器物損毀，後經整理修複。器物整體造型是長方形小型車，由車輿、車轸、車輪三個主要部分構成。車輿底部兩側鑄有車轸，轸兩端為車輪，共4個車輪，每輪各8根輪輻，尚可行動；車輿四角均鑄裝飾有匐立回首卷尾獸，輿面有蓋，蓋為兩扇，可開啟；蓋面中部鑄有蹲姿形象的猴作為鋬；蓋面和車輿四面都裝飾有雙鸾鳥紋。年代為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圖三）［10］。
圖三 聞喜上郭村墓地M374∶14［11］
4.甘肅禮縣圓頂山墓地四輪方盒
出土于圓頂山墓地M1棺内西南角。蓋門雙開（朝寬面開），以二熊為蓋紐，器口四隅立四鳥，器壁四隅飾四爬獸，器足為四輪，每輪各8根輪輻，器蓋和器壁飾典型的秦式蟠虺紋。年代為春秋中期（圖四）［12］。
圖四 禮縣圓頂山春秋秦墓M1∶9［13］
5.保利博物館所藏銅匵
該器物由車輿、車轸、車輪三個主要部分構成，形制與聞喜上郭村M374所出土的車型盒基本一緻，不同之處在于4個車輪是10根輪輻（圖五）。
圖五 保利博物館藏銅匵［14］
（二）用途與定名
從方盒所出土的墓葬等級與墓主身份來看，所有方盒（包括無輪方盒）均出土于高等級貴族墓葬，且墓主人有很強的性别傾向，多為女性。例如山西垣曲北白鵝墓地，發掘者認為此墓地是召氏家族太保匽中（燕仲）一支在東周王畿内的采邑墓地［15］，M6墓葬規格高，面積達20平方米以上，随葬有大量青銅器。甘肅禮縣圓頂山秦國墓地的M1有殉人、殉狗等，随葬有玉石器，規格較高，M1與M2為夫婦合葬墓，M1墓主為女性；聞喜上郭村墓地M7墓主性别不詳，随葬有銅鼎、玉玦、玉圭等。
方盒的具體用途可以根據其内的包含物來判斷。無輪方盒内的包含物主要有珠寶和化妝品兩類：山西曲沃晉侯墓地M63椁室西北角銅方盒内盛滿各類玉質小件器物，有玉人、熊、牛、鷹、鸮、罍、龜等；山東棗莊小邾國墓地M3出土的虎紐方奁内盛玉玦2件、玉耳刀1把［16］；河南浚縣辛村墓地M5所出銅方盒在出土時同出有白石圈、紅白瑪瑙珠、綠松石珠、綠松石獸面和骨笄等物；三門峽虢國墓地2012号墓出土銅方盒在出土時盒内裝有以綠松石、料珠和煤精等組成的串飾一組；垣曲北白鵝墓地M4出土的銅方盒出土時裡面盛滿混合紅色物質的殘留物，應是以動物脂肪為基質，添加植物精油，并可能是以朱砂為顔料的美容化妝品［17］。綜上，方盒主要為盛斂化妝品與珠寶首飾之用。
學術界多位學者已對方盒的定名問題做過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為李零先生的觀點，他認為應将珠寶盒定名為“椟”和“匵”，對化妝品盒的定名結合梁姬罐的銘文及陳耘先生對銘文的考釋判定為“匵”［18］，新發現的盛放化妝品的方盒類器物應與該圓罐類器物命名一緻。
二、造型來源
（一）盒身及紋飾
從商代晚期開始，青銅器中普遍開始流行方形器，如方鼎、方罍等，直到西周早期殷遺民仍較多使用方形器，但到西周中期以後方形器逐漸消失不見。
從後視圖上看，禮縣圓頂山銅盒底部的車軸上有三個“方塊”；在銅盒底部平面圖上也可看到（圖六），在雙軸左、右兩邊（毂内側）和中心處，各有一個“方塊”。車軸左右兩邊的“方塊”位于軸與方盒底框的交接處，象征“伏兔”。“伏兔”是塞在車轸與車軸間隙處的長方形木塊，起穩固、減震作用。車轸是車輿底部的邊框，為車輿的一部分，這恰好說明軸上的銅方盒其實象征了馬車的車輿。當然是取其大意，而非細部完全一樣，比如前者對開的盒蓋就不同于後者開在後端的輿門。
圖六 禮縣圓頂山春秋秦墓M1∶9［19］
方盒上的紋飾多為商周時期青銅器的典型紋飾，如龍紋、鳳鳥紋等。鳥紋在商、西周青銅器上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紋飾，最早出現于商代中期，多屬于輔助性的紋飾，到商末周初開始成為主題裝飾，西周中期前後，作為主題裝飾的鳳鳥紋已經非常流行，達到了鳥紋的全盛時期，西周晚期以後逐漸衰落［20］。龍紋是商周時期最為重要且流行時間最長的紋飾，周穆王之後，交龍紋、回紋、波浪紋、重環紋、垂鱗紋等紋飾開始出現，且都具有和諧、活潑的特點［21］；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龍紋開始出現互相盤繞的形式結構［22］。
（二）動物及人形附件
目前發現的方盒多以動物形象作為蓋紐或者用于盒身四隅、足部等的裝飾。蓋紐的動物形象主要有鳥、猴、熊等；盒身四隅主要飾回首卷尾爬行獸；足部以爬虎形象裝飾為主。
人物形象多見于足部裝飾，也有少量作為蓋紐的。人形足大緻于西周中晚期出現，主要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時期；空間範圍上西周時期人形足器物主要發現于西北地區，中原與吳越地區少見；春秋時期以山東地區最為集中，吳越地區也有發現［23］。例如陝西韓城梁帶村M26出土的方鼎，大鼎内合鑄一小鼎，大鼎鼎足為裸體女奴，呈跪立狀背負器身［24］。
附鑄動物與人物形象的器物在考古發現上也較為常見，例如晉公盤、子仲姜盤、立鳥人足筒形器、鳥蓋人足盉等。
（三）車輪形制
中國最早的木質馬車發現于商代晚期的殷墟，其雙輪較大，直徑約136厘米［25］，輪輻數量在16—20根之間，其中絕大多數為18根輪輻，有少數可達20根以上（圖七）。西周時期，車前駕馬增加到四匹，在兩匹服馬左右兩側各增加一匹骖馬，即一車驷馬；另外對馬車的細部結構也加以改進，輪輻增多，為22輻甚至24輻，雙輪直徑與商晚期相差不大。
圖七 安陽殷墟西區M1613車輪複原［26］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青銅器技術發展的成熟時期，當時已經可以熟練使用渾鑄、分鑄、鑄接等鑄造方法和陰線刻劃、淺浮雕、高浮雕、圓雕、透雕等多種裝飾技法，當時參照中國本土馬車的樣式鑄造帶16根以上輪輻車輪的銅方盒，在技術上并非難事。例如在四川省鹽源老龍頭遺址出土的一件東周時期青銅馬車，三輪，每輪各16根輪輻，是中國發現的最早三輪馬車實物模型之一。這說明可能并非技術原因導緻周代銅方盒的輪子隻鑄造8根或10根輪輻。
總之，大陸的馬車出現伊始就是雙輪車，輪輻數量為16根以上，而目前發現的有輪方盒以四輪居多，除保利博物館所藏方盒為10根輪輻之外，其餘均為8根輪輻，顯然這種造型并非取意于中國本土的馬車。
1.輪輻
從世界範圍看，馬車主要可以劃分為三個系統，分别為地中海系統、西亞系統與南俄系統［27］。
地中海系統為輕型戰車，主要特點是車輪小，車體低矮，車輿空間較小，注重速度與機動性，分布于埃及、古希臘、羅馬等。埃及的戰車基本繼承蘇美爾戰車的特點，構造簡單，車體輕便，多是一車駕二馬，雙輪［28］，輪輻數量有四輻、六輻和八輻。阿拜多斯神廟中的浮雕反映出法老阿赫摩斯駕駛4根輪輻的戰車；圖特摩斯四世墓葬中所出土的戰車描繪了圖特摩斯四世與赫梯人作戰的畫面，其戰車為8根輪輻；阿蒙霍特普三世時期輪輻數量變為6根輪輻，并在此之後其他兩類輪輻不再出現，如卡納克神廟浮雕中描繪的賽提一世的戰車（圖八）［29］、圖坦卡蒙墓内随葬的至少6輛馬車等均是6根輪輻［30］。公元前9世紀至前6世紀的希臘戰車受到埃及輕型戰車的深刻影響，車輪小，輪輻少，車輿狹小，僅能立乘一或兩人。羅馬戰車出現與使用的年代均比較晚，但也受到埃及與希臘戰車的影響［31］。
圖八 埃及卡納克神廟浮雕賽提一世的戰車（6根輪輻）［32］
西亞系統為重型戰車，車輪直徑大，車身高，重力量，可以乘坐2—3人，輪輻為6根或8根，赫梯戰車、亞述戰車、波斯戰車以及伊朗戰車均屬于此系統。從時間及馬車形制上看，亞述戰車很可能由赫梯戰車發展而來。考古資料顯示赫梯戰車上可以容納3人，且各有分工，分别為車夫、矛兵和盾牌持有者［33］。亞述戰車的基本形制為單轅、長方形車輿、雙輪，由兩匹馬牽引，車門位于車體後面，車輪在車體的末端。
早期戰車較低，車身短，車輪直徑較小，6根輪輻，主要用于公元前900年的納西爾帕時代。晚期戰車屬于薩爾貢二世、希那赫裡布和阿述爾巴尼拔時代，整體較高，車身變長，輪輻有的增加至8根。在伊拉克尼尼微巴尼拔王宮殿遺址出土的《獵獅圖》系列浮雕中，亞述王所乘坐的戰車為6根輪輻的雙輪戰車（圖九，1）。在強大的波斯軍隊中，戰車與騎兵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波斯戰車繼承并發展了亞述戰車［34］，雙輪加大，輪輻增多，以8根輪輻居多，車輿也更高（圖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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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根輪輻戰車 | 2.8根輪輻戰車 |
圖九 亞述戰車［35］
南俄系統戰車的主要特點為多輪輻。馬匹駕轅的雙輪戰車是歐亞草原的一項重要發明，辛塔什塔—彼得羅夫卡人群使用的雙輪戰車比之前的四輪戰車輕巧許多，車輪為實木結構，後來發展為多根輻條的結構，車廂前部和左右兩側都有護欄，友善駕車人員扶握，而且這種輕巧的戰車在馬匹的牽引下可以在戰場上快速行進。辛塔什塔文化（公元前2999—前2000年）是歐亞草原南烏拉爾地區公元前兩千紀初期的遺存，在該文化中發現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馬拉輪輻式戰車，經過複原，其輪輻數量為12根（圖一〇）［36］。
圖一〇 辛塔什塔文化多輪輻式戰車複原圖［37］
雙輪、多輪輻的戰車後經由北方草原部族傳入中國，直接影響了殷商時期的馬車形制。在甘谷毛家坪發現的馬車在車輿外側彩繪有各種動物形象，均以粗線條勾畫出輪廓，内部填有細小圓點，該描繪方式即受到了中亞草原的影響［38］。在對馬車的學習過程中，中國也有些新的發明，例如不同于地中海等地區“頸帶式系駕法”而采用“轭靷式系駕法”，該系駕法在漢以後逐漸被“胸帶式系駕法”取代，之後又變革為“鞍套式系駕法”［39］；此外中國還發明了車轼等。
有輪銅方盒的8根輪輻造型與地中海系統、西亞系統的戰車有較大的相似性，輪牙寬度也較接近；而南俄系統在公元前21世紀左右即為多輪輻戰車，是以有輪銅方盒出現8根輪輻的造型應是受到地中海與西亞系統戰車形象的影響。
2.四輪車
在歐亞草原、兩河流域、南俄草原等地的早期文化中都發現有四輪車的存在，約公元前3400—前3000年間，輪式車輛以四種不同的媒介出現：四輪馬車的書寫符号、四輪馬車和雙輪馬車的二維圖像、四輪馬車的三維模型以及儲存下來的木質車輪和四輪馬車構件［40］。在波蘭南部布洛諾西聚落出土繪有四輪車圖案的陶杯（圖一一，1）；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烏魯克的伊南納寺廟區發現了印有四輪馬車符号的泥版文書（圖一一，2）；巴登文化晚期墓葬出土了外形為四輪馬車的陶杯（圖一一，3）。烏克蘭及南俄草原發現公元前4000年晚期至公元前2000年早期的250餘座有車子的墓葬，有四輪車與雙輪車兩種（圖一二）［41］。烏爾王陵出土的鑲嵌畫（公元前26世紀左右）所描述的慶功場面的戰車均為四輪車（圖一三）。
圖一一 四輪車圖案及模型［42］
1.波蘭南部布洛諾西陶杯上的四輪車圖案（公元前3500—前3350年）
2.烏魯克伊南納寺廟區泥版文書上的四輪馬車符号（公元前3200—前3100年）
3.巴登文化晚期墓葬出土四輪車造型的陶杯（公元前3300—前3100年）
圖一二 俄羅斯南部庫班河流域儲存完整的四輪馬車（約公元前3300—前2900年）［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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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三 烏爾王陵出土鑲嵌畫上出征的烏爾步兵（公元前26世紀左右）［44］
四輪車的實心車輪逐漸演變為輻條式車輪，并有輻條多少的變化。哈爾施塔特文化是西歐和中歐的早期鐵器文化，屬于凱爾特人的文化，延續時間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至公元前450年左右。該文化出土一件公元前7世紀的儀式馬車，上面有衆多的人物與動物形象，基本結構為四輪，每輪各8根輪輻。
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西布莉及其獅子車”青銅雕塑，是公元2世紀羅馬時代的作品［45］。小亞細亞大母神西布莉崇拜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經在安納托利亞中部弗裡吉亞出現，被認為是衆神之母、豐收女神、生育女神等。在第二次布匿戰争時由羅馬官方引進，之後西布莉女神崇拜曾在羅馬帝國廣泛傳播［46］，該雕塑雕塑上表現了女神西布莉右手持碗，左手拿一面鼓，身着厚重袍服端坐在由兩頭雄獅子拉着的四輪青銅車上，車輪每輪各7根輪輻（圖一四）。
圖一四 “西布莉及其獅子車”青銅雕塑［47］
四輪車在歐亞草原、兩河流域、烏克蘭及南俄草原的存在時間較長，從公元前3500年延續至公元前後，說明它雖然不是主流，但确實存在，并有較為明确的發展變化。相較而言，中國的四輪車出現較晚，在秦始皇帝陵西大墓的北墓道出土有帶車傘的四輪車，因而中國有輪方盒的四輪造型很可能是受到歐亞草原中西部及其以西文化的影響。
（四）小結
有輪方盒的長方體盒身可能象征了馬車的車輿，紋飾為西周時期中原地區青銅器的典型紋飾，盒上附鑄動物與人物形象應是當時較為流行的裝飾技法。
從輪子形制來看，8根輪輻的特點顯然是依據地中海系統與西亞系統的馬車制成，10根輪輻可能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四輪的造型可能來自于歐亞草原西部及其以西的文化。
總之，有輪方盒的造型融合了西周時期中原地區青銅器裝飾技法、地中海—西亞系統戰車輪輻、西方四輪車等多種文化的特點，是文化交流的産物。
三、傳播路線
8根輪輻與四輪這兩種因素的傳入與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有密切的關系，但具體的傳入路線應有一定差別。
1.8根輪輻造型的傳播
該造型應是自地中海、西亞向東傳播到中亞地區，然後翻越帕米爾高原抵達中國西域地區，再傳入中原王朝的西北部。其中，中亞地區在傳播路線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亞地區發現有時代稍晚的8根輪輻戰車，例如阿姆河流域奧克瑟斯寶藏中的黃金戰車模型，屬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約公元前5—4世紀。該戰車模型由四匹馬拉，車廂内兩人，站立者為車夫，坐者穿着華麗的外衣，有醒目的頭飾，地位較高，應是波斯王朝的官員（圖一五）。阿伊哈努姆神廟遺址出土公元前3世紀的神像圖案鎏金銀飾闆，描繪了西布莉和妮可兩位女神乘坐獅拉戰車的畫面，所見戰車為8根輪輻［48］（圖一六）。這兩件文物證明了地中海—西亞系統8根輪輻戰車向東的傳播。
圖一五 奧克瑟斯寶藏中黃金戰車模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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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六 阿伊哈努姆神廟遺址出土神像圖案鎏金銀飾闆［50］
2.四輪車的傳播
考古發現表明，四輪馬車從公元前4500年左右就開始出現在歐亞草原西部地區，一直延續到公元前後，并且經曆了較為完整的演變過程，即從實心車輪到少輻條式車輪，再到多輻條式車輪的轉變。
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5号墓四輪馬車的發現将四輪車的傳播線路指向北方草原之路。在該墓的木坑和木椁之間發現了每個零件都被分解的馬車，經過複原是一輛儲存完好、真實比例的四輪馬車，輪輻數可達30根左右，年代約為公元前5—前4世紀，由桦木制成，前駕四馬［51］。但該車輪牙較細，無法快速奔跑，隻适用于緩慢前進的場合，林俊雄先生據此認為它屬于用在葬儀上的靈柩車（圖一七）［52］。
圖一七 巴澤雷克5号墓馬車複制品（公元前5—前4世紀）［53］
另在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溝口遺址高台遺存的發現也佐證了四輪車的傳播路線應是北方草原之路。該遺址有40餘件木質車構件，其中有11件實心木車輪，從出土時的情況來看應為四輪車，測年結果顯示距今約3500年（注：正式的發掘成果未公布，隻在相關新聞上可見報道，清晰圖檔無法獲得）。
在春秋戰國時，中國北方與歐亞草原就存在密切的文化交往和聯系。在陝西省神木縣納林高兔發現有帶鹿角的鳥喙立獸金像，應為格力芬（Griffin），即一種鳥獸合體的幻想型動物，曾廣泛流行于歐亞草原地區。陝西扶風召陳西周建築群出土的蚌雕人頭像［54］，甘肅靈台百草坡出土的人頭銎鈎戟［55］，其上人物均為高鼻深目形象，說明西周時期歐亞草原中西部的文化因素或人員可能到達過中原王朝的西北地區。
四、結語
已發現的有輪銅方盒年代集中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多見于女性貴族墓葬中，主要用途為珠寶盒、化妝品盒兩種，可定名為“椟”或“匵”。造型來源更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其8根輪輻造型很可能受到地中海—西亞系統戰車的影響，應是沿沙漠綠洲之路傳播而來，四輪馬車在很長的曆史時期記憶體在于歐亞草原西段及其以西區域，其造型的傳播線路很可能經由北方草原之路。
編者按：原文引自梁雲、王甯：《周代有輪銅方盒造型探讨》，羅豐主編：《絲綢之路考古》第8輯，科學出版社，2023年11月，頁28~47。原文有誤，現已做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