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卷鋼琴的中國家長, 暴露了一個教育投資的真相

【導讀】近期，在深圳街頭彈鋼琴的農民工收到春晚邀請函，他對鋼琴的樸素熱愛，令人動容。不過，據媒體報道，近年來鋼琴熱度不再，一二線城市的琴行接連關門，售價5-6萬的鋼琴5000塊出手都無人問津，鋼琴教育訓練價格一降再降。有分析認為，這一變化與2018年藝術特長生中考加分政策被取消有關。高峰時，中國約有4000萬人投身鋼琴學習，幾年之内大量琴童流失，背後反映了一種頗為實用主義的教育政策。

本文聚焦上海中産家庭對待鋼琴學習的态度和實踐。在中國語境下，中國家長以學業成就為核心來培養孩子，鋼琴學習并非為了培養階層品位，而是以教育回報來衡量。考級加分政策取消後，學校以标準化的考試選拔學生，鋼琴能力在考試中不占優勢，學習鋼琴在升學壓力面前淪為“無用功”。是以，許多家長主動放棄讓孩子學琴，轉而為子女加碼教育回報率更高的課外補習班。即便繼續學習鋼琴者，大多也不是為了培養藝術欣賞能力，考級才是最終目标——家長期望子女在“小升初”中獲得潛在競争優勢。

作者指出，在“學而優則仕”的引導下，教育回報成為中國家長評估一切課外活動的标準，藝術培養也不例外。由此可以了解，為什麼在一輪輪“減負令”下，中國家長反而對課外補習班更加趨之若鹜。

本文原載《中國研究》2019年第24期，原題為《鋼琴無用：上海中産階層家長的文化資本培養政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鋼琴無用：

上海中産階層家長

的文化資本培養政策

▍引言

在學校基礎教育日趨平等，家庭通過學曆來争取有利位置的優勢差距相對減小之後，課外教育逐漸變為城鎮學生教育形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教育不平等的新機制。新浪網釋出的《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指出，學齡前（0～6歲）的城鎮兒童中有近90%上過課外輔導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年收入的26%，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階段（7～18歲）的城鎮學生中則有約81%上過課外輔導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年收入的21%。孩子在學齡前的課外教育以興趣愛好為主，進入學校系統後則旨在提高學業成績。針對課外教育的異常火爆，教育部、國務院不斷簽發減負和整頓令，但課外教育訓練機構屢禁不止，成為當代家長，尤其是中産階層家長“集體焦慮”的根源之一。

課外教育可大體上分為課外補習和課外興趣學習兩類，它們對教育不平等的影響機制不同。課外補習即俗稱的“影子教育”，指在學校教育之外，針對學校所教授的科目進行收費性的輔導。課外興趣學習則指具有收費性質的非學科類的課外活動，如繪畫、彈琴、舞蹈、體育運動等，也就是俗稱的“課外興趣班”。課外補習直接影響學業成績，課外興趣學習的影響則是間接的，更多的是培養了子女的藝術欣賞能力和體育能力，提升了他們的文化資本，可間接影響教育結果。

現有研究已廣泛讨論了在中國的學校制度下，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的有限作用。相對來說關注較少的，則是文化資本的培養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的教育市場化促進了教育的自主選擇，中産階層家長由于經濟資本相對充足，他們對課外教育的選擇更能反映其價值追求。近些年中産家庭的母職出現經紀人的特征，承擔子女教育的總體規劃和具體職責。家長（尤其是母親）在課外教育的選擇上強調自主選擇、自己負責，使課外教育反映了家長的自我意願。文化資本的形式和内容由家庭自由自主選擇，其主要形式就是課外興趣學習。而文化資本的培養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及充足的時間積累，勢必與學校教育及課外補習形成競争，在中國激烈的教育競争情況下，這種沖突尤為明顯。那麼，家庭如何選擇和培養子女的文化資本？又如何平衡學校教育與文化資本培養的關系呢？

本文以上海中産階層家長對待鋼琴學習的态度和實踐過程為例，試圖了解中産階層家長的代際文化資本培養政策。在西方文獻中，以高雅藝術為代表的文化資本往往被看作中産階層的品位文化，是其差別于弱勢階層的代際流動政策之一。那麼，從中國中産階層家庭的文化資本培養政策中，可以進一步了解課外教育在中國的教育制度及其改革中的形式和意涵。

▍文化資本之“有用無用”的争論

布迪厄（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視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為階級品位的象征，是與同階層的他人建立聯系、強化彼此階層身份、與其他階層區分開來的重要途徑。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是優勢階層的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本，代表了精英文化。他在《區隔》這本書裡詳細分析了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的階層差異，例如，資産階層偏愛朦胧的巴赫作品，中間階層偏愛《藍色狂想曲》等古典音樂作品以及通俗或抒情的流行音樂，而勞工階層則偏愛《藍色多瑙河》等通俗古典音樂及沒有深奧藝術主旨的流行音樂。這種階層差異不僅展現在對音樂的欣賞能力上，也存在于繪畫、娛樂方式甚至飲食習慣上。

之後的研究集中在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的關系上，即以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為代表的文化資本能否轉化為學業優勢。布迪厄認為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對學生的學業有促進作用。優勢階層的品位影響了學校的制度和文化，是學校教育中所教授和鼓勵的主流文化。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容易在學校中獲得老師和朋輩的認可，使得中産家庭出身的學生在學校适應性強，感到“如魚得水”；由于勞工階層的子女不具備這種能力，他們在學校中難以适應，感到不自在。如此，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借由學校的文化制度轉化成教育優勢及人力資本，中産階層的子女進而在學校中獲得優勢。

迪馬喬（DiMaggio）的系列研究也支援了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對學業成就的促進作用。他通過對美國國中生的調查分析，發現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能夠提高學業成績，對非技術類科目的積極影響更大。在控制了家庭階層地位的情況下，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對學業有直接的促進作用，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學生的大學時期。之後的一些研究也發現，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讓學生更容易獲得教師的認可和欣賞，讓其與朋輩的互動更加遊刃有餘，有助于他們了解學校教學内容并充分利用學校的各項教育資源。

基于東亞社會的跨文化研究則發現，在大考體制下的學校環境中，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不一定會促進，反而有可能會損害學業成就。針對日本和南韓的研究表明，大考制度下的學校制度強調規範性而非創造性，使用規範化的教學内容及考試成績作為統一标準選拔學生。在這種學校環境下，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難以給學生帶來優勢，即便這種能力被教師和朋輩所欣賞，也難以轉化為更高的考試分數。此外，對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的培養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這占用了本該用于學習規範化考試内容的時間，反而對學業成就産生負面影響。國内研究也有相似發現，如吳愈曉等利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的資料分析發現，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能否促進學業成就取決于學校制度，學校越強調素質教育，這種能力對學業成就的促進作用越大，反之，這種能力就難以有用武之地。

需要指出的是，這場高雅藝術“有用無用”之争有一個基礎前提，即文化資本的培養是階層過程，與學校制度關系不大。布迪厄認為，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的形成源于家庭背景和生活經曆。優勢階層家庭對子代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的培養并非源自學校制度的獎勵，而是對自身階層文化的認定，是一種文化“區隔”，認為這是下一代應知應會、應該傳承的文化。正如布迪厄所言，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以更隐蔽、更間接的方式傳遞，甚至不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明顯的行動”。迪馬喬雖已開始強調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的可習得性，并認為弱勢階層從這類能力中所獲得的學業優勢更大，但他的研究并未過多強調習得過程。

本文對“文化資本培養源于階層繼承性”這一前提假設提出質疑。盡管文獻中常常認為文化資本的培養相較于教育期望，是相對無意識的，但其作為教養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家長對子女的能力培養是一個運用自身的知識和能力與社會機構的互動過程，其目的是幫助子女在未來競争中獲勝。家庭教養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子女向上流動或避免向下流動，但其具體實踐方式，還取決于代際流動（或再生産）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通過教育來實作。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教育成為向上流動的核心途徑，這使得文化資本培養過程不應被視為簡單的繼承階層文化，而是應該在文化資本培養過程中考慮其與教育之間的關系。是以，本文将家庭與學校的互動作為一種有别于階級繼承性的新的分析次元，将對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的培養看作家庭反思學校制度的應對政策，來了解文化資本在中國語境下的新意涵。

▍文化資本培養與代際流動

家庭對子女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的培養，除潛移默化的成分外，也帶有一定的目的性，期望能幫助他們在未來的競争中占據優勢地位。拉魯（Lareau）認為，中産階層采用了一種“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教養方式，家長運用“講道理”而非指令的方式與子女溝通，并将子女的課餘時間進行細心規劃和設計，培養才藝和表達能力。通過對這些能力的培養，家庭試圖傳遞給子代與學校、職場或其他社會機構相适應的知識、政策、習慣和風格，幫助他們更好地适應社會環境。

是以，家長的教養方式具有反思性特征。藍佩嘉稱其為家長的“益品追求”。家長基于他們對子女将來生活方式的期望，判定有利于實作這種生活方式所需的品質，繼而決定他們具體的教養實踐。家庭教養的最終目的是實作子代的向上流動或避免向下流動，因而家庭教養所培養的核心價值與代際流動的實作方式緊密相關，受到不同國家社會結構、教育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影響。例如，文化選拔在法國代際流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以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被認為是代際流動的核心價值；教育選拔在南韓代際流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代際流動的核心價值并非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而是學業成績。

儒家文化強調“學而優則仕”，對子女代際流動（至少避免地位下降）非常重視，加之中國教育體制與南韓相似，教育選拔競争激烈，可以推斷中國家長與南韓家長相似，也視學業成績為代際流動的核心價值。侯利明提出中國家長遵循“學曆下降回避”的教育政策，視學校教育為代際流動的驅動力，認為子代的學曆是代際流動的終點，并不将教育歸結為階層地位，或者，自動将學曆成就與未來階層地位相聯系。由于中産階層代際地位下降的可能性比弱勢階層更大，對學業成就的追求在中産階層家長中尤為強烈。

本文認為，中國家長以學業成就為核心價值的認知會影響他們看待和培養子女的文化資本的方式，繼而将文化資本的培養納入教育回報的評價體系。由于學業成就被視為代際流動的驅動力，家長在規劃和實踐子女的教養方式時，會以其在學校選拔中的回報為基準，深受學校的教學内容、考試形式和選拔機制的影響，以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為代表的文化資本培養也不例外。在中國語境下，文化資本培養難以形成如布迪厄所說的與教育關系不大的、展現階層品位的階層傳承，而是與學校制度緊密相連，與學科培養采用基本一緻的邏輯，通過其教育回報進行權衡。

▍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

本文通過研究上海市中産階層家庭對待鋼琴學習的态度與實踐，分析文化資本的培養政策。鋼琴作為西洋樂器的一大代表，是中國家庭最熟悉的高雅藝術形式。由于相較于其他樂器更容易上手，啟蒙時間相對較早，學習環境成熟，鋼琴成為中國家庭對子女樂器培養的首選。鋼琴學習在上海中國小生中閱聽人廣、老師衆多，人們往往一想到要學習樂器，就會想到鋼琴。

另外，鋼琴有一套已成定規的業餘考級體系。目前在上海市面上主要通行的是國内音樂機構組織的兩種鋼琴考級，組織機關分别是上海音樂家協會（簡稱“音協考級”）和上海音樂學院（簡稱“上音考級”）。音協考級較上音考級略難，但考試形式基本相同。以音協考級流程為例，正式的考試日期在8月中旬至下旬，考場有2～3名考官，要求考生一人入考場背對考官進行1條規定基礎和3首規定曲目的背譜演奏。若之後沒有收到考級主辦方寄出的不合格郵件，即為考級合格，随後下發級别證書。這個考級體系可以幫助家長規劃子女的鋼琴學習，相較于其他類型的培養過程能更好地掌握與學校的平衡。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對上海中産階層家長和鋼琴老師的深度訪談。筆者通過半結構式訪談收集了12個上海市中産階層家庭的案例。這些家庭中的孩子年齡為6～16歲，有9個女孩、3個男孩，其中4人正在學習鋼琴，7人曾有過不同程度的鋼琴學習經曆。這12個孩子均為上海本地戶口；父母主要從事醫藥行業、人力資源、高校教師、企業中層管理人員等職業，其中4個家長自己有過學習鋼琴的經曆。筆者還通路了1名畢業于某校音樂理論專業、具有十年業餘鋼琴教學經驗的男性鋼琴教育訓練教師，向其了解了目前上海業餘鋼琴學習行業的整體狀況及教師眼中家長對待鋼琴學習的态度。另外，通路了1名在上海市示範性實驗性高中（俗稱“市重點”）就職的老師（其子女亦在學習鋼琴），向其了解了近年來高中學生學習鋼琴的情況。按照學術慣例，文中出現的名字均為化名。

▍鋼琴無用

（一）主動放棄的鋼琴學習

上海的中産階層家長大多從子女4歲，即幼稚園中班左右開始接觸鋼琴啟蒙。在這個階段，家長們會讓子女嘗試不同的興趣愛好，鋼琴則成為樂器學習的首選。民辦幼稚園為孩子們接觸鋼琴提供了友善。一些民辦幼稚園會開設鋼琴教學班、書法或繪畫等興趣班，這些班級大多請外聘教師，通常是自願參加，另外收費。小茹今年初三，她的鋼琴啟蒙就是從民辦幼稚園開始的。當時有外面藝校的老師來學校開設自願自費的鋼琴課，報名之後就開始學習鋼琴。在大多數家長看來，鋼琴學習就是給子女培養一個興趣愛好，并沒有明确的目的和意願。由于其相對容易上手，且閱聽人較廣，成為家長青睐的才藝種類之一。正如小明家長所描述的：

“（我們當時學習的）除了鋼琴，還有書法和圍棋。孩子不是去上這個班就是去上那個班，大家都在上，總要選一樣，就學了。”

與鋼琴啟蒙的火熱相對照，鋼琴學習的流失率也非常高。不少家長在啟蒙初期就放棄了子女的鋼琴學習。鋼琴學習的流失主要發生在兩個節點，皆與升學相關，分别是“幼升小”“小升初”。“幼升小”是鋼琴學習之路的第一道分水嶺，這也是大多數家庭的鋼琴學習僅僅持續一兩年就草草收場的原因。本文所有的受訪者都沒有在此時放棄鋼琴，但據他們對其他家庭子女的觀察可以發現，在這個節點放棄鋼琴學習的家長不在少數。小雯家長就說道：“一開始可能還有小朋友學，但很多試了一兩年，就放棄了。”

這種集體性放棄難以看作鋼琴學習的自然流失。固然，鋼琴作為一種高雅藝術，在基礎積累階段是比較枯燥的，且啟蒙所需的時間漫長，一個琴童基本上熟練掌握鋼琴的各種演奏技巧需要8～10年的時間，本身能夠堅持學完全程的人就不多。但是，一年至兩年的鋼琴學習還談不上邁入正軌，難以被視為因鋼琴學習的難度所造成的自然流失。在訪談中，家長們極少提及子女因鋼琴太難或太枯燥而放棄學習，更多的是在子女尚未對鋼琴厭倦時就由家長主動提出放棄。

“小升初”是鋼琴學習之路上最主要的分水嶺。琴童若在升入國小之後依然堅持學習鋼琴，大多會在國小高年級、面臨“小升初”時終止。小雯自5歲開始彈鋼琴，一直彈到上五年級，因“面臨小升初，時間實在排不過來就停了”。也有些家長為了沖刺“小升初”，在孩子國小低年級階段就終止其鋼琴學習。小美今年剛讀三年級，學了4年多鋼琴，因為學校課程逐漸緊張而停下了鋼琴學習的腳步。但小美家長決定讓小美複課并希望她考完七級。她也很清楚，到了國中就不能再繼續學鋼琴了，而考完七級才算是基本掌握了鋼琴的技能，此時放棄也不會太可惜。

進入國中後，絕大部分琴童會中止鋼琴學習。國中仍在學習鋼琴之人，可謂鳳毛麟角。在本文的訪談對象中，隻有小茹一人在就讀國中以後還堅持學習鋼琴，她把鋼琴當作對學業的一種調劑。小茹家長說：

我們家女兒現在初三，在寒假的時候還在學的，因為開學了比較忙，是以現在就停了。想等這段時間過去，再去老師那裡。到了國中了平時沒有多少時間可以練琴，國小的時候還可以堅持每天練，到國中的話并不是每天都在練的，上課之前會練一次，一個星期中間頂多再練一次，不是每天都有時間練的。班級也有這樣學樂器的孩子，但是現在基本上都不彈了，隻有她還在上這個課。每天都不會練超過半個小時了。

從這些講述中，可以看出上海中産階層家長對子女的鋼琴培養實踐與升學選拔緊密相關，在面臨升學壓力時會主動将子女的鋼琴學習中止。家長選擇鋼琴啟蒙的初衷可能與課業無關，但鋼琴在孩子們的課業學習過程中被逐漸擠壓，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如小茹家長所感歎的，“鋼琴還是學的人最多的，隻是堅持到最後的人還真的不多”。也有些家長很早就看到了鋼琴的窘境，從一開始就不考慮為子女報名鋼琴等高雅藝術的興趣班。小雯媽媽這樣描述女兒同學的情況：“現在實際上很多同學周末都排得滿滿的，是以再去上樂器教育訓練班的人可能有，但肯定是不多。”

（二）失望的鋼琴投資

琴童大量流失的根源在于鋼琴學習在升學選拔機制中的不利地位。在上海的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相對于公辦學校的教學品質更加令家長信服，絕大多數的民辦學校是通過文化課考試對學生來進行選拔，對鋼琴能力沒有任何直接的獎勵機制，中考及之後的選拔更是僅考察知識性内容，鋼琴考級加分一度出現又很快被取消。在這種大環境下，鋼琴學習因其教育回報率低，淪為無用的興趣愛好，可有可無。家長們将這一點看得非常明白，小琳家長就坦言：“我們當時學鋼琴的時候和升學已經沒什麼關系了，那個時候上海的政策已經很明朗了，其他的東西一概都是沒有用的。”家長甚至在子女上學前就已經考慮到這一點。小明當時所在的民辦幼稚園雖然開辦了鋼琴興趣班，但幼稚園老師當時就和家長說，“彈鋼琴對以後升學沒什麼用的”，之後班裡多數小朋友就放棄了鋼琴學習。

在家長看來，鋼琴在升學選拔中的不利地位使得占用課餘時間練習變得沒有意義。家長不斷強調其子女沒有時間練習鋼琴，甚至作為興趣愛好也難以為繼。鋼琴練習可能在國小低年級基本能應付，但到了高年級之後就很難做到每天練習，“隻能平時偶爾，周末多練練”。盡管為保持興趣的鋼琴練習僅需每日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但家長認為子女已經不堪重負，鋼琴看起來又沒什麼“價值”，不願意再增添這樣的負擔。

相反，子女的絕大多數課餘時間被課外補習班所占用。相較于鋼琴的窘境，課外補習班因對升學選拔的回報率更高，是以備受家長的青睐。學生參加這類補習班往往不是為了“補差”，而是“培優”，來超前學習課業知識，以期在未來的升學選拔中占據優勢。小琳從幼稚園中班開始練鋼琴并考出了七級，在上國中的時候中止，讓位給實體課外補習班。小琳媽媽無奈指出，目前中國小生的課外補習“好像打了雞血一樣”：

現在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提早學，我們孩子現在是初一，外面上的實體班國中四本教材除了電學部分其他都已經學完了。但是我們還不算快的，有一半的同學已經都學完了第二輪。我們現在學的第一輪是基礎，說是基礎但是學的比中考标準要高、要難，暑假就報第二輪，我已經問過了，是教自招考的内容。是以（鋼琴）肯定不可能再繼續了。她自己也願意上這些課外班的，覺得要上，上這些班的資訊都是她自己告訴我的，可能在這種氛圍裡面大家都比較要求上進吧，她回來會說：‘媽媽，某某同學在老師那裡補課，我也要去。’同學裡面一半以上的都在外面上實體了，她很急，也要去。

民辦學校選拔的激烈競争也使得鋼琴越發不受家長待見。上海的民辦國中為了招收條件更好的學生，會為四、五年級的學生開設一些帶有輔導性質的班級，俗稱“小五班”。由于上“小五班”在“小升初”時能有一定的優勢，希望升入這所學校的家庭就會送孩子去上這些班。是以，在國小低年級時家長們就會給孩子報一些課外補習班，增強在“小五班”選拔中的優勢。小琳的父親在大學工作，民辦國中會給予一定的優惠名額，這使她避免了上“小五班”，但小琳依然在國小五年級的時候放棄了鋼琴，由家長自己對小琳進行拔高輔導，最終小琳被這所國中錄取，同時開始參加課外補習。小琳家長對女兒放棄鋼琴雖略有遺憾，但對女兒上補習班則顯得非常堅定：

本來是想預備班（即六年級，筆者注）的時候再考一下（鋼琴）……就比較可惜，如果當時堅持一下，也能把這個事情給做了。不過在我們那個時候（鋼琴）和升學已經沒什麼關系了，也就沒再去搞，本來隻是一個業餘愛好，綜合考慮還是算了，因為這個還是要花不少時間去練的，每天做作業都很晚，再去抽時間練就比較辛苦。……而且現在外面家長自己帶孩子上補習班很多，我們也上啊。這幾年變化得比較大，人人都在外面提早上課，女兒很多同學早就在外面讀實體了，那我們也坐不住了，也讓她提早上實體、數學什麼的，周末的時間基本占掉了。基本所有的東西都會在外面提早上。

當然，家長們并非僅僅看到了鋼琴在升學選拔機制中的無用性，不少家長認為鋼琴培養了一些重要的品質，諸如踏實、毅力、堅持、恒心、磨煉意志等關鍵字在家長的訪談中經常被提及。小雯家長就認為鋼琴很好地培養了女兒的毅力和恒心，他說：

“拿到一個新譜子從一開始分手練習，到勉強能夠串起來，到熟練掌握，再到後面能彈得有感情，我覺得對她的鍛煉也挺好的，做事要有恒心，不能說遇到困難就退縮了。”

家長們也認為這些性格特質在現行學校制度中會被鼓勵和獎勵，能潛移默化地促進子女們的學業。但是，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顯然不如課業補習班見效快，在巨大的升學壓力面前，用途分“輕重緩急”，鋼琴作為教育投資見效慢，隻得讓位。

從家長給出的放棄鋼琴的理由可以進一步看出，他們并非僅僅視鋼琴學習為一種品位的培養，而是和課外補習班放在一起衡量，其投資回報率取決于在升學選拔過程中的作用。與課外補習班相比，鋼琴回報率低、見效慢，是以需讓位于回報率更高的課外補習班。誠然，鋼琴可以培養很好的個人性格特質，但事分“輕重緩急”，升學為重。小琳家長這樣感慨：

“現在在外面（上）語、數、外、實體四門課，周末的時間基本排滿了……課外班，比如英語、數學，作業還多，彈琴是不現實了，後面高中肯定更忙了，更加不現實了，到了大學再說吧。”

（三）無奈的鋼琴考級

家長将鋼琴學習以教育回報率為評價标準的另一佐證是他們對待鋼琴考級的态度和實踐。鋼琴的考級制度為訪談中的所有家長所熟知，在訪談中，每位家長在提供子女學琴的基本情況時都會主動給出“我的孩子已經考過××級”的資訊。盡管大部分家長表示鋼琴考級是在征求過子女意見的情況下操作的，但他們都将考級視為鋼琴學習的必經階段。正如小雯家長所說：“學了那麼多年該考的，她的同學什麼的也都在考，她知道的。”家長們也表示考級不在于級别，僅僅是對鋼琴能力的衡量和肯定，并能成為繼續努力的動力，因為“并不想讓孩子走專業鋼琴的道路”。但從他們對鋼琴考級的整體安排和時間規劃來看，考級并非如家長表面上所說的那樣是對鋼琴能力的衡量，而是有模糊的、可能有用的教育回報。

在“小升初”階段，鋼琴證書仍可能在學校選拔中給予子女一定的優勢。小明家長明确表示，小明之前成功獲得了鋼琴八級證書，并借由鋼琴考上了市裡排名靠前的某公辦國中的藝術特長生。小明本身的成績也很好，足夠上較好的民辦國中。由于這次公辦國中的特長生選拔早于民辦國中的招生，是以就去試了試，結果考上了。小明家長也慶幸自己兒子的鋼琴學習“派上了一些用場”。

但類似小明這樣通過鋼琴證書直接成功的案例隻是極少數。上海部分初、高中即使有樂團，需要招收有器樂基礎的學生，也主要以管弦樂、打擊樂為主，基本沒有學校招收鋼琴特長生。絕大部分的家庭也清楚這一點，他們并不指望鋼琴作為敲門磚，而是作為在課業之餘學有餘力的标志，是子女綜合競争力的象征，這有可能在學校選拔中帶來一定的優勢。小雯去年五年級，鋼琴過了六級，正面臨小升初，打算選擇民辦學校。小雯媽媽評價女兒的考級程序雖然比較遵循鋼琴的學習規律，但在升學中則顯得幾無用處：

有一些學校，不是所有的學校……會看你綜合的藝術類的方面，它可能覺得除了語、數、外你要好之外，你再帶一點藝術類的，他會覺得你的孩子學有餘力，不是隻會讀書，别的方面你也要。從這方面考慮，必須把十級拿下來。像我們六級拿出去，隻能說你會琴，對升學沒有任何的影響，因為現在的孩子，考十級很多的。

正如小雯家長所說，鋼琴證書對升學模糊的功效取決于鋼琴考級級别，一般至少八級、最好十級（業餘鋼琴的最進階别）方可有用。但對于琴童來說，在國小五年級前達到八級也是極其困難的一件事。鋼琴十級的曲目難度，通常适合初二及以上、練習鋼琴至少8年的琴童。五年級的琴童，即使從幼稚園小班開始鋼琴啟蒙，在這個年齡段所适合的考級難度也隻是七級，天賦極好或十分刻苦的琴童可能會達到八級的水準。但若按此自然進度，鋼琴證書在小升初選拔中就沒有了任何功效。是以，一些家長會選擇讓孩子快速加大難度、加緊練習，在五年級通過十級，這樣才可能在升學中有所幫助。小雯家長以女兒同學小菡為例說明了這一情況，小菡在幼稚園小班時鋼琴啟蒙，在四年級的暑假考過了鋼琴十級。除了鋼琴之外，小菡還拿到了手風琴的級别證書。小雯家長對此這樣解釋，小菡家長應該是打算讓孩子進某類看重藝術的民辦學校，因為她雖然進行了奧數補習，但成績拿不了獎，是以就打算在藝術方面出挑一些，去迎合某些比較看重這類能力的國中。她說：“反正每家人家根據自己孩子的不同特點去走一些不同的道路。”

不僅家長将鋼琴證書的價值以升學回報率來衡量，對于鋼琴考級的準備過程也充滿了應試的意味。鋼琴考級的時間點非常明确，考級主辦方會在5月中旬下發當年考試的曲目本，每個級别都是兩條音階琶音以及三首規定曲目。鋼琴老師一般在4月份左右能提前拿到兩首左右的規定曲目，可以讓孩子們預先開始練習，從拿到曲譜到考級需集中練習三個月左右。在備考期間，八級以下的水準一般每天需要兩個小時左右的練習，八級以上的水準一般每天需要三個小時左右的練習。

對訪談中的絕大多數家庭而言，鋼琴練習主要集中于考級前的三個月。甚至對于小部分家庭來說，鋼琴練習也僅僅是暑期三個月，隻是為了考級而進行的活動。小安今年上初一，五年級暑假剛考過了鋼琴八級。他在上學期間并沒有練習鋼琴，課餘時間均被課程作業和課外補習班所占據，但僅僅是在去年暑假為了突擊考級，每天去藝校花費七八個小時練習考試曲目。小安家長在他上國中後并沒有繼續讓他練習鋼琴，而且說：“進了國中之後（鋼琴考級）基本都是考前突擊。”一種鋼琴考級每年隻組織一次，每次隻能報考一個級别。對于許多快速達到鋼琴十級的琴童而言，他們的鋼琴練習模式更是以考級為目的，隻集中練習考級曲目，為了快速考級而不斷跳級。這些家庭以升學考試的邏輯來規劃鋼琴學習，以考級為最終目标，要考的曲目就拼命練習，不考的就少練習甚至不練習。

鋼琴作為高雅藝術的代表之一，其欣賞能力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逐漸積累的過程。以突擊練習獲得的鋼琴證書可能在學校選拔中有優勢，但對品位的培養是不利的。一位高中的班主任舉了這個例子：

就之前高一新生軍訓，年級裡要組織文藝晚會。當時我們翻學生的履歷，發現班級裡有一個同學是鋼琴十級的，就去問他，能不能在軍訓文藝晚會上表演。他說不行，我們就說不需要自己準備曲子，給他一份梁祝的樂譜，（問他）練兩個禮拜能不能上台，他說練不出來，譜讀不下來，現在琴都不太會彈了。

通常來說，一個考過十級的學生應該有信心在兩周内練一份中等難度的樂譜。或許因為這位學生羞于上台而掩飾，但若是真的因為新樂譜讀不出來，不太會彈琴，那麼可以推斷出鋼琴練習并沒有使之獲得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和技能，而是僅僅完成了考級的教學任務。可能的情況是，家長讓子女學琴，考完十級、完成任務後就丢到一邊。從這一點來看，鋼琴學習與品位培養反而背道而馳。

綜上所述，對于上海中産階層家庭來說，鋼琴學習以教育回報來衡量，鋼琴級别被轉換成反映子女綜合能力的一張證書。課外活動需轉化成憑證，構成子女一行行的履歷。履歷越豐富，越能在學校選拔中展現其綜合能力。不僅如此，超前考級才有可能在升學選拔中獲得優勢。是以，鋼琴學習以考級為目的，鋼琴練習以考前突擊為主要形式。盡管鋼琴教育回報不明确，但家長在規劃子女的鋼琴學習時仍追求其可能的教育回報。

▍總結與讨論

本文以上海中産階層家長對待鋼琴學習的态度和實踐來了解中國語境下文化資本的培養政策。中國家長以學業成就為代際流動的核心品質，鋼琴學習并非為了培養階層品位，而是以教育回報來衡量。由于學校以标準化的考試内容來選拔學生，鋼琴能力在考試中不占優勢，許多家長主動放棄孩子的鋼琴學習，轉而為子女選擇教育回報率更高的課外補習班。繼續學習鋼琴并非為了培養對高雅藝術的欣賞能力，而是視考級為鋼琴學習的目标，為追求模糊的、有可能的教育回報而超前學、跳級考，以期在“小升初”這個關卡為子女帶來一些可能的優勢。

這對文化資本研究中視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為階層品位提出了疑問。已有的研究大多參照布迪厄将文化資本按形式（身體化、客體化和制度化）進行的劃分，看其對階層不平等的影響。本文的分析認為，在中國語境下，高雅藝術能力的培養目标并非布迪厄意義上的階級品位的繼承，而是以教育回報來衡量。那麼，在代際流動和再生産過程中，文化資本不僅有形式上的差別，也有内容上的差別，可能會因其教育回報的差異而對不平等産生不同的影響。

本文結論也對階層固化這一觀點形成挑戰。孫立平提出的“斷裂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不同階層的流動愈發困難，并且形成了不同的代際流動邏輯。但本文發現，上海的中産階層仍然遵循“學而優則仕”的代際流動邏輯，甚至在對高雅藝術欣賞能力的培養上依然以教育回報為評價标準。中産階層家庭的代際流動邏輯與勞工階層無本質不同，與農民階層也無本質差異。

當然，本文也有一定的不足。訪談研究難以保證其代表性，難以涵蓋所有琴童家庭的情況，希望基于大規模代表性樣本的分析能對本文的結論進行檢驗。另外，作為基于上海的研究并不能代表全國的情況。上海主要的升學淘汰階段在于中考，成績落後較多的學生基本沒有機會進入普通高中的學習階段，升學競争提前的情況比較明顯，與其他省份的學校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别，仍需後續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加以檢驗。

中國家長的教育回報性的文化資本培養政策與美國家長形成鮮明對比。美國家長更看重職場優勢，而非學業優勢。弗裡德曼（Friedman）将培養競争力歸納為美國中産階層家長的代際流動的核心價值。通過對芭蕾、國際象棋和足球這三類美國流行的競技類課外活動進行比較和總結，她發現中産階層家長讓子女參加這些活動并非為了考上大學，而是培養子女适應競争的能力，視這種能力為在未來職場獲勝的核心品質。為了适應競争，子女需要了解勝利的重要性，應對失敗并從中學習總結，合理安排時間，在壓力環境中表現，在公衆場合從容适應别人的看法和評價。通過這些競技類課外活動可以很好地培養這些品質，在未來的競争中證明自己的價值，進而獲得成功。

本文的結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一輪輪“減負令”的背景下，中國家長反而對課外補習班更加趨之若鹜的現狀。在“學而優則仕”的代際流動邏輯引導下，中國家長在早期就傾向于讓子女進入高品質的學校就讀，以期在之後的學校選拔中占據優勢。教育是一場淘汰賽，需赢在起跑線。教育回報成為一切課外活動的選擇标準，高雅藝術培養也不例外，被一并卷入了兒童早期的教育競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