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近期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對“三農”工作作出重要訓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階段性成果。”
推動鄉村全面振興，關鍵靠人。近年來，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正從城市走向農村，在祖國大地各處的鄉鎮村落四散開來。這些“洄遊”青年，作為鄉村振興的新生力量，值得社會公衆和政策部門更多關注。
鄉村振興中的青年力量
——“洄遊”青年返鄉發展調研報告
摘要
目前，“洄遊”青年正活躍在中國大地上的千村萬寨中，他們既具有一定的職業經驗和社會關系網絡，又具備一定的知識和技術，是鄉村振興的新生力量。青年返鄉在行業分布以及總體占比方面依然偏低，尚未形成可複制的經驗和較為成熟的模式，個案對行業或者村莊産業發展的帶動作用仍不明顯。如何激發“洄遊”青年的返鄉意識，動員多方力量共同助力青年發展，是一個需要持續關注并深入研究的課題。
關鍵詞
“洄遊”青年 青年發展 鄉村振興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并強調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新時代大陸社會主要沖突、實作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曆史意義。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2023年6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上司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廣大青年要“在科技創新、鄉村振興、綠色發展、社會服務、衛國戍邊等各領域各方面工作中争當排頭兵和生力軍，展現青春的朝氣銳氣”。①鄉村振興作為青年建功的重要領域，始終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2019年，共青團中央印發的《關于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明确提出，要“引導、支援、服務高校畢業生和外出務工青年返鄉就業創業，培育鄉村全面振興的新動能”。
近年來，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正從城市走向農村，在祖國大地各處的鄉鎮村落四散開來。這些年輕人有些是出生在鄉村，去往大城市學習、工作或生活又傳回老家；有些是成長在鄉村，去往大城市後選擇非家鄉的農村地區工作或生活；有些過着“鄉村工作，城市生活”的“兩頭跑”生活……無論是哪種形态的遷徙，這些從鄉村走出去又回到鄉村的青年就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落到哪片土地，就在哪裡生根發芽、努力生長，他們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下選擇“随風而動”，主動選擇從城市反向回流鄉村，帶來了農村地區生産方式和觀念的改變。與其說他們是在适應環境，倒不如說他們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改造環境，他們是鄉村振興“交響樂”中一曲朝氣蓬勃的“青春之歌”——“洄遊”青年。
目前，“洄遊”青年正活躍在中國大地上的千村萬寨中，他們既具有一定的職業經驗和社會關系網絡，又具備一定的知識和技術，他們是鄉村振興的新生力量，值得社會公衆和政策部門更多關注。
為考察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洄遊”青年的實際情況，課題組于2022年6—8月和2023年6—8月分赴長三角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數十個鄉村開展實地調研，深入“洄遊”青年生活工作的主要場景進行非參與式觀察，組織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企業家、村幹部、村民等召開座談會20餘場，獲得了有關“洄遊”青年的豐富一手資料，形成了對“洄遊”青年生活工作的一些新認識。
“洄遊”青年的時代特征
調研發現，返鄉已經成為當代青年的從業趨勢。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不同，“洄遊”青年無論從事何種行業，均對以短視訊和電商為代表的網際網路工具有着天然的親近感，今日之“洄遊”青年多是自主選擇回到農村，目标更加清晰和明确，紮根鄉村發展的決心也更大。“洄遊”青年相對該區域的其他就業創業者具備雙重優勢，即相較于當地人具備高學曆和多經曆優勢，相較于外來者具備更強的适應能力和融入能力。
電商和短視訊成為返鄉必備的“工具箱”。在網際網路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他們通過網際網路習得的産品營銷、開拓市場、品牌塑造等知識，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可轉移能力”，即通過對資訊搜尋方法、網絡平台運用、知識擷取管道等的掌握，可以不受地理條件限制獲得收入報酬。調研發現，目前“洄遊”青年正呈現高學曆、高技能的“雙高”特征，高校畢業生、城市白領、留學歸國人員逐漸成為返鄉主力軍。他們在城市的快節奏生活中完成了技術的疊代和能力的提升，這種技能和認知上的領先優勢保障了他們返鄉後得以“一技傍身”。
調研中課題組發現，以“洄遊”青年為主體的創業團隊為鄉村振興帶來了新的有生力量。與傳統工商資本下鄉高投入、高排放、粗放式發展牟利不同，“洄遊”青年返鄉創業具有規模小、數量多、門檻低等特征，他們在創業過程中多會選擇和新經濟、新服務、新模式有關的綠色行業。調查顯示，大部分“洄遊”青年會通過網際網路媒介銷售産品，這意味着有知識、有眼界、有技能的“洄遊”青年在具體創業過程中更強調技術創新對保護環境的重要性，更注重綠色創業對經濟效益的引領性。同時，“洄遊”青年在創業的過程中，更願意與鄉村民俗、人文、地理等傳統要素相結合，更注重挖掘傳統鄉土生态資源，更加強調鄉村生态價值、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多元融合與提升，這對減輕農業污染、發掘農村傳統生态資源、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洄遊”青年願意接受新思想，且對新事物、新知識、新概念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能夠将所見所聞轉化為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為鄉村振興提供新思路和新動力。調研發現，“洄遊”青年大多具有較好的數字素養，能夠有效地促進其所從事的事業發展。無論是就業還是創業，将電商和短視訊當作收入來源或者作為收入重要管道，幾乎是“洄遊”青年的普遍選擇。“洄遊”青年的就業創業領域主要集中在農産品種植（養殖）、農産品售賣、民宿、文創等，即便其産品和服務更多線上下實作，他們也會選擇開通至少一個電商或短視訊平台賬号，利用網際網路工具擴大産品和服務的聲量，接觸更多潛在客戶。此外，為吸引城市客流，增加産品能見度，一些“洄遊”青年還積極搭建多平台媒體矩陣。他們主動了解各平台特征、使用者人群、消費習慣等資訊，針對不同使用者群體使用不同平台進行分衆營銷。
返鄉原因大多源于城市生活的“祛魅”和“内卷”。調研發現，多數青年返鄉的動因或與其心中對城市生活的“祛魅”有所關聯。部分“洄遊”青年産生返鄉的想法往往源自城市生活的“内卷”和無意義“内耗”。2014年，課題組在做“洄遊”青年調研時，青年回鄉還是“星星之火”，更多情況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選擇。經過十年變遷，點點星火已成“燎原之勢”，更多青年開始思考如何在家鄉度過更有意義的人生。相對于城市的高成本、高門檻、強壓力，鄉村的優勢愈發突出，有越來越多的資本、人才、技術流向鄉村，這也驅使更多青年願意返鄉開啟自己新的人生。近年來，鄉村振興推動縣域經濟快速發展，工作生活條件逐漸改善，返鄉不僅能滿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和孩子受教育的需求，同時也能獲得創業平台和就業機會，滿足青年對事業發展的需求。是以，出于對家庭強烈的歸屬感、追求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贍養—撫養代際傳承的有序開展等各種因素，一些青年的返鄉意識愈發強烈。
鄉村愈加散發出魅力，鳥鳴山幽、草木葳蕤，成為部分當代青年的心之所向。鄉村能夠讓職業個性化目标擺脫城市束縛，調研中有不少“洄遊”青年發自内心希望能夠在鄉村追求職業上的新賽道，認為農村的廣闊天地能夠成為他們大展拳腳的“更優解”。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洄遊”青年是個人興趣與未來發展規劃的結合體，當個人興趣、能力積累、家庭支援能夠為“洄遊”青年提供重要支援，返鄉便成為一種新的價值追求以及自我實作的優選路徑。
堅持留下來的“鄉心”在于主人翁意識的萌生。從離鄉進城到離城返鄉，“洄遊”青年的心态也在發生變化。“洄遊”青年的身份認同經曆了從行動自覺到文化自覺的過程。行動自覺是文化自覺的基礎，“洄遊”青年的身份建構往往是從行動自覺開始。青年傳回家鄉後，剛開始主要是借助媒介，比如通過短視訊、微信公衆号等介紹自己的家鄉，參與家鄉的公共生活。也正是在這個互動過程中，他們逐漸從思想和意識上開始對家鄉産生歸屬感，也慢慢萌生出主人翁意識。
鄉村環境的日益改善、機不可失的創富機遇，更提振了青年對鄉村的信心。與此同時，不少地方政府正在積極打造“一村一景”的“最美鄉村”，迅速捕獲了離鄉年輕人對鄉村發展的牽挂，進一步強化了“洄遊”青年的“鄉愁”。文化認同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洄遊”青年對于返鄉後經濟層面的不确定性，使得青年返鄉具有了“價值理性”的動機内涵。
随着大城市消費市場的不斷細分，傳統的土特産、民宿等概念轉型更新，多樣化的文化标簽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二次紮根”的“洄遊”青年通過自身對鄉村和農産品的了解，将諸如農耕、養殖、無公害農産、手工藝品等鄉村工作種類升華為充滿美學意義和文化格調的行為方式（如農民畫、木雕、竹器等）。在城市周邊興起的家庭農場裡，“洄遊”青年還嘗試将親子體驗、自由采摘作為業務賣點，吸引城市消費者。在工作之外，一些“洄遊”青年還承擔着鄉村社群營建工作，通過開展講座、文娛等活動鼓勵村民參與到村莊的發展建設中，激發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他們在鄉村發展中扮演引導性角色，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鄉村發展是為了村民，我們回鄉就是去激發村民們内生的力量，讓他們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去奮鬥。”
在很多“洄遊”青年看來，農村不僅提供經濟機會，而且蘊含着豐富的文化價值，這包括社群的記憶、文化的傳承、鄉愁的喚醒等，尤其是“洄遊”青年在經曆背井離鄉的城市生活之後，這些價值更顯彌足珍貴。而就自我實作來說，很多“洄遊”青年希望在熟悉的鄉村成就出彩的人生。鄉土文化基因和鄉土集體記憶在青年返鄉中發揮着獨特的作用，構成了“洄遊”青年的情感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洄遊”也是青年精神的落葉歸根。
目前“洄遊”青年面臨的問題和困境
青年返鄉是一股強勁的社會浪潮，但這股浪潮的力量不是一時一日就能完全展現的，也不應隻有幾朵“浪花”、幾位典型，農村熱土廣闊，需要更多的“洄遊”青年參與其中。從調研反映的情況來看，青年返鄉在行業分布以及總體占比方面依然偏低，尚未形成可複制的經驗和較為成熟的模式，個案對行業或者村莊産業發展的帶動作用仍不明顯。如何激發“洄遊”青年的返鄉意識，并動員多方力量共同助力青年發展，是一個需要持續關注并深入研究的課題。
創業啟動階段制約因素較多。調研發現，對于創業過程中面臨的難點，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表示難以獲得足夠的創業資金、融資限制性因素較多。由于初創階段經營風險較高、回報率較低和缺少抵押物等，難以得到銀行貸款和風險投資的支援，大多數“洄遊”青年表示自己的創業啟動資金是來自親緣投資或個人存款，資金來源管道較少、資金投入不足。同時，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薄弱，很難對創業項目提供有力支援。此外，一些鄉村存在不同程度的勞動力外流帶來的“空心化”問題，高素質人才短缺，而薪酬有限和就業環境吸引力不足等因素也使得“洄遊”青年難以尋得素質能力較高的團隊成員，返鄉創業容易處于“孤掌難鳴”的境地。有些創業項目想法很好，但囿于人财物的限制，陷入低水準循環，難以實作規模和産量的突圍和躍升。
創業項目同質性較高、系統性不足。調研發現，“洄遊”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的形式較為單一。目前普遍方式是對當地農産品的種植養殖，旅遊資源的開發利用，經營特色小鎮、民宿、農家樂等，同質化程度較高，經營形式缺乏特色。例如在同一縣域内或鄰近縣域，就有多個“洄遊”青年從事相似的農業項目，但上下遊産業則由于技術含量較高或資源不足而較少有人關注，加上縣域自身市場經濟發展水準有限，難以有效彌補市場短闆、支撐或銜接創業項目資源。近年來，随着政策的傾斜和政府的支援，網絡電商等平台在“洄遊”青年創業就業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調研也發現，“洄遊”青年雖然對家鄉比較了解，但對于如何将當地農産品與全國性、地方性的電商平台關聯融合，缺乏清晰的認知與可行的想法，市場意識比較淡薄，難以科學合理地選擇自己的創業項目。
農業職業能力亟待提升。調研發現，有些“洄遊”青年缺乏農村所需要的實用技術與就業技能，不能及時适應農村的實際情況，容易造成事倍功半的結果，工作中存在“想法道不出、理論用不上、技能拿不來”的現象。“洄遊”青年雖然具備一定的網際網路使用水準，但主要集中在休閑娛樂領域，缺乏網際網路營運思維，缺少“變現”的能力。高校的創業課程和職業素質課程雖已推廣普及，然而課程設定不具備面向農村的層次性與針對性，師資力量較為薄弱，尤其缺乏鄉村振興的項目實踐與農村地區所需職業能力的素質教育訓練。不少青年回鄉就業創業的領域與崗位和所學課程關系不大，需要重新學習相關知識和掌握相關技能。不少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有什麼管道可以快速掌握有用的技術”“開始創業之後才發現以前學的知識基本都用不上”等，這意味着相當一部分“洄遊”青年存在眼高手低、實踐經驗欠缺的問題。
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調研發現，在配置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過程中，有些“洄遊”青年不能準确把握農民的思想觀念與思維方式，工作經驗與心理準備都較為不足，由此導緻勞動力資源配置和使用的低效性。作為工業進入鄉村的觸角，“洄遊”青年開設的鄉村工廠通常隻承擔某一産品或某一道工序的加工生産。這一外向依附型的生産形式處于整個産業鍊條的最底端，利潤比較微薄，難以通過較高的收入或職業上升管道來吸引和留住勞工。加之“洄遊”青年對勞工的勞動控制力本身較弱，而勞工卻具備“低退出成本”的結構性力量，是以容易遭遇雇工危機。面對勞工群體流動性較強且流動趨向呈多樣化的特征，“洄遊”青年雖采取了一些應對政策來降低勞工的流動性，試圖形成一支相對穩定的、以熟練工為主的勞工隊伍，但收效甚微，而勞工的高流動性往往意味着産品的低技術含量甚至産品品質無法保證。
感召青年返鄉有待更多要素支援
“洄遊”青年之于鄉村振興具有經濟、政治、社會等多重意義。從經濟意義看，他們是新的人口紅利與新的人力資源，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的力量；從政治意義看，他們積極參與鄉村基層治理，有利于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社會意義看，他們重新回到鄉村生産生活，有利于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村莊空心化和農村老齡化等問題的逐漸解決。
充分發揮網際網路平台“結構洞”的作用，助力“洄遊”青年的事業發展。鼓勵年輕人到農村廣闊天地去成就一番作為，需要充分發揮網際網路平台承上啟下的“結構洞”作用，推動農業産業從銷售模式創新到産業模式創新。對于網際網路平台來說，要從提供銷售平台和管道，向數字化種植（養殖）、采摘、生産等方面轉變。網際網路平台可考慮建立專業的農業品牌營銷策劃團隊，針對地方農産品知名度不高這一重要瓶頸，幫助“洄遊”青年多管道提升品牌影響力，并在平台上為“洄遊”青年提供“專屬流量”“私域流量”等服務，建立“洄遊”青年與生産廠家、銷售管道的需求對接平台，進而盤活整個産業。相應地，政府部門也應出台扶持規劃、制定評價體系，通過提供财政項目資金、金融信貸貼息等方式予以重點扶持。同時，建議由政府部門統籌規劃，委托頭部平台建立新農人電商公共服務中心，給“洄遊”青年提供政策咨詢、資訊共享等市場化服務，破解相關電商發展各自為政、人才匮乏等難題，打造農業“矽谷”。
進一步發揮鄉村建設帶頭人、駐村第一書記的影響力，帶動更多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目前農業發展已經進入規模化、産業化新階段，政府、企業、社會團體等應主動作為，整合政策性投入和社會資本，加快打通農村産業物流、金融機制等方面的“最後一公裡”，為“洄遊”青年成為新農人提供契機。建議通過鄉村建設帶頭人、駐村第一書記等在鄉村具有影響力的帶頭人，把“洄遊”青年組織起來，為他們創設交流合作平台。甚至可以考慮公開招募“美麗鄉村營運師”，搭建農業創業創新孵化平台，進而加大對相關扶持政策的宣傳和實踐力度，讓廣大青年真切看到農村發展的廣闊空間和人情溫度。基層縣區、鄉鎮可以把“三農”項目定期梳理、彙總、釋出，作為吸引年輕人回鄉的抓手，建立動态調整的農業創業項目儲備庫，便于有意願的年輕人自主選擇。同時，可借鑒一些地區“項目制”方式，通過鄉村建設帶頭人以點帶面、以一帶多，以具體項目為牽引，為立志紮根鄉村的高素質人才提供專屬服務，幫助他們解決難題。
從能力建設和預期引導兩個次元着手，為“洄遊”青年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指導。基層政府應圍繞鄉村産業發展規劃，通過外部人才引進、搭建産業發展平台等方式，更好為新農人提供系統化的技術支援。例如，可采取“基地+項目”“授課+實訓”以及跟蹤服務等方式，全方位幫扶技術型新農人提高生産經營水準。還可以與職業院校合作，建立一批實訓基地，引導高校加大對鄉村産業發展的技術支援和人才輸送，通過技能提升、鄉村人才定向培養等，培育扶持鄉土人才、實用人才和地方特色産業的“土專家”“田秀才”，充分挖掘本土人才的潛能，加強“洄遊”青年的“可轉移能力”建設。同時，不僅要從技能上武裝“洄遊”青年，也要從信心上做好他們的說服。對他們的教育訓練培養，不能采用“台上講、兩耳聽”的傳統方式，而要注重運用新媒體工具，選派科技特派員等力量加強教育訓練輔導，利用網際網路平台分享創業經驗心得，在讓“洄遊”青年學習掌握更多實用技能的同時，也能結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抱團發展、共同前行。還可以考慮把“洄遊”青年納入農村治理隊伍，讓他們積極參與村務管理，給基層組織帶來生機活力。此外，宣傳部門應有意識地提升務農者形象，使全社會特别是廣大青年逐漸認可“農業是有奔頭的産業”“農民是有吸引力的職業”。還應在高中、大學階段開展愛農知農教育，特别是在大學的職業規劃等課程中，具體講解目前農業産業發展和鄉村環境治理的相關政策，消除大學生對農村的認知盲區。
通過前瞻設計、制度托底，解決“洄遊”青年返鄉的後顧之憂。出台并細化對新農人進行幫扶的整體實施方案和各項配套政策，建立多部門協同推進機制，充分激發地方積極性，加快相關項目的推進，推動各部門涉農政務資訊共享開放、資源整合，完善财政投入、基礎設施、技術應用、政策落實等方面的考核評價體系，将精細化服務觸角延伸至農村創業末梢。一是土地承包與流轉政策。大陸第二輪土地承包期于2027年到期，現在的大量承包土地、農創園區以及配套用地等面臨土地規劃重新布局。為避免對青年農村創業者的信心和預期造成影響，建議提前出台政策，統一規劃，合理配置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保障創業者權益，平衡農民訴求，確定土地要素長期穩定。二是财政金融政策。融資難是“洄遊”青年面臨的突出困難，建議創新金融服務模式，出台項目資金貸款等特殊政策，降低創業門檻，可探索積極搭建資金平台、運用政府貼息的方式，引導銀行發放一定額度的農業創業貸款，建立農業創業基金等。三是基礎設施與生活服務配套相關政策。對“洄遊”青年的子女教育、老人贍養、就醫落戶等方面給予優待。同時，要提升鄉村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的供給品質，打造宜居生活環境，讓鄉村成為年輕人幹事創業的希望田野和無憂之地。
來源：人民論壇
一審：王心瑜
二審：史策終審：畢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