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方興東、蔣濤整理 | 金琳
出品 | CSDN（ID：CSDNnews）
中國的作業系統發展經曆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中國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就開始了作業系統的研發。然而，由于技術水準和經驗不足，發展一直較為緩慢。近年來，中美科技戰的持續拉鋸，中國半導體産業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作業系統的發展，中國的作業系統已經開始嶄露頭角，并在一些特定領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在當今的科技領域，軟體開發從業人員對作業系統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認識。國産作業系統的發展曆程，成為了國人長期關注的焦點之一。
CSDN 《開談》欄目日前邀請到了浙大求是特聘教授、浙大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網絡空間安全學院雙聘教授方興東與 CSDN 創始人&董事長、中國開源軟體推進聯盟副主席蔣濤一起探讨國産作業系統的發展曆程，并圍繞作業系統的演進曆程、歐拉背後的故事、國産作業系統的未來方向深入探讨，分享獨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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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産作業系統突圍之旅幕後的故事
國産作業系統突圍的“四代”
蔣濤：談到國産作業系統突圍之旅幕後的故事，不妨讓我們先來探讨一下幾代作業系統。
方興東：從九十年代開始，國内湧現出一系列作業系統，如 CCDOS、UCDOS 漢字系統、中文之星等。除了鮑嶽橋之外，還有哪些人參與了這一批作業系統的開發？
蔣濤：CCDOS 的嚴援朝、中國龍漢字系統的簡晶都是首批投身于作業系統建設的人，但最流行的後來是鮑嶽橋的 UCDOS。在 Windows 時代，王志東做了一款中文化的作業系統——中文之星，它的目标是将作業系統、應用軟體以及使用者界面本土化，使其适應國内使用者的需求。
以上作業系統基本可以視為國内第一代作業系統，時間定格在 1995、1996 年。
這一代實際上類似于對作業系統的漢化，将底層作業系統轉變為中文界面和中文應用，屬于應用型的第一代。
然而，當時我們與國外的差距仍然巨大。美國在開發 Windows95 時動用了上千名工程師，而我們當時最大的軟體公司，比如王志東的公司，可能隻有 20 名工程師左右。
方興東：那麼第二代就是基于 Linux 核心開發的作業系統了，主要集中在 90 年代後期。
蔣濤：對！2000 年左右，網際網路開始迅速發展，Linux 進入中國，緊接着誕生了紅旗 Linux、TurboLinux、即時 Linux 等系統。
不過，那時候因為 Linux 剛出來，像紅帽等系統在美國發展，SUSE 在歐洲發展，可是這一代在中國市場中沒有跑起來，隻有紅旗 Linux 團隊取得了一些進展。這一代也是真正開始去推動國産作業系統的發展，我記得當時還成立一個叫共創軟體聯盟的協會，從北京開始推動開源和國産替代。在那個時候，大家同樣也極為關注晶片。
第二代作業系統基本上折戟沉沙，但還是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随後，進入第三代，現在被稱為信創軟體的浪潮，湧現了一些項目，比如麒麟和統信。
方興東：統信之前叫深度（Deepin），其創始人劉聞歡在武漢。
蔣濤：當時也很難，劉聞歡的公司那時也是不到 100 人。
彼時國家提出要有自己的作業系統，于是就去做調研，首先涉足的是麒麟和中标麒麟，後來這兩家合并了，也有上千人。
随後進行調查發現，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深度規模隻有不到 100 人，顯然難以承擔作業系統研發的任務。好在後來誠邁科技投了它，幫助其規模擴張到快 1000 人，可見作業系統是一個很大的投入。
第三代作業系統有了信創的支援，是以現在麒麟和統信在市場上立住了腳。
回顧完這幾代作業系統，今天我們也想重點講講歐拉，它被認為是第四代。那麼，它與前三代有什麼不同？我看你在新書《歐拉崛起》說了這麼一句話：「偉大不能被規劃出來，但是偉大可以被打出來。」
方興東：是的，偉大不能被規劃出來，但是可以被打出來。歐拉能有今天，還是和科技戰息息相關，有些偉大的事情沒有被逼到絕路是不可能發生的。
歐拉的誕生不是說我們一開始就規劃要做一個厲害的或者是全世界頂尖的作業系統，它不是這麼産生的。我雖然跟華為相交已久，但實際上我也隻有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深入到華為内部了，才真正了解華為。
在寫《歐拉崛起》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覺得我在中關村過去将近 30 年幹的事情，隻算是高科技周邊或者高科技商業，沒有深入到高科技的核心。你隻有看了華為做歐拉，包括華為接下來的幾款晶片的研發，會覺得這才是真正進入到高科技的核心。原來我們的彈藥根本就沒有鑽到核心去，還是淺層次的。包括剛才說的前三代做作業系統。真正要把作業系統做成功，根技術要打透，投入不突破臨界點是不可能成功的。
是以，華為做的事情可能是我們過去二三十年，從來沒有經曆過的。為什麼今天的華為有這麼大的體量，還以 25% 的研發投入做高科技？我們所謂的高科技公司，真正以 10% 以上的研發投入長期堅持的能有多少？可能除了華為就沒了。是以，歐拉對大家的啟發就是真正做高科技的模式。
之前有讀者問我：華為可不可以複制？
在我看來，這個問題說起來好像很難做到，但實際上很簡單。華為的模式跟矽谷的模式是一脈相承的。高科技是大比例地投入研發，這是做高科技的基本。但是我們中國的高科技，實際上大家過去做的時候都是以低投入來做的，肯定是沒有捅到核心。是以，我覺得歐拉的崛起不是偶然，雖然它是危機驅動的，如果沒有“科技戰”，可能到現在也不會開源，但是它在開源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商業版本了，華為已經投入了十幾年，投入了巨額經費，是以才有了今天。這個過程還是圍繞高科技的一些基本規律，可能我們今天才感受到。
蔣濤：是以說歐拉不是一開始就想好的，我覺得這是比較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華為公司基因與其他公司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我從《歐拉崛起：從華為走向世界》的書裡看到華為對它的規劃實際上從 2010 年就開始了，華為當時已經在通訊上賺了很多錢，為什麼這個公司會想到去做根技術，其實那時候華為的投入沒有那麼大，但他投入了。
方興東：如果不進入 IT 行業，不做準備，未來 C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守不住的。而要做 IT，如果不搞晶片，不搞作業系統，不掌握核心的地方，主動權永遠在人家手裡頭，守你也是守不住的。
那時候華為也隻有一個朦胧的戰略感覺，知道要做，但是這個東西到底未來商業模式怎麼發展，在公司裡有多重要他們是不清楚的。對華為來說，認準的東西它就會一直不斷地投入。寫這本書必須得挖清楚歐拉的源頭，很多相關人員雖然已經離開了華為，但我都找到他們做了深度訪談。
“歐拉模式”啟示錄
蔣濤：書裡有提到，說華為強調技術研究人員最好的狀态是工程商人對吧？
方興東：對，華為還有一個說法，叫沿途下蛋。研發出來的技術或者産品要能落地，要有産品線能用上，給你買單。微軟也面臨這個問題，微軟研究院投入了非常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研發，但是最後沒有收獲。
蔣濤：我覺得華為有很多自己的獨到之處。方博這本書比較好的在于，它确實是深入底層，深入到内部，素材都是原汁原味兒。
方興東：因為我訪談了所有關鍵人物。
蔣濤：其實歐拉并不是一個規劃出來的産品。那個時候，華為發現了有一些系統實際上是不在它的控制範圍内的。但是可以做點研究性的東西，作為備胎。華為可能是最有戰略思維的一家公司。
方興東：對，看華為現在的戰略布局，如果說那時候華為沒有準備好，那它根本就沒法用了，它所有通訊裝置都需要伺服器，隻要美國不給伺服器、晶片的話，它就用不了。不過華為提前布局研發了，是以當華為被美國制裁的時候，鲲鵬剛好就頂上了。包括昇騰，現在目前唯一能跟英偉達比對的就是它了。
這些戰略布局隻要稍微晚一年都可能不行。
蔣濤：書裡也有提到，華為是 2010 年成立的歐拉部門。原來實際上它就是嵌入式系統要用到的 IT OS 作業系統，華為基于它成立了一個歐拉部。
方興東：對，劃分了七八個部門，整個布局規劃在初期已經完整了。
蔣濤：是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難得的。這本書其實有很多秘密等着我們去挖掘，裡面的料是很多的，都是一手資訊。對于一件事情的成功，我還有一個感受，就是他還是要聚集足夠多的優秀人才。而且我覺得華為還有一個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全球化的。
方興東：國産作業系統确實大家之前都在搞，但打法真的是穿透不了最底層，競争力形不成。
蔣濤： 從華為全球找人才，把各路英雄人物都聚集起來，可以看出技術是有傳承和積累的，不過有時候技術也需要一些英雄人物。但這些人物在華為裡也是很難生存下來的，比如熊偉，為什麼他能待下去？
看這本書我做了很多記錄，書中有說到華為人的語言自成一派，看你說話輸出的詞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華為人，這有點類似意識形态或者說統一思想，但統一詞語、行為、價值觀是很難的，為什麼華為人能做到？
方興東：熊偉屬于少數幸存者，很多人都幸存不下來。我認為華為的企業文化是從老闆開始的，比如說目前的 IT 戰略，徐直軍起了一個很關鍵的作用。華為的決策層都是做技術出身，這種對技術的信仰是刻在華為骨子裡，刻在基因裡的。
在我看來，這也是華為差別于國内其他公司很大的不同。歐拉作業系統最早是用在華為的存儲線落地，在地方先用然後再逐漸完善推進，後來運用到他們自己的雲上，歐拉在研發出來後，讓它在應用中不斷地疊代，形成正循環，如果沒有這個持續十幾年的循序漸進的過程，歐拉今天是不可能脫穎而出的。
蔣濤：方博這本書，一是料比較厚，另一個是方博的洞察和視野有曆史觀。方博不僅梳理和記錄了我們整個中國的 IT 史，而且還在全球範圍内訪談了各種各樣的公司。方博花了幾年的時間深入華為采訪，又花大功夫篩選素材，這本書肯定是有一些獨到之處的。我覺得這本書中的很多素材和經驗，實際上是值得很多公司去學習和借鑒的，這裡頭有很多經可以取。歐拉在發展過程中，一定經曆過夭折或者被質疑、迷茫的階段。
方興東：歐拉早期，前面七八年都是比較難的。畢竟這個産品要做到什麼程度沒人知道；作業系統又沒法直接産生很多收入，一開始肯定産品也不會太好。但最寶貴的恰恰就在這個階段。是以我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寫歐拉前期的發展。在華為隻有一個模糊的戰略思想的情況下，它是怎麼把這個戰略慢慢變成現實，這個過程非常不容易。
是以我覺得偉大的東西确實不是能規劃出來的，但是它确實要有戰略的洞察力。就拿開源來說，一開始華為也沒搞過開源，于是就跟着微軟、英特爾、Linaro 學習，還非常積極地加入全球各種跟開源有關的頂尖項目。歐拉在 2019 年宣布開源，已經吸引了上萬名開發者去做貢獻，可能是華為第一個真正在生态層面取得突破的。這也是歐拉對華為的意義之一。
國産作業系統突圍之旅幕後的故事
生态的力量
蔣濤：歐拉建構的生态是指社群的生态還是夥伴的生态？
方興東：我覺得都得有。畢竟做生态的話，首先你要讓上下遊都能獲利，生态才能玩得起來。是以，歐拉選擇開源，把所有源代碼捐獻出來，自己也不做發行版，把足夠的利益讓出來，現在國内的這些發行版本都是基于歐拉來做的，我覺得這很重要。
中國作業系統過去 30 年都沒有取得成功，一方面是跟投入直接相關，另外一方面在我看來也是最大的殺手，就是生态碎片化。當初基于 Linux 做作業系統的起碼有十幾個，信創也不少，各種版本，很多我們都沒有聽說過的。現在資料庫最典型，有幾百個。而在我看來，中國作業系統最多隻要一個，如果同時支援 5個、8 個那肯定全部完蛋。
蔣濤：2023 年歐拉新增市場佔有率有百分之三十幾，下一步就是謀劃怎麼樣在全球能夠達到 30%，歐拉才算真正崛起。
方興東：華為的做法和國内其他公司不一樣，它天然為國際化做了準備。把它稱為 14 億的思維還是 80 億的思維？而華為天然是 80 億的思維，它的根據地一定是在中國，但華為整個人才、産品的布局，一定不是隻為中國打造的，按照歐拉的打法，它一定會走上國際。
蔣濤：我覺得華為在做生态的過程中，自己本身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當然，改變可能才剛開始，因為要轉型成一個生态型公司，要從靈魂深處真正革命。
方興東：是的。事實上，真的有很多公司因為華為得以融資上市，做大做強。這也是美國打壓華為這麼多年也沒把它打死的原因之一。華為要重新走向世界的話，一定要依靠國内強大的生态，有衆多的兄弟跟它一起，華為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生态型公司。
蔣濤：中國現在的體量和規模，也确實需要一個屬于我們自己的生态了。特别是在軟體技術或者核心技術領域，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生态，否則受制于人。邬賀铨院士就說過：中國在作業系統上面臨的問題比晶片更嚴峻。
方興東：是的。有人說中美脫鈎，中國會自己形成一個體系。但是，從科技發展和市場規律來看，兩個體系才是正常的，原來的單一體系才是不正常的。就比如蘋果 iOS 和安卓，你說它們算脫鈎嗎？
肯定不是。
不同的市場也需要不同的産品，歐美和中國的中産階級需求，與非洲貧困地區的需求肯定不一樣。美國的體系不可能服務全球 80 億人。是以，做另一個體系我們是有機會的。歐拉對中國 IT 業的意義，在我看來是一個裡程碑，中國從“無根”到“有根”，這是一個分水嶺。中國 IT 業以後可以分為歐拉鴻蒙之前和歐拉鴻蒙之後。
蔣濤：為什麼作業系統難做？就剛才方博講的這個事兒，它是一個生态，你想想安卓、iOS 上至少有 300 萬個應用，每個應用背後都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僅是把這幾百萬個應用遷移到第三方系統上，背後工作量有多巨大可想而知。百萬級應用，起碼對應千萬級的開發者。
是以說為什麼生态很重要，它的競争其實在這個層面就能展現，這也是生态一個很核心的價值。過去做 PC 就是微軟+英特爾把利潤全拿走，現在搞移動就是蘋果+安卓，安卓收取的利潤多到無法想象。
咱們的科技生态要成長，不止在國内，還要能夠形成一個全球生态，我們才有未來，才有主導權。這也是《歐拉崛起：從華為走向世界》這本書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