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孩子上學還是給孩子娶媳婦，家鄉父母犯了難
作者：張雪霖 |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一、高額的彩禮
30萬！
一分錢不能少！
剛到家伊始，就聽到這個口耳相傳而令人瞠目的結婚彩禮。猶記得去年春節回家時，婚姻彩禮普遍還是15萬，一年的時間就翻翻了，今年再回家已上漲到30萬。而這不是僅僅一家要的高價，而是今年本地婚姻市場普遍的行情。
我的家鄉為地處華北平原的皖北，村西頭一家有一對雙胞胎兒子，今年大兒子結婚。婚前“傳書”時，女方索要彩禮30萬，一份錢都不能少。這還不包括最初的見面禮、訂婚禮、買三金和拍婚紗照等環節的花費，這些都是給女方的禮物。此外，自雙方見面同意定下婚約時起，每年的中秋節、春節以及婚前“傳書”定日子時，男方去女方父母家看望，都要滿載一車的禮物。街坊四鄰議論時都說，每年八月十五中秋節時路上可好看了。過去是裝滿整整一輛三輪車，今年也由三輪車變成了皮卡車，要裝20箱白酒、20箱啤酒、20箱飲料、16隻大紅公雞、一隻羊、三扇豬肉等等。除此以外，還要另外建一棟帶院落的樓房，至少要20多萬。如果在家裡沒建樓房的話，就需要在城裡買房，至少要四五十萬，花費會更高。
鄉鄰議論說，那家第一個兒子娶媳婦給彩禮30萬，第二個兒子再娶媳婦隻會更多，不可能少，明年的彩禮還會繼續漲。婚姻市場上彩禮的水漲船高，是有兩個兒子的家庭競争掀起來的，一個兒子的家庭是跟着形勢走。在相親介紹時，女方一聽說男方家庭有兩個兒子，都不願意給機會去見面。記得去年春節回家，村東頭的一戶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已經22歲，小兒子18歲，大兒子經過多次相親失敗，眼看着就要錯過婚齡，真是愁死人。今年回來聽聞，在本地還是沒找到合适的，最後妥協還是由其大姐給介紹了一個河南商丘的，已經舉辦了婚禮，總算是及時娶到媳婦了。
在全國性婚姻市場與勞動力市場形成後，中西部農村普遍出現女性資源的流失，相較于城市與東部發達農村而言，地處婚姻的窪地，加上我的家鄉有較強的生育男孩偏好，性别比嚴重失衡，而且具有較強的本地婚姻觀念，即不願意娶外地媳婦，除非實在娶不到本地媳婦的情形才會考慮外地的。這就會導緻本地女性資源在本地婚姻市場上的高度稀缺，适婚年齡男性之間的高度競争性，自然就會形成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要價權與婚姻主導權。對于有兩個兒子的家庭，涉及到婚後父母是否偏心以及兄弟分家析産，為了防止将來可能吃虧，是以女方就通過婚前索要高額的彩禮，提前轉移家庭财産和透支男方父母，用土話說就是“先要到手裡保險”。
關于彩禮數額，雙方家庭也存在讨價還價的博弈過程，一般男方家庭越窮或兄弟越多，在婚姻市場上越弱勢，越沒有談判的資本，就需要接受女方的要價。否則女方就會不同意，而女性在本地是不愁嫁的，可以挑選的機會和範圍廣。一個兒子的家庭雖然不存在兄弟競争，但是也要跟着形勢走，女方要的彩禮也不能少于當年的主流價，否則可能會被議論說閨女不好不值錢，彩禮要的少就沒有面子。是以，在結構性婚姻市場失衡的前提下，彩禮隻會一路水漲船高，即使政府出台移風易俗減少彩禮的政策倡議，收效也甚微。
二、被迫的早婚
對于中西部普通農業型地區而言，高昂的婚姻成本給中年父母帶來了巨大壓力。相較于兩湖平原、雲貴川以及浙江等原子化地區，父母對子代隻負擔有限責任，即父母的責任主要為把子代養育成人，而婚姻責任則主要是子代自身，父母隻有輔助責任。而華北平原的父母對子代則肩負着無限責任，不僅要生兒子和把子代撫育成人，還要完成為兒子娶媳婦和帶孫子的人生任務，即為兒子娶媳婦是父母需要承擔的婚姻責任，否則兒子娶不上媳婦成了光棍，村莊的輿論是指向父母無能沒本事，而不是指向子代個體。那麼，在全國性婚姻市場形成後對中西部農村形成婚姻擠壓的形勢下，本地婚姻市場對女性資源的高度競争性，将會進一步加劇和放大父母的婚姻焦慮。
問題是中年父母如何釋放承受的巨大婚姻焦慮與壓力？一方面，父母需要外出務工拼命掙錢，為兒子娶媳婦攢錢，建樓房或到城裡買房，積累婚姻資本，在婚姻市場上釋放有利的婚姻信号；另一方面需要積極主動地為兒子組織相親，增加相親的機會，提高婚姻成功率。由于中西部鄉村地區缺乏本地的勞動力市場和務工機會，需要到東部發達地區去打工，是以一年中隻有春節過年的時候年輕人才會回家，那麼其實一年相親的時間也不多，隻有短暫的春節期間可以相親，實際上一年可以相親的數量也是不多的。
為了提高婚姻的成功率，就隻有盡早為兒子相親。若從十七八歲開始為兒子組織相親說媒，到二十一二歲時期間就可有四五年挑選的時間。而如果下手晚了，相親可選擇的時間與空間都變小，再遇到兒子稍微有點挑剔的，很容易一下就到了二十三四歲。在本地一旦男性到了二十三四歲還沒有娶到媳婦，就錯過了黃金擇偶期，就比較難再娶到本地的好姑娘了，一是因為本地基本沒有這麼大年齡的姑娘還沒嫁人的，二是年齡小的也不願意找年齡大的，因為其本身就有很多同齡的男性可以挑選。
如果無法給兒子娶媳婦抱孫子，父母的人生任務就沒有完成。即使娶不到本地的好姑娘，父母也要想辦法給兒子娶到媳婦，常見的政策有三個：其一，在本地降低要求，娶個身體或智力有點殘疾的，或者二婚的；其二，同意娶個外地媳婦，而在黃金擇偶期時父母一般是不同意找外地的；其三，為兒子從雲貴川等地“買”個媳婦回來。相較于兒子打光棍絕後而言，這是無奈的次優選擇，但相較于明媒正娶本地的好姑娘，終究是低人一等的感覺，因為這在别人眼中屬于沒有本事的最後退路。
為防止出現意外的“悲劇”，父母就需要盡早着手準備，如果兒子國中時成績不好，考不上高中，國中畢業後十五六歲就開始盯着讓媒人給物色介紹。而四周的親戚鄰裡在一起家長裡短時，也會時時提醒父母差不多該給子女操心張羅了。是以，現在父母在子女十七八歲時就開始為其組織相親，為兒子說媳婦，為女兒說婆家。
由于水漲船高的婚姻成本，迫使男方父母傾向于“閃婚”，縮短從訂婚到結婚之間的周期。因為從訂婚到結婚之間談戀愛的周期拉的越長，男方家庭支付的婚姻成本越高，每年中秋和春節等重要節日都是需要男方去女方父母家表現的時刻。從過去滿載一三輪車，到如今要滿載一皮卡車禮品。是以，一般訂婚後，男方父母家會傾向于早點舉辦婚禮娶到家，而女方家庭則傾向不着急，要讓“兩個小孩”先談談再辦婚禮。最後的妥協大多數是一年，即今年春節相親訂婚，到明年春節女方答應結婚。是以這就會導緻現在出現普遍的非法早婚現象，尚未到法定結婚年齡的年輕人，十七八歲結婚的不鮮見。
三、放縱的辍學
在父母承受了巨大的婚姻焦慮下，我們便能進一步了解本地父母對子代教育的沖突心态。春節回家常常聽母親說起，親戚鄰裡中誰誰家孩子國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不勝枚舉，還有好些個屬于就隻差一個學期畢業，但不願意上了。每每聽到此，我都感到很心痛和氣憤，距離我90年代上國小時，同齡人絕大多數都是國中畢業，已經過去近20年了，為什麼教育觀念還這麼落後，甚至還有倒退，還是如此不重視教育？
每當這時本地的父母都會感到很委屈的樣子，他們近乎口徑一緻地常說的兩句話：“隻要小孩願意上學，我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支援他。”“但是他死活不願意上學了，問他因為啥，他說一上學看書就頭疼。”看似父母很重視與支援孩子的教育，實質上，這是父母把教育的責任完全推卸給了未成年尚不具備獨立行為能力的子代。其實，這也是為當地父母的自我保護與短期理性行動政策賦予合法性道德支援，或者說為父母對子代教育的不負責任和短視行為提供一種集體免責機制。
我們可以将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大緻劃分為三個次元：養育責任、教育責任和婚姻責任，其中養育責任是基礎，即将子代安全健康的撫養成人，這也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相同的，是父母不可推卸的基礎責任，而對于婚姻責任和教育責任在全國不同地區則呈現出區域差異。對于華北平原的父母而言，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屬于“硬任務”，即不得不完成的人生任務，如果無法給兒子娶媳婦抱上孫子的話，就會含恨終生、死不瞑目。而父代對子代的教育責任屬于“軟任務”，即可以選擇完成的人生任務，子代如果能夠考上大學實作鯉魚跳龍門，那自然是能光耀門楣，是以父母才會說“隻要孩子願意上學，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支援他上”，但是如果子代不成器不願意上學，那也無大礙，隻要能夠給他娶上媳婦抱孫子，自己的人生任務就算完成，可以含笑九泉了。
在婚姻責任成為父代的“硬任務”和目前婚姻擠壓帶來的巨大婚姻焦慮情境下，父母為了釋放壓力便出現了一種深層無意識的自我保護和短期理性行動政策選擇。父代在将子代培養成人和完成人生任務的過程中面臨四種可能的結果：
其一，最優的結果是子代考上重點大學，正如我家一樣我和弟弟都考上了985重點大學，便能預期通過教育實作階層流動和社會地位的提升，此時就不會再參與到鄉村的規則評價體系，婚姻就不再是父母擔心的主要問題了；
其二，學習成績不夠拔尖，即使上學也無法考上一本重點大學，用本地的話說就是隻能上個“孬大學”，在如今大學擴招的時代，選擇上一個“孬大學”對于父母而言，就是一個高投資、高風險和低收益的事情。因為上一個孬大學就意味着需要一筆高額的投資（至少四年的學費+生活費），還存在機會成本（如果不上大學，不僅不花錢還可以外出務工掙錢）。而投資回報的周期長，同時在學曆貶值的現代社會，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的學生競争力不強，收入自然不高，甚至還沒有父輩幹辛苦的體力活掙錢。同時由于上了大學，子代的年齡就會增加，就可能導緻錯過本地婚姻市場的最佳擇偶期，對于父母而言這也是高風險的事情。對于子代上一個“孬大學”，不僅投資高，回報周期長快，收益低，還面臨錯過最佳婚齡的高風險。這也是鄉村流行的“讀書無用論”的内在邏輯。
其三，成績不好，國中畢業後就開始外出務工，同時父母也開始操心為兒子相親娶媳婦，完成對子代的婚姻責任這個“硬任務”，争取早日抱上孫子，重複着父輩的人生故事。雖然父母在談及自己的孩子不好好學習和不願意讀書時，往往也痛心疾首，但這不過是在親戚鄰裡面前發洩下情緒和為自己找個台階下而已。
其四，最差的結果便是，子代不僅學習成績差，沒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沒有娶到媳婦成了光棍。這就意味着父代為子代娶媳婦抱孫子的“硬任務”沒有完成，父母會死不瞑目的，這絕對是父代無法承受和極力避免的結果。對于子代考上重點大學的最優結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極少數幸運者家庭不會成為村莊主流大多數效仿與競争攀比的對象。而對于第二種選擇需要父代的勇氣與長遠眼光方能做出，但是對于保守的小農而言是最怕風險的，特别是在村莊社會已經出現經濟分化和形成高度競争的條件下，進一步制約了絕大多數小農家庭能夠突破自我局限，将眼光放向未來。
那麼，第三種次優而安全保險的結果便成了大多數父母的理性選擇，雖然存在無法實作望子成龍的遺憾，但卻規避了子代可能“絕後”的風險，完成了人生的“硬任務”，對祖宗、對自己、對村莊的輿論都有了交代，這輩子沒有白活，死也可以含笑九泉了。而對于子代國中未畢業就辍學出去打工，他們雖也無奈，但内心深處并不認為這是多麼嚴重的事，因為不上學的話，就可以開始操心給他娶媳婦的事了。國中未畢業即辍學，九年義務教育都未完成，顯然父母也知道這是不對的，為了減輕父母在教育上的責任，在村莊輿論上便出現了父母把鍋甩給子代，即強調子代辍學是因為孩子不願上學，一上學就頭疼等。雖然這确實是子代不願意上學時給出的理由，但是父母卻拱手放棄了監護人責任，任憑一個未成年人随意的遊戲人生。
四、要培養子代參與市場競争的能力
華北平原的父母将子代的婚姻責任視為“硬任務”，将教育責任視為“軟任務”，我們将其視為一種類型。在統一的全國性婚姻市場與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形成後，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實質上就是幫助子代提高實作家庭再生産的能力，而父代對子代的教育責任則是幫助子代提高參與市場機會競争的能力。在父母完成對子代養育的基礎責任之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根據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與教育責任兩個次元，劃分為四種類型：
Ⅰ類為“雙強型”，即将對子代的婚姻責任與教育責任都視為父代的“硬任務”，代際資源向下傳遞，不僅有利于提高子代參與市場競争的能力，還有利于子代順利實作家庭再生産，這無疑是對子代最有利的。
Ⅱ類為将對子代的教育責任視為父代的“硬任務”，而将婚姻責任視為“軟任務”，此類父母注重的是培養子代參與市場機會競争的能力，而子代的婚姻與家庭再生産則主要是子代自己的事情。這種類型是現代社會的家庭觀念，一代人隻管一代，傳統的血脈傳承與傳宗接代的觀念已經很弱了。此類以筆者調研過的浙江上虞和江漢平原等地為典型代表，這兩地鄉村的父母都非常重視子代的教育，進城買房主要是為了子代能夠接受城裡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年輕一代接受大中專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浙江上虞鄉村的80後一代基本上都上了大學。
Ⅲ類為北方村莊将對子代的婚姻責任視為父母的“硬任務”，而将教育責任視為父母的“軟任務”，筆者的家鄉華北平原是此類的典型。此類型下父母注重的是血脈傳統的傳統價值，是以首要重視的是幫助子代娶媳婦抱孫子，實作家庭再生産的目标。
Ⅳ類為“雙弱型”，即将對子代的婚姻責任與教育責任都視為父代的“軟任務”，代際責任有限，父代主要将子代撫養成人，完成基礎的養育責任即可。此類主要以雲、貴、川、湖北秭歸巴東等高原山區為典型代表。在這種類型下，不管是子代參與市場競争的能力，還是實作家庭再生産的能力，都是要靠子代自己去完成。
需要在這裡提請注意的是，在已經形成了統一的全國性勞動力市場與婚姻市場後，一旦父代通過重視教育投資培養子代參與市場競争的能力，那麼教育文化資本是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與婚姻資本的，也就潛在地提高了在全國婚姻市場上的婚姻競争能力，即使不需要父代的幫助，子代靠自己也可以完成婚姻責任和實作家庭再生産。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我們就可以對以上四種區域類型的整體競争力進行比較，無疑Ⅰ類雙強型區域競争力最強，接着依次為Ⅱ、Ⅲ、Ⅳ類。Ⅰ類和Ⅱ類由于對子代教育的重視，注重培養的是子代參與市場機會競争的能力，子代主要依托勞動力的品質參與市場機會的競争，是以該類型下家庭的現代化與城市化程度比較高。
而Ⅲ和Ⅳ類沒有對子代教育的足夠重視，子代參與市場機會競争能力不強，在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中均處于受擠壓的窘境，屬于技術含量不高的低端勞動力，隻能從事低附加值行業或非正規經濟。但由于Ⅲ類型下父母有對子代極強的婚姻責任，是以可以通過深度動員家庭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依托家庭勞動力的數量參與市場機會的競争，以家庭代際合力的方式來幫助子代實作婚姻與家庭再生産的任務。是以，Ⅲ類型地區下的光棍是比較少的。而Ⅳ類下的子代在勞動力市場與婚姻市場的擠壓下，在沒有父代的強代際責任支援下，往往成為高度競争環境下的“被甩出者”，陷入光棍、跑婚、離婚等家庭再生産困境。
在家庭資源充裕時，一般不會面臨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與教育投資的選擇難題。往往是在家庭資源有限而匮乏時，父母就會陷入抉擇的困境。但是在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已經形成的大背景下，需要鄉村社會的父母将眼光從村莊内部競争轉化到全國性競争上去，即此時競争的場域已經由過去的村莊轉化為全國，這就需要父母在完成對子代的基礎養育責任的同時，還要重視對子代的教育，集中家庭資源培養子代參與市場競争的能力，方是實作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根本之道。即使上了個“孬大學”，從短期來看是高投資、高風險、低收益的事情，但是收益不能僅僅看眼前的工資收入，勞動能力和品質的提高還存在很多隐性的福利和長期的回報，包括子代的眼界、勞動力增值空間以及子代的後代品質等各方面。總而言之，即使子代上了個“孬大學”，他也基本上完成了鯉魚跳龍門，也走出了村莊和進了城，他自己的子代就不可能再為農民，也就不會再重複祖代在村莊“生娃—放羊”時代循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