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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何以中國》之《星鬥》

作者:考古研史

立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的重大研究成果,由國家文物局和上海市委宣傳部指導、上海市文物局支援、上海廣播電視台傾力打造的8集大型紀錄片《何以中國》第三集《星鬥》于12月22日晚21:15在東方衛視、百視TV播出,愛奇藝、騰訊視訊、優酷、B站等網際網路平台同步播出。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提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蠟燭,而像滿天星鬥”。本集《星鬥》即得名于此。這星鬥閃耀的時代,各地的人群彼此認知、交彙凝聚。廟底溝彩陶席卷了大半個中國,尊貴的玉器也在南北之間發生着廣泛傳播。繼《搖籃》之後,《星鬥》一集循着時間的脈絡,從彩陶與玉文化出發,探尋中華大地上燦若星鬥的古文明。

紀錄片《何以中國》之《星鬥》

距今5500多年前後,在晉陝豫三省交界處,出現了高陵楊官寨、華縣泉護村、靈寶北陽平、靈寶西坡這些面積數十萬甚至百萬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中心聚落。仰韶文化曆時近兩千年,廟底溝期是它的中期,因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而得名。花卉紋是廟底溝彩陶最具代表性的紋樣。考古學家蘇秉琦将廟底溝彩陶中常見的紋樣譽為“華山玫瑰”,而把創造廟底溝之花的人群稱為最初的“華人”。

仰韶文化的彩陶,無疑是新石器時代最為絢爛的繁花之一。藉由成熟旱作農業人群的擴散和流動,廟底溝彩陶的影響先是到達了河洛地區,再以黃河中上遊為起點,挾風行之勢向着北抵陰山、東到大海、西達甘青、南至長江的更廣闊天地輻射。

紀錄片《何以中國》之《星鬥》

彩陶的廣泛傳播,顯然有着更深層次的文化意義,表明仰韶文化的社會内部和外部均建立起空前緊密的交流網絡。在藝術呈現上,紀錄片設計了“花”的意象,在地圖上勾勒出一朵繁花,并标注出各地受廟底溝文化影響的典型器物。而這朵“花”,既代表着廟底溝最典型的花卉紋,也暗合了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式”的中國史前文化格局。

《星鬥》一集中,紀錄片團隊通過影視化再現的方式,塑造了西坡青年、淩家灘青年等具體的人物意象;并借由西坡青年沿黃河一路向東探訪大汶口之旅,象征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互通。考古學講究“透物見人”,從各地出土的相似器物中,或可想象那個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景象。

紀錄片《何以中國》之《星鬥》

在呈現出土文物時,攝制組進行了難度很高的組合拍攝。位于安徽含山的淩家灘遺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07M23号墓随葬玉石器多達300餘件,表明了墓主人的首領身份和史前玉文化的繁盛。攝制組邀請考古學家吳衛紅、張小雷,通過考古挖掘時的詳細現場記錄和反複擺放分析,複原當時複雜又嚴格的禮俗。

無論是原本懸挂于墓主脖頸上的玉璜組佩,還是穿戴于兩臂上的10件玉镯;抑或是腰腹部穿挂着的那套造型如龜殼互扣、内置玉簽的特殊禮器;都令人想象出數千年前這場儀式的隆重。紀錄片《何以中國》所要呈現的,并非以個體形式展陳于博物館展櫃中的具體文物,而是通過影視化手段再現當時的社會風貌、文化傳統;從被擺放、被使用的器物中,去了解那個時代其人、其物、其社會、其文明。淩家灘人尚玉,他們在玉器中寄寓信仰觀念,展現禮儀秩序。

紀錄片《何以中國》之《星鬥》

“《星鬥》這一集用了非常多組合拍攝,有彩陶組合,也有玉器組合。”《何以中國》執行總導演魏國歌介紹。比如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一号冢第21号墓N2Z1M21,墓主人随葬玉器20件,包括斜口筒形器、獸面牌飾、勾雲形器、玉龜等,就是以組合拍攝的方式呈現,折射出紅山文化積石冢和葬禮儀式中濃厚的原始宗教特色。

同時,攝制組還在牛河梁女神廟遺址附近,借助複原的呈“亞”字形的半地穴式建築進行拍攝。女神廟采用了較少見的多室結構,總面積約75平方米。“很難得的是,我們把演員帶到牛河梁遺址現場來拍攝,淩家灘青年遙望着豬首山,意味着他已經進入紅山文化的核心區域了。”魏國歌說。

紀錄片《何以中國》之《星鬥》

紀錄片中,西坡青年與淩家灘青年在數千年前的這場遠行,讓觀衆看到文化交流背後的人群,寓意着新石器時期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文化交融。片中也可以看到牛河梁遺址、淩家灘遺址出土了相似玉器,包括雙手置于胸前的玉人、蜷曲的玉龍、斜口筒形器、玉龜等。而環繞積石冢的無底彩陶筒形器,器表施有勾連渦紋,又讓人聯想到廟底溝彩陶的影響。

在考古學家看來,這些發現似乎證明着5000多年前,黃河中下遊、長江中下遊和西遼河流域等地的社會之間,已經存在遠距離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交流。随着廟底溝文化彩陶的擴散、大汶口文化的西漸,以及東方各玉文化中心的形成,華夏各區域間的文化互動交融日趨緊密。這滿天星鬥競相閃耀的大地,塑造了早期中國的地理核心。從此,區域文化各有所長、發展并進,積累起中華文明多元化的深厚土壤;區域間日趨深化的交流與互動,為一體化的将來積蓄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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