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兒有淚不輕彈，隻緣未到評銜時。這是當年在評銜的時候毛主席說的一句話，充滿了智慧和幽默，引得衆人大笑。這句話在當年頗有調侃的意味，不過細細想來，也蘊含着深刻的道理。新中國第一次評銜，是對過去戰争年代的一次莊重回顧，更是對每一個浴血奮戰的革命戰士的肯定和嘉獎。
在那個特殊的時刻，每個人的心中都充滿了期待和焦慮。有的人軍銜達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級别，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也有的人覺得自己的軍銜被評低了，内心充滿了失落和遺憾。其中，段蘇權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段蘇權，一個在湖南茶嶺出生的英勇少年，于1916年的春風中呱呱墜地。湖南，這片充滿革命熱情的土地，孕育出了無數英勇無畏的英雄兒女。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湖南的農民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段蘇權便是其中的一顆耀眼新星。
年僅十歲的段蘇權，眼中閃爍着對革命的無限憧憬。他毅然決然地投身于農民運動，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曆史的重擔。他奔跑在田間地頭，揮灑着青春的熱血，号召鄉親們挺直腰闆，為自己的權益而戰。
十四歲那年，段蘇權不僅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還被任命為共青團的縣委書記。他肩負着組織的期望，日夜兼程地投身于革命事業。他的身影，如同一道閃電，劃破了黑暗的夜空，引領着無數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奮勇前行。
1932年，段蘇權毅然決然地加入了紅軍隊伍。他憑借着出色的表現和勇敢的精神，很快就被上級所器重。在紅軍第八軍中，他擔任了青年科長的職務，成為了一名備受矚目的優秀幹部。
1933年10月，中國革命的形勢變得異常嚴峻。任弼時和賀龍兩位紅軍上司人，決定帶領紅軍二六軍向東挺進。
在臨行前，他們決定組建一支特殊的部隊——黔東獨立師，以掩護主力軍紅二六軍的安全轉移。這支部隊的師團團長是英勇的王光澤，而時任政委的正是年輕的段蘇權。
那時的段蘇權僅有18歲，但他的智慧和勇氣卻遠超同齡人。
當時黔東獨立師可以參加戰鬥的人員隻有700多人，另外還有300多号傷員。武器還不到兩人一把，子彈也是少的可憐，每把槍隻配備了3-5發的子彈。就是這麼一支隊伍，要擔任起牽制敵人，幫助大部隊争取時間快速轉移的重任。
賀老總在出發之前，告訴了段蘇權，牽制敵人20天後，要馬上帶領着部隊追上大部隊。18歲的段蘇權領命之後，他與師長王光澤并肩作戰，共同梳理了眼前的困境。
他們首要的任務是安置300多名傷員。在這個過程中，段蘇權展現出了驚人的毅力和責任感，他親自照料傷員，確定他們得到及時救治。
安置完傷員後，段蘇權和王光澤率領700多人展開了一場壯烈的保衛戰。他們機智地在黔東根據地附近與敵人周旋，時而隐匿于密林之中，時而穿越險峻的山脈。他們的行動讓敵人疲于奔命，始終無法摸清他們的真正動向。
在戰鬥過程中，他們喊出了響亮的口号：“黔東根據地不能丢！”這個口号不僅激發了戰士們的鬥志，也成功迷惑了敵人。
敵人原本正在追擊主力的隊伍被調回，集結了6個團，開始圍攻黔東根據地。面對敵人的圍攻，段蘇權和王光澤沉着應對，憑借卓越的戰術智慧和緊密的團隊合作，成功抵禦了敵人的多次猛攻。
在長達十天的苦戰裡，雖然成功地擊退了敵人多次進攻，但我方損傷很大。許多英勇的将士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他們的血染紅了這片土地。而那些幸存的将士們，他們的臉上寫滿了疲憊和沉重，但他們的眼神中依然閃爍着堅定的光芒。
在艱難的戰鬥中，黔東獨立師又堅持了十幾天。在這段時間裡，他們與敵人周旋，時而激烈交火，時而巧妙躲避。每一天都充滿了生死考驗，每一刻都充滿了緊張和刺激。他們的精神始終保持着高度集中，他們的戰鬥力始終保持着旺盛的鬥志。
直到23日，與敵軍周旋已經超過了20天。長時間的戰鬥和艱苦的環境讓将士們疲憊不堪，他們的體力已經達到了極限。
11月25日，段蘇權果斷地做出決定，他們準備帶領隊伍跳出敵人包圍圈，向主力軍隊的方向進發。這是一次生死攸關的突圍行動，他們需要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需要跨越重重險阻。
在突圍的戰鬥中，段蘇權展現出了頑強的毅力和勇氣。他堅定地率領着部隊向前沖鋒，勇敢地對抗着敵人的猛烈進攻。然而，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右腳腳踝，骨頭碎裂，劇烈的疼痛讓他幾乎無法站立。
段蘇權咬緊牙關，忍着劇痛，他深知自己不能輕易倒下。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次決定，都可能影響到整個隊伍的生死存亡。
他擔心自己的傷勢會影響到隊伍的行進速度和戰鬥力，是以他做出了一個令人敬佩的決定：主動要求留在當地，讓師長王光澤率領部隊繼續前進，以完成突圍的任務。就這樣，段蘇權脫離了部隊。
後來，王光澤師長率領的部隊在川湘的交接地帶遭到了敵人的突襲。在敵人精心布置的伏擊圈中，他們被迫分散突圍。
面對敵人的炮火，王光澤指揮若定，時刻保持冷靜的頭腦。然而，命運卻對他開了個殘酷的玩笑，他在突圍中不幸被捕。
被捕後的王光澤，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他咬緊牙關，沒有透露一絲關于我軍的情報。他的堅韌與不屈，令人肅然起敬。最終，他被敵人殘忍地殺害，英勇就義。
與此同時，其他的戰士們也在生死線上掙紮。有的戰士在激烈的戰鬥中失蹤，下落不明；有的負傷嚴重，倒在了血泊中；還有的迷失在茫茫的山林中，面臨着饑餓與寒冷的考驗。隻有少數幾個人幸運地找到了我軍主力。
脫離了大部隊的段蘇權，步履蹒跚地逃進了一個小鎮。在鎮上的一角，段蘇權遇到了一個名叫李木富的人。
李木富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眼神中透着一股豪爽和善良。他看到段蘇權受傷的樣子，心生同情，便将他帶到了一個隐蔽的山洞。
這個山洞雖不大，但卻足夠遮風擋雨。李木富每天都會為段蘇權送來豐盛的食物，還有治療傷口的草藥。他用最樸實的方式，給予了段蘇權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
在李木富的精心照料下，段蘇權的腳傷逐漸好轉。一個月的時間轉眼過去，他的體力也逐漸恢複。然而，令他感慨的是，這份恩情卻無法用言語來表達。
臨行前，李木富親手為段蘇權制作了一根拐杖，以幫助他行走。這根拐杖雖然簡單，但卻凝聚了李木富無盡的心意。段蘇權緊緊握住拐杖，心中滿是感激和敬意。
告别了李木富，段蘇權不知道去往哪裡。他本想着立刻重回部隊。但是，當時當初有敵人搜尋紅軍，而他對部隊的消息一無所知。無奈之下，段蘇權隻好想回老家茶陵在做打算。
再次回到了家鄉，段蘇權父親又高興又害怕。高興的是他唯一的兒子回來了。害怕的是，兒子是紅軍，這個消息在鄉裡早已傳開，他擔心兒子的安全。
為了確定兒子的安全，段父拿出了家裡的所有積蓄，疏通各種關系，請客吃飯，隻為了保護他的孩子。在這個過程中，他還為兒子張羅了一門親事，希望用家庭的溫暖留住他。後來，他還為兒子找到了一份賣鹽的營生，生活上過得越來越好。
然而，盡管生活安逸，段蘇權的内心卻始終無法平靜。他始終惦記着部隊，惦記着那些和他并肩作戰的戰友。他知道，他人雖然在家，但他的心，卻留在了部隊。
于是，他一邊做着生意，一邊四處打聽部隊的消息。他時刻關注着時局的變化，希望有一天能重新回到部隊。
1937年9月，秋風漸起，吹黃了段蘇權的家鄉。這時，一位老戰友意外地回到了這個熟悉的小村莊。這位戰友和段蘇權曾并肩作戰，共同經曆過生死。他們的重逢，仿佛是時光倒流，回到了那段艱難卻充滿希望的歲月。
戰友帶來了許多關于八路軍的消息，這讓段蘇權心中再次燃起了激情。他看着眼前的老戰友，眼中閃爍着堅定的光芒。他告訴戰友，他要離開家鄉，去尋找他的隊伍，去繼續他的使命。
然而，離開并不是那麼簡單的事。那時候交通不便，路途遙遠，還需要大量的盤纏。父親和妻子為了給他湊足路費，開始四處奔波借錢。
在那個艱苦的年代，34塊銀元并不是一個小數目。每一塊銀元都承載着厚重的期望和沉甸甸的父愛、妻愛。經過多日的努力，他們終于湊齊了這筆錢。段蘇權拿着這些銀元，心中五味雜陳，感動與決心交織在一起。
終于到了離開的那一天，段蘇權踏上了尋找隊伍的路途。他搭乘着一輛運兵車，穿越了崇山峻嶺，跨越了無數河流。在漫長的旅途中，他看到了戰争留下的創傷，也看到了人們對和平的渴望。
經過無數的輾轉和波折，他終于到達了山西太原。在那裡，他找到了他的老上司任弼時，重新回歸了隊伍。那一刻，他感到自己仿佛重新找回了失去的一部分靈魂，也找到了繼續前行的力量。
入學習，為将來的戰鬥做好充分準備。在延安的歲月裡，他如饑似渴地汲取着知識的養分，他的思想得到了升華，對革命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不久後，他被任命為宣傳科科長，開始在政治戰線上發光發熱。
在抗戰的烽火歲月裡，段蘇權始終堅守在政治工作的前沿。他以筆為劍，用文字鼓舞士氣，凝聚人心。每一次宣傳活動，他都傾注了全部的熱情與智慧，以期達到最好的效果。他的工作成果顯著，成為了部隊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1946年12月，戰争的形勢發生了變化，段蘇權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八縱司令員。他深知責任重大，帶領部隊在戰場上英勇作戰，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立下了赫赫戰功。戰争結束後，八縱改編為第四十五軍，而段蘇權這位英勇的将軍，被任命為作戰處處長。
抗美援朝戰争爆發後，段蘇權再次肩負重任，擔任空軍司令員。他率領空軍部隊與強大的敵人展開激戰，他的指揮藝術和空軍戰士們的英勇無畏，使得敵人在空中占不到任何便宜。1952年，段蘇權被評為準兵團級幹部，這是對他多年來的辛勤付出和卓越成就的最好肯定。
然而，命運似乎總愛開玩笑。在1955年的将帥授銜儀式上，整個場面莊重而肅穆，每一位被授予軍銜的将領都心潮澎湃，滿懷激動。
然而，在授銜儀式即将開始時，段蘇權卻發現自己被評定為少将軍銜，與那些和自己有類似經曆的戰友們相比，他們都被評定了中将軍銜。這使得段蘇權的心情變得十分沉重。
他曾為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浴血奮戰，經曆了無數次的生死考驗。他一直以為，自己的付出和犧牲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可是，如今他卻被授予了少将軍銜，無法接受這一結果的段蘇權當衆扯下肩章。
其實，段蘇權對自己的少将軍銜并不滿意，這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想法，他的許多戰友都為他的軍銜感到不平。那些曾經與段蘇權并肩作戰的戰友們，看到他被授予少将軍銜，心中都有些不解和疑惑。他們認為，段蘇權的貢獻和成就，理應得到更高的軍銜。
然而，當時給段蘇權少将軍銜的理由卻讓人感到無奈。據說是因為他的曆史遺留問題。這個所謂的曆史遺留問題，其實指的是段蘇權在1933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内，因為受傷在家療養的事情。
1993年9月28日，一個深秋的日子，段蘇權在北京安詳離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沒有選擇共和國的軍裝作為自己的告别之衣，而是身着一件中山裝。這件普通的衣服，仿佛承載了他一生的沉浮與滄桑。
段蘇權也是所有将帥中唯一一個以中山裝入殓的人。在他的骨灰盒上，沒有軍旗的覆寫，似乎在告訴世人，他已放下了一生的榮譽與憤恨。
在段蘇權的告别儀式上，沒有鑼鼓喧天，沒有浩浩蕩蕩的軍隊，隻有親朋好友默默的送行。他的離去，仿佛帶走了那個時代的一段記憶，也帶走了無數人心中的遺憾和惋惜。
但無論如何，段蘇權将軍的一生都是值得尊敬的。他以中山裝告别世界，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訴說着一個時代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