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二級教授、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趙振宇，自1982年進入長江日報評論部，後調入華中科技大學，40餘年一直從事新聞評論實踐、教學、研究。其間，在高校率先開辦新聞評論方向班、成立評論研究中心，先後榮獲華中科技大學教學名師、華中學者、“寶鋼教育獎”優秀教師獎等。撰寫《新聞報道策劃》和《現代新聞評論》兩書列入全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為了讓更多評論作者深入了解學習，紅網紅辣椒評論頻道定期刊發推出“趙振宇系列回憶錄”系列文章。
趙振宇（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二級教授，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
北京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自然中央媒體和有影響的媒體也多。我除了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評論和理論文章外，還在《勞工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經濟日報》《新華每日電訊》《中國文化報》《中國改革報》《學習時報》《新聞出版報》《北京日報》《民主與科學》《群言》等報刊，發表了一些他們需要的評論和理論文章。
《勞工日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辦的綜合性報紙。1949年7月15日在北京創刊，是一張以經濟宣傳為重點的全國性綜合性中央級大報，毛澤東同志親自為之兩次題寫報名。20世紀八十年代所擔負的任務是：通俗地宣傳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為職工知政、議政、參政提供輿論陣地。宣傳改革和開放中湧現出來的新事物、新成就、新經驗和新問題。對職工進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文化科學素質。為職工群衆說話辦事，維護職工群衆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利，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我為《勞工日報》撰稿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
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狀況和理論研究人員的實踐證明了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但同時也以大量事實告訴人們，好的理論研究成果并非輕松可得，而是還存在着很大的難度。因為盡管理論界的空氣相比較而言活躍一些了，那種因不同己見就打棍子、戴帽子、裝袋子的現象不多見了（因為中央有明文規定，但即使如此，此等現象也并非絕迹了），但對理論工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持不正确看法的觀念依然存在，其表現之一就是對理論工作者在探索中發現的新觀點、新概念、新發展謂之“有問題”，進而認為發言人本身也“有問題”。這是否是一種新式的棍子、帽子，本人不敢妄言，但由此而産生的連鎖反應，使理論工作者産生心裡不安全，心裡不自由感，進而影響社會科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卻是客觀存在的。正是是以，理論研究人員如欲真正做到“理論研究要敢于涉及政治問題”，就得對此予以正視。
由此，我寫了一篇《“有問題”辯》，發表在理論版的“沉思錄”專欄中。文章中寫道——
何謂“問題”？問題就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出現的沖突、疑難、不足和失誤。隻要人們生活在世界上，要學習，要工作，就會遇到這樣那樣的沖突、疑難，就會産生這樣那樣的失誤和不足。人無完人，物也無完物。沖突的存在是永恒的，“有問題”也不必大驚小怪。人類社會正是在沖突、問題中生存，在解決沖突、問題中前進、發展。迄今為止，有哪門科學，哪本巨著（包括自然科學）能說自己沒有問題？沒有。就是馬克思主義，它的創始人也沒有說它已經終結，而是提出要不斷地發展。要發展，就是其中還存在沖突、問題沒有解決。正是這個意義之上，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也是有問題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必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進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為我們做出了極好的榜樣。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就是最好的說明。我們的理論工作者應該照着這條路走下去，為探索和創造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做出自己積極貢獻。
改革是一個全新的工作，一項艱巨的任務。在荊棘叢中探索出一條新路，難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把問題或差錯減少到最低程度是應該的，但由此而否定、非難人們的探索精神，壓抑、限制人們的積極性（客觀上）卻是不妥當的。不能因為一部著作，一篇文章中的某個提法、某個詞句不妥當、不貼切（何況有些被判定為“有問題”的，爾後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确的），就說這本書、這篇文章“有問題”，這個作者“有問題”，由此牽涉所有“有問題”的文章、著作和作者。在學術研究、理論探讨中，隻允許一種提法、一個概念、一個模式的做法是不利于争鳴、競争、繁榮、發展社會科學的。當然我們應該反對任何形式的嘩衆取寵，也允許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批評，但這一切都應該在平等、自由的狀态下進行。有比較、鑒别才能有發展——真理才能愈辨愈明，為更多的人所接受，理論工作者在探索中才能明辨是非，端正認識，提高自己的理論和思想素質，如此好事，何樂而不為呢？
文章最後寫道：“理論研究應該有科學嚴謹的态度，不允許搞資産階級自由化，但在目前，似乎更應該提倡大膽探索、大膽創新的精神和勇氣。要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是不容易的，在這方面我們吃過不少苦頭，有着極其深刻的教訓，交過昂貴的‘學費’。對此，我們可要慎重啊！”
1986年5月2日《勞工日報》沉思錄
文章發表至今又過去快40年了，在理論研究中，“有問題”的提法和按“有問題”的标準去看待和處理人的做法，還不時地表現在我們學術研究和政治生活中，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
根據當時理論研究和宣傳中存在的問題，我在理論版上還寫了一篇《“理論研究無禁區，理論宣傳有紀律”辨析》——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在理論界、輿論界奉行這麼一個宗旨——“理論研究無禁區、理論宣傳有紀律”。這一口号似乎是作為一種思想解放的标志提出來的。對于理論工作者來說，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幫”那陣子确實有過激勵作用，大家起碼可以多研究一些問題，多提幾個為什麼了。然而，實踐證明，這一口号的提出是不科學至少是不全面的。它的執行并不能達到繁榮社會科學研究和宣傳之目的，有時還可能起着壓抑窒息理論的負作用。
先來看上半句，“理論研究無禁區”。理論研究無禁區嗎？不可一概而論。作為一種理論研究，其領域應是十分廣闊的，凡是需要研究的領域，理論工作者都可以說無禁區存在。但是，作為社會科學，在目前的體制下，還不可能或不提倡将一切研究領域向理論研究者開放，同時，由于理論工作者自身存在的知識、素養的不足，有時邁到了某些新領域的門口而踟蹰不前，畏縮退卻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理論研究又是有禁區的。這種禁區的存在，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不是由誰說一句“理論研究無禁區”就是無禁區的。是以，在理論研究中提“無禁區”的口号，似有不妥，因為它是一種不能或無力實作的畫餅，是不能引導理論工作者邁入新境界的。我以為，将其改為“理論研究唯真理”，似乎更明确、可信。為了尋求真理，堅持真理（同時包括修正錯誤），理論工作者自身要加強理論素質和思想意識、品格的鍛煉；意識形态管理體制也要作相應的改革，鼓勵理論工作者并為他們創造大膽探索、開拓研究新領域的良好環境和條件。
再來看看後半句 “理論宣傳有紀律”。理論宣傳是将理論研究的成果向群衆介紹、解釋、闡述，使其明白其含義，接受真理，堅定其行動方向，調動其積極性。理論宣傳當然要講守紀律，正如我們其他工作也要講守紀律一樣，否則就會亂套。現在的問題是，有人對“理論宣傳有紀律”作了片面甚至歪曲的了解和執行。在紀律面前，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在某些輿論宣傳部門卻不是這樣。在那裡，大家不是按照統一的紀律來進行理論宣傳，而是按上司人的旨意來安排宣傳活動。誰是官，誰就是紀律，誰的官大，誰的紀律就大，其他人皆要遵守，否則就是破壞紀律 。實際上不守紀律的往往不是理論研究、宣傳者，他們的宣傳活動大都是經過一定工作程式的，他們是守紀律的（當然也有不守紀律者）。不守紀律的往往是某些主管意識形态和輿論宣傳的上司同志。在守紀律方面，他們有時比其他人還顯得差一點。他們的主觀随意性表現在理論宣傳中更多一些，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手中有權。過去，我們常常強調上司者個人的知識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品質，反對隻唯書，唯上，不求實，不講真理，這當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改革目前意識形态管理體制和上司幹部的任命制。這種體制帶來的弊端比個人素質差危害性更大，而且，正是這種弊端滋生和加重了人們的這種劣質。
為了适應改革形勢的需要，改造宣傳工作，有必要将“理論宣傳有紀律”改為“理論宣傳求科學”。因為，科學是對自然、社會、思維等領域客觀規律所做的綜合反映和知識總彙。它不僅包括守紀律，同時也包含了理論宣傳的規律、藝術、道德和宣傳工具、宣傳手段的現代化等内容。這樣，我們在進行理論宣傳時就會更全面、更準确，理論宣傳的效果自然也會大大改觀。
1988年9月9日載理論版“每周論壇”，1988年9月18日《文摘報》轉載
這篇文章發表至今也過去了30多年，上述認識和表現仍然存在于理論學習和學術研究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要提倡理論創新和知識創新，鼓勵大膽探索，開展平等、健康、活潑和充分說理的學術争鳴，活躍學術空氣。這個講話應該成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行為準繩。
我在《試論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賞罰機制》文章中寫道——
十年改革，我們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績，舉世公認，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是，其間存在不少問題。為了總結過去，正視現在，展望未來，把我們的各項工作做得更好，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好、更穩，甚至更快，在此，我提出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賞罰機制的思考，供理論界同仁和決策機關上司者指教和參考。
賞罰機制包括兩大部分：獎勵和懲罰。兩者在社會控制系統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獎勵是對人們良好行為或成果的一種積極肯定的資訊回報（借助于不同的資訊載體）。在引力和壓力的作用下，人們的内在因素（主要是思想意識）會發生變化，産生飛躍，形成強大的精神力量，最終産生積極有效的行動；懲罰則是對人們不良行為或成果（從廣義上了解）的一種否定的資訊回報（借助于不同的資訊載體）。它的主要作用是警戒本人，教育其他，對整個系統成員指導制約作用。
在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賞罰機制中，要注意把握有益性、整體性、對應性、民主性和法制性。
載1990年3月9日“社會之聲”
多年前，我在本地的省、市機關報上看到同時用一個整版刊發某開發區管委會向廣大市民征求意見的巨幅廣告——《高新大道沿線城市設計方案》，要求市民對面積1000公頃，涉及水、電、氣、通訊等市政設施，兼顧辦公、商務、居住、服務、休閑、娛樂、餐飲等功能的大道沿線設計，發表意見。我認真拜讀了廣告的說明，對着模糊不清的圖檔，實在是無法說出一條可供參考的意見。在征求意見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我打電話問負責接待的從業人員，被告知還沒有一人就此提出意見或建議。看來，如此問計于民，初衷是好的，但方式欠妥，效果自然也就不會好。于是，我寫了一篇評論《問計于民也大有學問》，對此發表如下意見——
………
問計于民是好事，但也不能成了一股風，其中一些問題是應該弄明白的。
比如，要弄清楚哪些事情要問計于民。上至國家的大政方針，下至城市、社群的規劃和建設，需要收集民意、調查研究的事情有很多。國家機關和有關部門應該根據決策事務的性質範圍，決定問計于民的選題和範圍。如果不問事情大小，不問計謀難易，隻圖個熱鬧，或停留于表面文章，全來問計于民，顯然是不現實的，缺乏應有的效率。因為它超越了普通人的承受力。對于國家大計和專業問題，可以通過全國的兩會及各種專業咨詢委員會反映民意。但對于小區建設、市場價格、勞保福利等涉及民生的事情，多聽聽社群公衆的意見則大有好處。
再比如，問計于民也要考慮多種途徑的問題。問計于民是一種經常性的工作。一個地方，大都有市長熱線、信訪辦等一類辦事機構，它們大多是收集社情民意，專門從事問計于民工作的，很多時候，隻要他們認真地及時地有效地工作了，情況是可以掌握的。
問計于民是一門學問。它要耗費大量人力和财力，要根據問計的意義輕重、範圍大小、問題難易、實施緩急，按照科學有效的程式進行。
2010年10月20日《勞工日報》“新聞觀察”
除此，我在《勞工日報》還寫過《不要忽視中間層》（1988年7月28日）《“盲流”還是“智流”》（1989年3月31日）《克服短期行為，糾正急于求成》（1990年1月4日）《醒得早，更要起得早》（1992年1月2日）《升降之間求發展》（1997年4月30日）等文章。
《中國青年報》創刊于1951 年4月27日，是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報，作為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級大報，以“推動社會進步，服務青年成長”為己任，服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青年報》加強改革的宣傳，報道了一批各行各業勇于開拓的青年改革者的先進事迹，在較深的層次上對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我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公德心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之後，寫了《根本任務是提高民族的素質》。文章寫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别是黨的十二大以來，公德心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在公德心建設中，有時隻注意了改變“髒、亂、差”現象，增添文化設施和美化環境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卻對提高人的素質認識不足。現在，明确提出這一根本任務是非常适時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共産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在蘇聯十月革命沒有取得勝利的時候，列甯就曾指出，我們将要建立的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産方式，是為了“保證社會全體成員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的發展”。馬克思和列甯的預言，在社會主義中國正将變為現實。但是，生産力的發展，經濟的繁榮隻給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要真正實作人的全面發展，必須重視人的素質的提高和完善。為了縮短大陸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實作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宏偉目标，全國人民正在各條戰線努力奮鬥，積極工作。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整個四化建設中的關鍵作用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所重視。要掌握和管理好已經引進和将要引進的先進科學技術，僅靠以往的經驗，是無法勝任的，必須提高人的素質（包括各種智力投資和培養）。
培養“四有”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不僅是公德心建設的根本任務，也是一切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根本任務和目的。
1986年11月6日《中國青年報》
1984年初，《中國青年報》在新聞版二版開設了一個雜文欄目《求實篇》。創辦時，正值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前所未有的活躍期，思想觀念的碰撞激烈而尖銳。創辦者陳小川、米博華、馬立誠“都才30出頭，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覺得為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可以出一些應盡之力，于是醞釀創辦一個雜文欄目”。（陳小川：《求實篇精粹》第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求實篇》首先是一個言論欄目，刊登在新聞版上，注重時效性。同時，它又是一個雜文欄目，是以雜文樣式出現的言論欄目，它的文章不拘一格，靈活多變。在該欄目刊登的作品中大多數直擊社會現實，直指社會時弊。那時，我在《長江日報》評論理論部工作，喜歡讀也學着寫了一些這樣的文章，在該欄目發表。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希望，心裡有話，無論對人對事，最好都講出來，以便互相溝通，增進了解，講者心情舒暢，聽者從中受益。但有時候人們的想法不一定都正确，因而心裡話有講得對的，有講得不對的，有隻講對一部分的。講對了固然好，講對了一部分的也應歡迎，講得不對的也應允許。如果缺乏這樣一種氣氛，心裡話就難以聽到。為此，我寫了一篇《進言的膽量與納谏的雅量》。
文章是因一件往事而提起的：梁漱溟向毛澤東争取“雅量”事件，是現代曆史上一大公案（《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雅量”之争》）。讀了這樣的曆史，我在文章中引用進言和納言的典故後寫道：
自古以來，進言者是要有膽量，聽言者是要有雅量的。雖然不少朝代還制定了保證言路暢通的制度，但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終不能得以徹底的執行， 因進言而丢掉烏紗帽甚至腦袋者有之，因拒谏而誤事喪國者也有之，造成了一樁又一樁曆史的悲劇。
新中國的建立，為人民廣開言路、 暢所欲言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因大陸漫長的封建意識影響，人們的民主意識還不強烈，因而也造成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曆史誤會或悲劇，梁老先生一案便是一例。據此，吾以為，要保證進言者的膽量和聽言者的雅量，僅靠提高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是不夠的，必須為進言者和聽言者制定确實可行的制度，并以法律的權威保證其實施，不得有違，違者必究。人們對政府和上司人的批評、建議，是受法律保護的民主權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予以壓抑和侵犯。僅此還不夠，還必須制定具體法規，使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得到保障，使濫用權利和自由的行為受到制裁。多提供人們講心裡話的地方，創造好人們提批評、建議的社會氛圍，不斷提高對話雙方的素質和藝術，這是民之所望，國之所需，也是梁漱溟一案給我們的啟示。
國家的大事，集體的大事，進言者、聽言者該如此；同僚之間，家庭成員、朋友鄰裡之間，進言者、聽言者難道不也該如此麼？
1988年6月2日《中國青年報》“求實篇”
1989年4月29日，我寫了一篇《狗咬人，新聞乎》，參加了《求實篇》面向全國的雜文征文比賽，甲等獎有十篇，排在我前面的是馮英子、商子雍、李庚辰。
我在文章中寫道——
……
什麼是新聞的定義，這是新聞學家研究的事，我不明白，也不便評說。但作為市民，我總在想，狗咬人，人打狗這類事還是别當新聞好。但事實老和人們的理想作對，這不，1989年3月8日，《武漢晚報》又刊登青山區人大教科文工作委員會賀同志的來信稱：“位于武昌火車站附近的武鐵結防所到汔運二公司五站，不到四百米的路段内，養狗數條，最近又添狗娃若幹（可謂多子多福啊）。白天，人們行路小心翼翼，入夜吠聲四起令人膽戰心驚。”這真是“犬患不除，百姓難安”啊！
狗患如此猖獗，為何不見打狗者登場?要知道大陸素有打虎傳統的，不用說景陽崗的武松，就是“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中也打死打殘不少大老虎、小老虎，真老虎、假老虎，鐵老虎、紙老虎，何愁不能制服一條咬人的小犬?太小看人了。說得不錯。君不見，那打狗制狗者大有人在的——
據《春城晚報》報道，雲南省丘北縣一農人将該縣酒廠黨支部書記的一條花狗打死。結果呢，打狗者披麻戴孝，為死難之犬上墳，并從東門到西門沿街學狗爬，這算不算英雄創舉?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江蘇省沛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梁氏養一狗，咬傷多人，受到公安、防疫、新聞部門的幹預。結果呢，他比那位支部書記更曆害——“群衆算什麼東西。”“我還在位，隻要我一跺腳，你們就别想出沛縣城!”——也不知他跺出了英雄沒有。
早年，魯迅先生就有過《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檄文。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那些沒打死的狗，也不知如今又繁衍了多少代子孫，異化了多少個新品種。但先生說的“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總是對的。我想，這話大概不是僅僅對那位支部書記的花狗、人大常委會主任的黃狗的吧？
1989年4月29日，《中國青年報》“求實篇”
1987年6月10日，《中國青年報》開展的“我為公德心獻良策”征文評選揭曉，消息報道中寫道：“湖北《長江日報》理論部的趙振宇同志，近年緻力于開拓理論研究的新領域，在獎勵學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他應征寫來的稿件《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獎勵學》，結合大陸國情從獎勵對公德心建設的促進作用入手，分析了獎勵的積極意義和施行獎勵中應避免的傾向。他指出，研究獎勵學，搞好獎勵，對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質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此文被評為征文一等獎第一名，獲得了華北光學儀器廠生産的“華光”牌SZ1型135相機一台和獎金。在獎勵學研究領域，我先後出版了《獎勵的奧妙》（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獎勵的科學與藝術》（1989年科學普及出版社）、《激勵論——發掘人力資源的奧秘》（主編，1994年華夏出版社）、《神奇的杠杆——激勵理論與方法》（2000年湖北人民社）等著作。《社會科學學科辭典》（張光忠主編，199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以“獎勵學”辭條對本人的該項研究進行了介紹。
1999年11月1日該報推出評論版“青年話題”。發刊詞《傾聽》由編輯部策劃、馬少華先生執筆：“‘青年話題’是一個發表意見的場所，一隻張開聽您說話的耳朵。我們歡迎不拘形式、不論長短的觀點和意見。關鍵是‘不同’。‘不同’的價值在于，它不僅包含着新聞媒體求新求異的運作和讀者求新求異的閱讀規律，更重要的意義是：思想進步可能就孕育在‘不同’之中，而相同隻能使我們停在原地。”在此前後，我為該報寫一些評論和理論文章。
2006年是中國邢台地震40周年和唐山地震30周年，中國政府将舉辦一系列相關紀念活動，緬懷那些難忘的日子和因災害而逝去的人們。在唐山地震中有24.2萬多人死亡，重傷16.4萬多人。邢台地震有8064人喪生，3.8萬餘人受傷。（2006年5月23日新華社電）為此，我撰寫了《請為逝去的同胞們下半旗》的評論，建議在上述的各項紀念活動中，請有關部門考慮增加一項内容，即為曾經在那場災難中逝去的同胞下半旗，以表達全國人民的緬懷之情——
六十多年前，毛澤東在延安為紀念張思德同志犧牲時說過這樣的話：今後我們的隊伍裡，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隻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當時新中國還沒有成立，也沒有《國旗法》，不用說是一個人的犧牲，就是在戰争中逝去的千千萬萬将士和群眾也不可能為他們下半旗。
現在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于1990年10月1日起實施至今也有十五年多的時間了。《國旗法》第十四條第二款明文規定：“發生特别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緻哀。”這裡雖然用的是“可以”，就是說不是“一律”，不是“必須”，不帶有強制性。但是，既是“可以”，總有可以實施的标準和可以實施的執行個體，很遺憾，沒有。一個“可以”執行的條文，卻沒有可以執行的細則和已經執行的執行個體，不論從法律的制定者和法律的執行者來說，都需要作一番思考才是。
各種自然災害和社會災難還不時地襲擊着我們，每次風暴過後都會有一些或一大批骨肉同胞離我們而去。為了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可以選擇适當的時間，以适當的方式，按照《國家法》的規定為他們下半旗。早些年就有人寫文章呼籲過，但未能實行。希望以此為契機，形成一個制度，凡是達到“可以”下半旗的事件或時機，都舉辦這樣的儀式。也希望我們新聞機關的記者們，創造性地工作，選擇合适的事件和時機，促成和報道這樣的儀式，以便更好地學習和落實《國旗法》。
2006年6月23日《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
當今時代，“國際會議”頗多，有在中國内地與國外某一地區或學校召開的會議，也有在周邊某國或境外某地召開的會議，隻要會議上有外國人甚至是中國的港澳台人士，都能稱之為“國際會議”。為此，我寫了一篇《學術創新與外國人的語錄》——
如此“國際會議”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正的國際水準，可能很多組織者心裡都是明白的。但是，我們的制度很明确，這樣的“國際會議”可以得到經費的資助，參加這樣會議的成果多能得到承認。一項學術研究，一項創新成果，能夠得到有多個國家人士參加的國際會議的認可，當然是件好事情。中國要走向世界，當然要關注世界，當然要重視各種各樣的有意義有價值的國際會議。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外國也有一些機構，想着法子向一些開發中國家的人士發邀請，以“國際會議”的名義撈取錢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有必要以此作為考核和獎勵的唯一标準嗎？
無疑，學術研究和創新是個痛苦的事情，交流當屬必要，學習借鑒前人和他人的成果更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當無意義的交流成為評價标準之時，當照抄照搬别人的文獻成為時髦之時，便會讓交流成為形式,摘抄文獻成為簡單的體力勞動！如果學術創新僅靠發表一些外文論文，參加一些“國際會議”，引用一些外國人的“學術語錄”，不但讓學術蒙羞，而且讓國家蒙受巨大損失，更讓一些踏踏實實進行研究的人變得浮躁，使人們忙忙碌碌，不知所為，成為蠅營狗苟的“學術油子”。
虛心地向世界學習，真誠地向他人請教，永遠是我們學術研究和創新的前提。隻是希望政策的制定者，要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和實際出發，讓我們的學術制度和政策更有利于中國人才的成長。
2009年6月1日 《中國青年報》“一家之言”
為了提高教學品質，教育部關于普通高等學校大學教學評估工作正在一些高校緊張進行着。“教學評估”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使大陸高校“辦出水準、辦出特色，切實提高人才培養品質。”看來，“教學評估”是有意義的。但要真正将這項工作做好，還需要對當下中國大學存在的問題作一點梳理才是。于是，我寫了《老師們為上好課做了些什麼》——
大學是幹什麼的，它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地方；老師是幹什麼的，教書育人是它責無旁貸的使命。但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事實也擺在我們面前：除了上課，老師們為上課做了些什麼？隻要我們走進大學稍作調查就可以發現，老師們除了上課，真正為了上課和教學的時間其實很少。他們更多地在忙做課題；他們更多地在忙着寫論文和著作；他們更多地在忙着參加各種頒獎會、座談會、咨詢會等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不能說上述活動不重要，問題在于，老師們都去幹課堂以外的事情了，還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上課和上好課。
為了上好課，老師們首先需要加強本課程的知識學習。
為了上好課，認真備課是少不了的。了解學生的情況，聽取他們的回報，加上同行們的聽課、切磋、交流都是需要時間和精力的。
為了上好課，還要與同學們打成一片，掌握和了解傳授對象的課外活動情況，回答他們的問題，批改他們的作業，幫助他們選擇參加适宜的社團活動和從事有效的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這一切都是需要老師花費時間和精力的。
時下正在進行“教學評估”活動，或許會提高老師們對課堂教學的重視，促使他們為打造一張張靓麗的學生名片而努力。但是，我以為這絕不是靠短時的教學評估就能奏效的，也不僅僅是老師們自己的事情，必須從宏觀的教育體制上進行反思和改革。比如說，能否保證大學就是以“教書育人”為宗旨，能否考核學校和考核老師以課堂教學和人才培養的成果為主，能否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教學的老師考核、晉升制度？隻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當下實際上重科研輕教學的辦學模式。
2014年12月18日《中國青年報》
網絡時代發生新變化，在“可用”的基礎上，建構“可信”的網絡環境，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為了建立網絡信任和安全，需要“講真話”的精神和誠信的首先投産道德氛圍的營造。我在“思想者”理論專版上發表了《網絡時代講好真話》的理論文章——
講真話是公民權利伸張的慣常方式，是真誠人格的表現，也與公民意識的覺醒息息相關。多講真話，才能取信于人，他人也會報之以誠；才可吐露真實心聲，伸張自身權利，為政策制定提供借鑒，為誠信氛圍的構築“添磚加瓦”。
首先，講真話要掌握實情。
其次，講真話要合乎時宜。
再次，講真話應端正立場。
最後，講真話要堅持獨立精神，培養寬容品格。
在網絡化日漸深入、民主化大潮不可擋的新形勢下，講真話不隻是關于勇氣、魄力，更需要相應的制度鋪設。寬松的制度環境、開放的輿論口徑，才會增益于說真話的常态化。而與此同時，堅持獨立精神、培養寬容品格，也是保養真話“花瓣”的社會營養。當寬容的文化土壤肥沃了，獨立思想不斷萌芽，真話才會盛開，社會才能離和諧越來越近。
2015年3月23日《中國青年報》“思想者”理論版
新聞的真實是新聞報道的前提和基礎，講真話、報實情也是新聞人應該時刻恪守的職業道德。30多年來，我先後出版了《與靈魂對話》（長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出版）、《我們說了些什麼——一個新聞學教授的曆史回眸》（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和《講好真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講好真話》現已列為湖北省委宣傳部與華中科技大學和中南财經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科共建項目，榮獲湖北省社會公益出版專項資金獎勵項目。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各級上司幹部擔當作為，敢于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于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以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上再次強調，“鼓勵基層幹部群衆講真話、講實話、講心裡話。對發現的問題，要分析原因、找準症結，有針對性地研究解決。（新華社北京 2022年12月27日）
當今時代，在知識資訊驟增的大背景下，在傳播速度越來越快捷且媒體形式越來越多元化的形勢下，我們不能一味鼓勵“想到就說”，而要力求做到“想好了再說”。隻有那些視角獨特、見解獨到、說理透徹、思維新穎，富有建設性的真話、實話、心裡話，才會受到人們的青睐，促進工作的改變。在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程序中需要講好真話，在不斷提高基層幹部治理國家能力和水準的實踐中，講真話、講實話、講心裡話是一項重要任務。
講真話好，講真話難，正因為難才需要我們大家都努力去實踐，積極努力做到在發現問題或問題端倪時快說真話；要在人們赽趄不前、嗫嚅而言時敢說真話；要在人們能說真話時說好真話 ；要将真話時常挂在嘴邊常說真話；要在講了真話且被實踐證明是不正确或錯誤後認賬改錯。講真話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從能夠做的地方和時刻做起 ，講出符合當時當地情況管用的真話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而時間則最終評判認知與實踐的是非功過、真僞優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