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身邊衆多謀士，有個叫做楊永泰的尤為突出，才華橫溢，政策超群。
他是蔣的“政治圍剿”幕後策劃，逼的紅軍開始長征。
他巧妙削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勁敵，助蔣獨霸江山。
他三次獻計蔣介石，被稱為“民國毒諸葛”，楊永泰的陰謀布局，一次比一次更狠辣腹黑。
互相交彙的政治野心
在1928年這個曆史的轉折點上，蔣介石，剛剛重返政治舞台的他，深感自己在智囊團中急需一位足智多謀的謀士。
在這關鍵時刻，蔣介石的盟兄黃郛向他推薦了一個極具潛力的人物——楊永泰。
黃郛對蔣介石盛贊楊永泰：
“楊暢卿先生乃是當世奇才，胸中藏有滿腹的經綸，足以輔佐治國。他所能之事，無一不及我所能；而他之所能，往往我尚不及。對于國家大計，望公深思研究。”
這番出自盟兄之口的贊譽讓蔣介石深信不疑，對楊永泰充滿了強烈的期待。
楊永泰，字暢卿，1880年生于廣東茂名，自幼接受嚴格的傳統教育。成年後，他先後進入廣州高等學堂和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深造，接受現代教育。
畢業後，楊永泰投身報界，在《廣東報》擔任記者和編輯，以其流暢的文筆、靈活的思維和深刻的立論在珠江地區聲名遠揚。
1912年，他更是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國會議員。
随後的護國運動中，以張耀曾、李根源等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組織了政學會（又稱政學系），楊永泰積極參與，成為其重要成員。
在護法運動期間，政學系投靠西南軍閥，策劃改組軍政府以排擠孫中山。
楊永泰作為政學系的核心成員，參與了改組後的軍政府工作，曾任廣東省财政廳廳長和省長。
但随着軍政府的垮台，楊永泰離開廣州，轉而投奔北洋政府，再次成為國會議員。
然而，好景不長，國會很快被解散，政學系也随之瓦解。
楊永泰在政治風雲變幻中來到上海，默默等待時機，希望能夠東山再起。
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楊永泰的人生軌迹與蔣介石的政治野心交彙。
他首先接近了自己在軍政府時期的老友熊式輝，這位淞滬警備司令不僅是蔣介石的重要親信，也是當時政治格局中的關鍵人物。
通過熊式輝的推薦，楊永泰巧妙地步入了蔣介石的政治圈，開始為蔣介石出謀劃策。
楊永泰的上升軌迹不僅得益于他深厚的教育背景和對政治法律的洞悉，更重要的是他豐富的官場經驗和對權力機制的敏銳把握。
他精通于洞悉上層上司的心理，擅長于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尋找自己的立足點，也就是職場上有能力的“馬屁精”。
他的能力在于洞悉形勢，利用局勢，以及在關鍵時刻把握住機遇。
這些特質讓他迅速赢得了蔣介石的信任。
在蔣介石的信任和器重下，楊永泰迅速成為了蔣的左膀右臂。
蔣介石對他的贊賞可見一斑：“事無大小，必商而行，常常竟夜長談，言聽計從，左右無一可比”。
在蔣介石身邊的日子裡，楊永泰以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信念，全心全意地為蔣介石排除異己。
楊永泰的這種全心投入，也是在為自己的政治生涯鋪路。在穩固蔣介石政權的同時，也為他自己積累了大量的政治資本和影響力。
獻計消藩，打擊地方派系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在名義上實作了中國的統一，這是一個表面上光鮮亮麗的曆史時刻。然而，背後的真實情況遠比表面看上去複雜得多。
國民黨内部派系紛争不斷，地方實力派勢力龐大，其中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更是構成了蔣介石獨攬中央大權的巨大障礙。
特别是桂系的李宗仁，他曾是逼迫蔣介石首次下野的關鍵人物，這一點蔣介石記憶猶新，心有不甘。
在這樣的背景下，解決地方勢力的問題成為蔣介石面臨的頭等大事。
1928年7月，蔣介石在北平召開了一次重要的軍事善後會議，試圖通過提出《理軍事方案》和《軍事意見書》來整編軍隊，裁減兵員，以削弱地方勢力派的軍事力量。
然而，他的這一計劃遭到了馮、閻、李等人的強烈抵制，會議最終以失敗告終，蔣介石的計劃未能實作。
進入1929年，蔣介石并未放棄他的政策。
他在南京召開了全國編遣會議，再次嘗試通過政治手段來削弱馮、閻、李等地方勢力派。
會議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式大綱》，看似是蔣介石的一次勝利，但實際上，由于馮、閻、李等人的堅決抵制，這一計劃最終又是一場空，不得不草草收場。
當時，蔣介石正為對付各地方勢力派的政策頭痛不已，正當他陷入兩難境地，無法找到合适的解決方案時，楊永泰出現了，他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一個絕妙的“削藩”計劃。
楊永泰的計劃具有極高的政策性和針對性，他提議使用不同的方法對付不同的地方勢力。
對于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他建議使用經濟手段來解決；針對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楊永泰建議采取政治手段；而面對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則應使用軍事方法；至于張學良的東北軍，則提議通過外交方法對付。
蔣介石聽聞這一計劃後大為高興，認為這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他決定首先使用軍事手段來消滅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
在楊永泰的指導下，蔣介石于1929年3月開始行動。
他首先拆散了兩廣聯盟，軟禁了李濟深，同時任命陳銘樞和陳濟棠主政廣東，這一舉措有效地削弱了桂系的政治基礎。
接下來，蔣介石派遣唐生智攜帶巨額資金前往天津，目的是收回舊部，瓦解北方的桂系軍隊。
同時，楊永泰親自出馬，說服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政敵俞作柏出面活動，促使李明瑞倒戈。
這系列精妙的舉措使得桂軍在未經一戰的情況下就自行崩潰，李宗仁和白崇禧最終被迫出逃香港。
1930年3月，中原大戰的帷幕正式拉開。這場戰争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大派系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而引發。
面對聯軍的強大攻勢，蔣介石的政治和軍事地位面臨嚴峻考驗。
此時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采取陸戰為主，空軍協同的戰術，同時利用銀元瓦解馮玉祥的西北軍。他的第二個建議更是大膽，提議不惜一切代價争取持觀望态度的東北軍張學良的支援。
蔣介石依楊永泰的計而行，施展金錢政治的高招。他用重金收買馮部的将領，并派遣吳鐵城、張群攜帶巨額資金前往東北，極力拉攏張學良，希望能在戰場上獲得東北軍的支援或至少保持中立。
這場激烈的戰役最終以蔣介石的大獲全勝告終。
西北軍在銀元攻勢的瓦解下幾乎全面崩潰，僅剩下第二十九軍殘存。
閻錫山在山西的勢力被大大削弱，不得不長期龜縮在自己的老家。
而曾經威風八面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隻能在廣西的一隅默默經營，他們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大幅下降。
毒計“剿共”，軍政圍剿
在成功實施了“削藩”的戰略後，蔣介石迅速将目光轉向了共産黨上司下的蘇區，決心以軍事力量“圍剿”這一新興政治力量。
蔣介石，剛剛擊敗了各地方實力派，信心滿滿，認為區區共産黨不足為慮。
然而，事實卻出乎他的意料，國民黨的幾十萬大軍，在先後兩次的“圍剿”中都遭遇了慘敗，而紅軍卻愈戰愈勇，士氣高漲。
到了1931年6月，蔣介石親自率領了30萬大軍對蘇區進行了第三次“圍剿”，但幾個月的戰鬥下來，結果依舊是損兵折将，未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勝利。
這三次“圍剿”的連續失敗，讓蔣介石極度焦慮，寝食難安，如坐針氈。
在這個關鍵時刻，“毒諸葛”又出來獻計了。
作為蔣介石的智囊和心腹，楊永泰對于如何對付紅軍有着自己的見解和政策。
他深知紅軍并非僅僅是一支普通的軍隊，而是一支黨軍，其力量源自堅定的政治信念。
楊永泰認為，僅僅依靠軍事手段“圍剿”是難以奏效的，必須采取更為全面的政策。
是以，他在蔣介石陷入困境時，及時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政策”。
這一政策不僅包括軍事行動，還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目的是全方位地削弱和消滅紅軍的影響力和戰鬥力。
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的“剿共”政策，着重強調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
他主張在軍事行動之外，更加注重政治和社會措施的運用。
具體而言，他建議加強對匪區群眾的管理和宣傳，改善當地治理，消除地方惡勢力，同時為窮苦群衆提供救助和日常生活指導，目的是削弱共産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力。
此外，對于投降的共産黨成員，他提倡實施寬大政策。
1932年4月，楊永泰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秘書長，負責為蔣介石的“剿共”行動出謀劃策。
為了貫徹這一剿共方針，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行政改革措施，包括改革政制，設立行署專員制度，以及實行“管、教、養、衛”四大綱領。他還認為，行政人員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強健的體魄和豐富的知識。這些措施旨在從根本上消除動亂的源頭。
在楊永泰的政策和政策下，蔣介石的軍隊對中央蘇區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最終迫使紅軍從蘇區撤離，展開了長征。
是以楊永泰可謂是讓紅軍被迫長征的幕後黑手。
獻計入川，三步收權
自古四川被譽為天府之國，其土地肥沃、資源豐富，是中國重要的經濟區之一，也是軍事戰略上的關鍵地帶。
這一地區，包括四川、西康、雲南和貴州，具有戰略意義，是國民政府在抗戰中的堅固後方。
1934年紅軍長征後，蔣介石意識到四川、雲南和貴州的政治重要性，認為這是進一步統一的良機。
四川的局勢尤為複雜，劉湘是當地的主要實力派。雖然劉湘感激蔣介石過去的支援，卻始終警惕中央軍的介入。
當蔣介石提出派軍協助“剿共”時，劉湘堅決反對中央軍入川，僅要求中央提供軍械支援。
在這種背景下，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利用目前形勢鞏固與劉湘的關系，提供财政和軍事支援，而不直接派兵，僅建議派遣一個參謀團駐重慶。
接着，建議撤銷南昌行營，轉而設立重慶行營，以追剿共軍為名，實則逐漸滲透四川，最終實作統一的目标。
楊永泰為蔣介石量身定制了這一“入川三步曲”。
1935年1月12日，南昌行營廳長賀國光率領憲兵及參謀團進入四川，開始了蔣系勢力在西南地區的擴張。
這一舉措，雖然劉湘難以拒絕，卻标志着蔣介石勢力在四川的滲透初步實作。
随後，蔣介石于3月親赴重慶，将參謀團更新為重慶行營，任命楊永泰為行營秘書長，此舉為剝奪劉湘軍政大權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蔣介石采納了楊永泰的建議，通過一系列行動進一步鞏固中央在四川的影響力。首先，打破地方防區制度，成立以劉湘為主席的省政府，重新劃分行政區域。
接着，統一四川币制，确立預算制度，整理金融體系。
同時，對四川軍隊進行重組，包括裁減和改編，并在峨媚成立軍官訓練團，由蔣介石親自擔任團長，對川軍進行輪訓。
通過這一連串精心策劃的步驟，蔣介石逐漸實作了對四川的控制，将四川轉化為國民政府在西南地區的堅固後方。
權傾朝野時遇刺，派系鬥争犧牲品
楊永泰在蔣介石的深厚信任下，權勢達到頂峰。
楊永泰的權力之大，以至于所有重要的國民黨軍政文電都需他審閱，衆多軍政要員見蔣介石也須通過他的安排。
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軍政要員，包括外交部長黃郭、湖北省主席張群等。
這些人，連同楊永泰，構成了所謂的新政學系。這個群體雖然沒有固定的組織和政綱，但他們通過個人關系和政治上的默契緊密聯合，形成了一個有影響力的政治聯盟。
他們大多學識淵博、精于政務，忠于蔣介石，得到蔣的高度信任。
新政學系的快速崛起以及楊永泰的專權統治，在國民黨内部引起了廣泛關注和不滿。
胡漢民等人最早反對楊永泰，因為他們對楊永泰在1917年排斥孫中山的行動耿耿于懷，認為蔣介石重用他相當于背叛。
與楊永泰的直接利益沖突更激烈的是CC系（所謂的中央俱樂部），他們因為新政學系的掌權而失去了鄂豫皖贛四省的黨務大權。
在第五次“圍剿”期間，楊永泰為了削弱CC系的影響力，同時擴張自己的勢力，向蔣介石提出了将黨、政、軍力量集中于“剿匪總部”的政策。
蔣介石接受了這一建議，并對鄂豫皖贛四省國民黨組織進行了重大變革，使得新政學系的成員控制了這些地區的黨務。
楊永泰還在國民黨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員的任命上插手，原本由CC系控制的權力逐漸轉移到他的手中。
這一系列舉措引起了CC系的強烈不滿，但由于楊永泰深受蔣介石的信任，長期在蔣身邊活動，CC系出于對蔣介石的顧忌，隻能暫時按兵不動，
時機很快來臨。
在1935年12月，楊永泰離開蔣介石的麾下，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然而，這一轉變為他的政敵提供了暗殺的機會。
1936年10月25日，楊永泰在參加完日本駐漢口領事館的宴會後，在江漢碼頭遭遇刺客襲擊，不幸身亡。
這起刺殺事件在國民黨軍政界引起軒然大波，蔣介石震怒，立即下令調查并迅速抓獲兇手，對其處以極刑。然而，幕後策劃者卻未受牽連。
在國民黨的高層派系鬥争中，蔣介石面對此事束手無策，最終隻能讓事件不了了之。
參考資料：
蔣介石的幕僚楊永泰 肖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