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谌旭彬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庚申之變”《大變局》的主題是晚清的改革與轉型。具體而言，關注的是鹹豐十一年(1861）到宣統三年（1911）的改革曆程。之是以不從道光二十年(1840)談起，是因為該年的英軍叩關雖一向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這場戰争并未将清帝國從舊夢中喚醒。第一次鴉片戰争期間，沿海地區的士紳大多僅将英軍視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覺得他們連倭寇還不如。
第一次鴉片戰争結束後，沿海地區最了解“夷情”的知識分子，也鮮有人覺得清帝國需要參照外部環境實施改革。梁廷枏是廣東順德人，一向留心“夷務”，做過林則徐的幕僚，是1840年英軍叩關的親曆者。可即便是梁廷枏這樣的人物，在戰後總結教訓時，仍堅持認為道光時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斷無向洋人學習之理，否則太失體統。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時中國的“地雷飛炮”之術，洋人的艦船來自鄭和下西洋贈給他們的圖紙，連洋人的數學造詣“亦得諸中國”，隻要将祖宗們留下來的技術與學問參透，洋人是奈何不了我們的。沿海地區的士紳和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正的驚雷出現在鹹豐十年，也就是1860年。這年的舊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國的大小京官們痛苦地目睹了北京城落入英法聯軍之手。一位自号“贅漫野叟”的京官說，洋兵是從安定門入城的，他們登上城牆後便将清軍盡數驅離，升起五顔六色的旗幟，還将清軍配置在城頭的大炮全部掀翻扔進溝裡，安上他們自己帶來的炮。炮口一緻向南，破天荒地對着紫禁城。數天後，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負責與洋人交涉的恭親王奕䜣驚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探聽後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燒圓明園與三山等處宮殿。他後來告訴已遠遁至承德的鹹豐皇帝，說自己登高瞭望之時火光猶未熄滅，“痛心慘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無以自容”。
這一年按幹支紀年是庚申年。皇帝出逃、京城淪陷、圓明園宮殿被焚，在清代人的曆史記憶裡被稱作“庚申之變”。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無人将道光二十年(1840)的英軍叩關稱作“庚子之變”。比如魏源有一本記載英軍叩關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記》，後更名為《道光洋艘征撫記》。“征撫”二字是清帝國傳統華夷秩序下的常見詞語，意味着事情仍在清帝國的控制範圍之内，至少清廷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谌旭彬直言，“庚申之變”則不然。京城淪陷，宮殿被焚，是清軍入關實行統治200餘年來前所未有之事，不僅鹹豐皇帝心膽俱裂倉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朝野普遍使用“庚申之變”這個詞，意味着廟堂與江湖皆不得不承認維持傳統秩序的努力已經失敗，不得不容忍一種不受歡迎而又無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現在清帝國。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這種心膽俱裂與心痛欲碎中啟動的。
倒Ｕ形曲線《大變局》認為，晚清改革的終點之是以是辛亥革命，是因為這50年的改革并不是一條不斷上升的曲線，而是一條倒Ｕ形曲線。其分水嶺，也就是倒Ｕ形曲線的頂點，是1884年的甲申易樞。曲線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趨勢是艱難突破種種阻礙堅持向前；曲線的後半段，改革的基本趨勢是減速放緩，最後走向了反改革。
在前半段，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䜣，具體的推動者是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桢等地方督撫，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轉鹹豐皇帝的施政路線，重新團結官僚集團以重塑政權向心力，并緩和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以便騰出手來徹底鎮壓太平天國。改革的長期目的，是引進列強的先進技術，包括征稅技術和軍事技術，來提升清帝國的實力，尤其是提升軍隊的戰鬥力。當時流行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則點明了這場改革的終極目的是制服嚣張的夷人、重塑天朝的榮光。
為達成該目的，外交系統、軍事系統、稅賦系統和教育系統，皆是主要的改革對象。外交系統由理藩院轉型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與近代條約外交制度對接，并向外派駐使節。軍事系統大量換用洋槍洋炮，緻力于建設自己的近代化兵工廠，并采購洋船組建了近代海軍。稅賦系統主要是引進近代關稅制度，并開征厘稅，大搞鴉片财政，讓清帝國的稅收有了大規模增長。教育系統的主要培養對象是外語翻譯人才、能夠操作近代機器的人才、能駕駛近代軍艦的人才。在甲申易樞之前，大部分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後與恭親王，中至洋務派地方督撫，下至民間開明知識分子，都對此表示支援。
1883年爆發的中法戰争，被朝野上下視為檢驗洋務自強改革成效的“大考”。上至慈禧太後，中至内外群臣，下至民間士紳，皆認為清帝國在經曆20餘年洋務自強改革之後，當有能力與法國軍隊一戰，保住越南藩屬國。于是，對戰事持保守立場的李鴻章、恭親王奕䜣和總理衙門衆大臣更被集體逐出決策中樞，是為甲申易樞。
中法戰争最後以戰場上互有勝負、和約裡沒有賠款收尾，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清帝國過去２０年洋務自強改革的期望。從此，王與後“同治”的時代結束，不了解改革真實含金量的慈禧太後成了唯一的強力決策者，她覺得中興已大體完成，享樂的時刻已經到來。整個帝國都籠罩在虛驕的氛圍中，自強改革開始減速。
外交方面，總理衙門從改革的重心所在，淪為疲于奔命的中外沖突救火員，“知己知彼、融入國際社會”成了空談。軍事方面，陸軍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幾乎停止，北洋水師也受限于經費，隻能以殘陣宣布成軍。軍事體制層面的變革，比如成立獨立的海軍部，更是無從談起。經濟領域的改革則止步于官督商辦，輪船招商局由興盛迅速轉向衰落，漢陽鐵廠長期煉不出一根合格的鋼軌。科舉改革更是毫無動靜。
悲劇很快就發生了。晚清改革始于“庚申之變”中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恥大辱，最後又回到1900年“庚子之變”的京城失陷、太後攜皇帝外逃。曆史轉了一個40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點。
谌旭彬指出，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以前反對過“師夷長技”的朝野士紳，在經曆各種現實教訓後，變成了呼籲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器械的積極分子。許多以前隻主張“師夷長技”的朝野士紳，也在經曆各種現實教訓後，變成了呼籲實施制度改革、變君權時代為民權時代的積極分子。這當中最巨大的變化是，原本身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後，逐漸成了改革的阻力，成了亟須被改革的對象。
革命與改良1912年2月12日，清廷中樞于四面楚歌中頒布《遜位诏書》，清帝國正式滅亡。對于這場鼎革，後世流行過一種反思，稱“革命打斷了改良”，認為辛亥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與專制，也革掉了更有價值、更有可能成功、社會轉型代價更小的晚清立憲。這種說法一度很有市場。
在谌旭彬看來，這種反思是沒有史實支撐的。因為所謂的晚清立憲，早在武昌槍響之前就已經死掉了。具體表現是，開辦學堂後仍堅持搞四書五經，堅持搞以忠孝為本；編練新軍時仍以滿洲為本位；啟動官制改革的目的隻是為了提升皇帝、太後的集權程度；廢除科舉也隻是被内外局勢所逼不得不有所表示。
直到武昌的槍聲響起，眼看動用武力鎮壓已告失敗，各地督撫也普遍持觀望态度之後，清廷中樞才在1911年的11月3日頒發《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徹底放棄《欽定憲法大綱》裡的種種權力歸于皇帝和種種“議院不得幹預”，來了一次180度的全面改口：承諾皇帝的權力要“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如何了解革命和改良的關系呢？谌旭彬認為，如果“被打斷的改良”指的是清廷中樞願意搞的“預備立憲”，那麼這種改良理應被打斷。根據清廷頒布的《預備立憲章程》與《欽定憲法大綱》，它所要搞的不過是一種新式的開明專制。如果“被打斷的改良”指的是立憲派所要求的君主立憲，那麼武昌的槍聲并沒有打斷它，因為立憲派的政治訴求與革命黨一樣，都是“興民權，革專制”，是否保留君主反而不是核心問題。畢竟，革命黨人無意保留君主，但立憲派也從來沒有堅持必須保留君主。
常識認為，革命的全稱是“暴力革命”，改良的全稱是“和平改良”。這種差別，與人們長期習慣以手段而非以目的來劃分革命與改良，有非常直接的關系。但革命真的隻有“暴力革命”一種形态嗎？可不可以有不暴力的革命？
《大變革》認為，在清帝國的最後十餘年裡，革命與改良從來就不是彼此對立的陣營。一種政治運動革命與否，其實取決于它的政治訴求當中有沒有變更政體、重造政治規則的選項。如果有，那就是革命；如果沒有，而僅限于在現有制度的基礎上做一些修修補補，那就隻能算改良。如果不但沒有變更政體的訴求，還采取暴力手段取代現政權，那就隻是徒增黎民苦難的改朝換代。
總之，以政治訴求劃分了革命與改良之後，方才輪到用暴力或者和平手段來劃分“有秩序的革命”與“無秩序的革命”。了解了這一點，就不會糾纏于“革命打斷改良”的問題。如谌旭彬所言，在清帝國的最後十年裡，與其說革命與改良是互相沖突的關系，不如說前者一直在為後者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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