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區裡，有家理發店。二十多年前，我住進小區，搬家一身泥猴，頭發又髒又亂，看見這個理發店，走了進去。店不大，隻是靠着圍牆建起的一排屋子中的一間，有些擁擠，三把理發椅，幾個凳子，一個帶熱水器的洗臉盆。牆上貼着幾張美女的大頭像，大概是從畫報上剪下來的，映在鏡子裡面，自己對着自己搔首弄姿。
快過春節了，人不少，本想要走，一個小夥子笑臉相迎地叫住了我：“一會兒就完，您先坐在這兒吧！”南方話中夾雜着并不道地的兒話音。吸引我坐下來的，是他的長相。這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小夥子，模樣端莊，五官清秀，完全配當一名演員。乍一看，有點兒像張國榮。
理發店裡一共三個員工，兩男一女，年齡都不大，張國榮——姑且就叫他張國榮——和一個染着一頭黃毛的大個兒，是理發師。兩人都穿着黑色的襯衣，打着筆挺的領帶。小姑娘撐死十七八歲，負責洗頭染發和掃地。人長得嬌小玲珑，白淨淨的臉上一對淺淺的小酒渦，儲滿笑意，很有些親和力。我想如果把他們包裝包裝，演一出電視劇，特别是那種青春偶像片，不見得比眼下那些當紅的演員差。
果然等的時間不久，張國榮一邊抖着手中的圍裙，一邊笑着叫我。我坐在理發椅上，他先問我：“您是第一次來吧？”我點點頭，就算聊起來了。小夥子很健談，我知道了，他們三個人都是從江西靠近南昌的農村來北京闖天下的。理發店老闆是北京人，在馬甸橋還有一家大得多的理發店，一般不上這邊來，把這個小店交給他們打理。很顯然，張國榮是負責這裡的小頭頭，一問，真是。“什麼頭兒，就是按時給老闆交錢。”張國榮有些羞澀地笑笑。
我問他：“快過年了，不回家嗎？”他說：“我們要忙到年三十的夜裡，大年初一上午走，都買好火車票了，京九線的，到我們家有一站。”“過年能給家裡拿回多少錢？”“沒多少，刨去吃住，最後也就剩下幾千塊錢。”黃毛大個兒和那個小姑娘在一邊笑着說他：“他帶的錢可比我們多，他家裡用處多。”那笑中似乎别有含義，不懷好意。我忙問：“是不是有女朋友在家裡，得專門帶給她呀？”他的臉一下子紅了：“哪兒有女朋友呀，您說現在誰願意找我們剃頭的呀？”等着剪發的一位大嬸接過話說：“那就在北京找一個！”他的臉紅得更厲害了：“北京的姑娘眼眶子長得比眉毛都高，誰看得上我呀。”大嬸說：“可别這麼說，出落得這麼漂亮的一個小夥子，還愁沒處找去？”黃毛大個兒回頭說道：“那您捎帶手幫我也找一個吧！”惹得大家都笑起來，笑聲把小店烘托得暖氣融融的。
以後每次理發，我都到那兒去，發現去的大多是和我一樣的回頭客。特别是小區裡的大爺大嬸們，更是常客，常常帶着自己的洗髮乳和锔油膏，花費在小店裡的錢很少，他們一樣笑臉相迎，大爺大嬸的叫得格外甜。
我已經知道，他們就住在小區一棟樓房的地下室裡，住宿和飯錢，是由老闆支付，不過每天的飯錢三人一共隻有10元錢，負責做飯的是那個小姑娘，我問她：“你們老闆可真夠摳的，這麼點兒錢夠吃的嗎？”“沒有辦法呀，除去買米買面和買油的錢，剩下買菜的錢沒多少了。夏天還好，菜便宜，還能夠買一點肉炒菜。我隻能夠每天下午人家菜攤快收攤的時候，買一些搓堆兒的便宜菜。”
每次洗頭時，小姑娘都愛和我說話，有一次，對我說她來北京都快兩年了，附近的公園玩過了，一直想去一趟長城，就是太遠，店裡的活又忙，沒人能陪她去，再說去一趟也得花不少錢，一直沒去成。
哪個小姑娘沒有點兒願望呢？哪個小姑娘又不愛美呢？有時看到她穿着新衣服，戴着手镯，紮着耳墜，便會誇她幾句，問她是哪兒買的，怎麼突然舍得花錢買這些東西了？她告訴我衣服是從女人街上買的，首飾是從潘家園舊貨市場買的，都花不了太多錢。每次說到這裡，張國榮都會說她：“她呀，就會亂花錢！”她便反唇相譏：“又沒花你的錢！”黃毛大個兒什麼也不說，握着手裡的剪子或吹風機，總是在一邊壞壞地笑。
日子長了，我發現并不隻是我一個人，認為張國榮和小姑娘在悄悄地戀愛，起碼有那麼一點意思。男的女的長得不錯，脾氣性格不錯，又每天在一起，你吹笛子我捏眼兒地配合得也不錯，大家都覺得挺般配的。但是，大家都錯了，不過是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一次有位老太太一時高興，問起正在給她染發的小姑娘，和張國榮是不是有那麼一回事？惹惱了小姑娘：“誰老是這樣嚼舌頭，沒影兒的事老往我身上瞎安！”一氣之下甩下手裡的家夥什跑出了門。張國榮隻好走過來替老太太繼續染發，然後說道：“大媽，真沒那麼回事。”
倒是沒有過多久，總有一個高高個子的姑娘，老坐在旁邊空理發椅上，不着急理發，也不怎麼講話，就那麼靜靜地一直坐在那裡。我見過她好多次，挺好奇，有一次等着理發的人多，便搭讪問她做什麼工作，她說是售貨員，我又問她在哪兒上班，她說在中關村。好家夥，中關村，離着這裡起碼有二十多公裡，那麼遠的道！她就那麼一直等着，等到空閑的時候，讓黃毛大個兒給她染發，也染成了一頭黃毛，彎曲搖曳着。染好發，吹好風，黃毛大個兒穿上大衣，兩人一起出了門。張國榮對我說：“看見了嗎，人家才是真正搞對象呢！這一猛子紮出去，晚上見了，他的活兒都得我替他幹喽！”小姑娘在一邊抿着嘴笑，大家也笑。
我再去理發，沒見到黃毛大個兒，一問才知道是速戰速決結婚了，為了和夫妻離着近便些，到老闆馬甸橋的那家店裡去了。
小店裡，來了一個小個兒的理發師，手藝不如大個兒好，人們都不大願意讓他理發，特别是那些老太太們，小個兒不在的時候，常常發牢騷，還是大個兒在的時候好。可想想也不能為了自己的頭發，就棒打鴛鴦，讓人家天各一方啊。
小個兒知道大家對他的态度，不過，他不怎麼在意，整天樂呵呵的，愛一邊幹着活一邊聽耳機裡的音樂，一邊扭着屁股打着點；要不就是愛和小姑娘逗逗悶子，逗得小姑娘哈哈大笑。有時碰見兩個喝多了酒理完發不給錢奪門就走的主兒，一般都是小個兒緊跟着跑出去，拽着他們的胳臂要錢。有一次，錢拿到了手，鼻子被人打出了血，他仍然扭着屁股踩着點兒跑了回來。不愛讓他剪頭的老太太，再輪到剪發時也不說什麼，讓他把圍裙風似的抖開一個弧度，潇灑圍在自己的身上了。
有一天，我去理發，看見黃毛大個兒回來了，那些興奮的老太太們，紛紛地問他這問他那的。黃毛大個兒新添了個兒子，專門跑回來告訴大家這個消息，也算是個念舊的人。老太太們連連誇他，然後不禁感慨着日子過得可真是不抗混呀，一晃黃毛大個兒結婚都一年過去了，自己的白頭發染黑了又白，不知多少次了。
有一年開春四月，我去理發，那時，張國榮在香港跳樓自殺沒幾天，我對張國榮開玩笑說：“張國榮自殺了，你怕不怕？”他笑着說：“我怕什麼呀？我要是也能像他那樣有錢又有名，死也值了。”我對他說：“你要是也能夠去拍電影，沒準能和他一樣有名又有錢呢。”“您又逗我，我哪是那塊材料！”“還真不是逗你，張國榮最開始還不是和你一樣，也隻是一個平常的年輕人。”“人的命不一樣呀，我的命就是理發，從來不癞蛤蟆夢想吃天鵝肉。”
小姑娘在旁邊一邊嗑着瓜子一邊搭話：“照你這麼說，理發的都是癞蛤蟆了？最起碼也得是青蛙吧？”逗得大家都笑了。
過了兩年的春節後，理發店貼出了一張停業告示，他們盤下了旁邊的一間屋子，準備把兩間屋子打通，理發店要擴大地盤了，生意越來越興旺。大家每天路過那裡，看見張國榮、小個兒、小姑娘和一幫勞工忙活着，都替他們高興。理發店再開張，是七月份。這中間小半年的時間，小區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們不大适應，大家才忽然明白似的，小小的理發店已經是小區的一景一物一個念想，有它時沒覺得多了點兒什麼，沒它時卻覺得缺了點兒什麼。是以，當理發店重新開張，來的人特别多。我去了幾次，從玻璃窗戶和玻璃門看進去，人影習憧憧，隻好趕在一清早理發店剛開門時去。這才發現真是鳥槍換炮，新擴的那一間新裝了兩把理發椅和兩個蒸發器，還特别安裝了一個躺式的洗頭裝置，一台嶄新的29寸電視也懸挂在牆上，外間原來洗臉盆的地方放了一張寫字桌，作為專門的收銀台。
當然，最大的發現，是黃毛大個兒回來了，而張國榮、小個兒和小姑娘不在了。我問黃毛大個兒，他告訴我張國榮回老家結婚了。小姑娘也回老家了，她搞了個對象在那邊。他自己呢，生了孩子後，在北京開銷太大，夫妻要上班，又要照顧孩子，太辛苦，實在是玩不轉了，夫妻帶着孩子也回老家了。小個兒去了哪兒，他不清楚。老闆是個明白人，知道做理發生意，靠的就是人臉熟和人緣好，光是生蟒子重新打江山不行，就讓他從馬甸橋那邊又回來，暫時支撐門面。
小店裡原來的鐵三角，隻剩下大個兒了。新來的兩個理發師，都是毛頭小夥子。在人們的心目中，論手藝，張國榮第一，黃毛大個兒第二，都認為新來的兩個小夥子不靈光，更沒有張國榮那樣愛說話，會說話，特别是長得又那樣端莊清秀，符合小區老太太們的審美标準。
有時我會想起張國榮和那個小姑娘，不知道張國榮在家鄉的日子過得怎麼樣，不知道小姑娘臨離開北京前去沒去成長城。有時我會問問黃毛大個兒想不想老婆孩子，他所答非所問，隻是說現在三個都是男的，沒有人會做飯，吃得差多了。
退休以後，我常去國外看孩子，很少到理發店。轉眼這麼多年過去了，小小的理發店還在，一個理發店能夠堅持二十多年，就像長成了一棵樹，紮根在小區裡，不那麼簡單。前不久，我去了理發店，原來的鐵三角都不在了，疫情鬧騰了三年，生意不好做，馬甸橋的店關了，這家店裡，老闆親自披挂上陣，他媳婦給他打下手。我問他那三位元老的情況，他告訴我，張國榮離婚了，黃毛大個兒回家鄉開店，他的孩子也大了，在他的店裡跟着學手藝。小姑娘的情況，他搖搖頭。
老眼慣看往來路，流年暗換往來人。
2023年10月5日寫畢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