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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印度情報機構在海外的行動并不乏追蹤者。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政治學副教授克裡斯托弗·克拉裡(Christopher Clary)近來專門統計了過去兩年印度情報人員進行“定點清除”（targeted killings，亦稱目标追殺）的11項可信指控；印度媒體上近來也流傳一份清單列出了在英國、意大利、尼泊爾和泰國發生的針對所謂的“卡利斯坦”支援者的行動。
國際安全界研究和觀察人士，尤其是英澳加等盟國的機構，都不會輕易錯過能夠拼湊出新興大國對外使用力量來完整鍊條的機會。美國起訴書表明，暗殺行動的主要策劃者代表印度更進階官員行事，即“CC-1”，他在與本起訴相關的所有時間内都受雇于印度政府，居住在印度，并在印度指揮了暗殺陰謀的實施。
僅從這份法庭檔案中大緻可以看到，一個行動網絡已經建立起來了。“CC-1”與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其他人合作，“他擁有廣泛的資源……記者們在猜測這可能是什麼級别的職位。”密切跟進事态發展的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12月12日刊發的分析文章寫道。“CC-1”5月以撤銷古普塔在印度犯下的刑案為條件，招募古普塔行兇。15頁起訴書中包括了一張監控偷拍照片，記錄了預付款1.5萬美元現金轉交的過程，據說是印度方面安排的，約定的全部“傭金”是10萬美金。這一細節至少暗示，除了被招募來協調襲擊的個人古普塔之外，美國境内還有其他特勞工員，或者至少監控方式很老道。
“CC-1”還能夠提供有關目标對象潘農的家庭住址、電話、電子郵件和日常活動細節，以及他在家的時間。他甚至在蒙面槍手在加拿大殺害尼賈爾數小時後，就獲得了一段“血淋淋的屍體倒在車裡”的視訊，并将其發送給他在美國的同謀，敦促他們繼續行動。
不過，古普塔找到的“殺手”是由美國毒品管制局卧底探員假扮的。印度總理莫迪2023年6月22日訪美之後，古普塔6月30日在捷克境内被捕，将被引渡到美國面對指控。據報道，古普塔曾走私毒品和軍火。
消息人士沒有透露是美方對印度的抗議導緻主謀放棄“暗殺陰謀”，還是聯邦調查局直接挫敗了該行動計劃。
媒體此前曾披露，美國司法部曾讨論過是否即刻解封起訴書并提起公訴，還是等到加拿大完成對尼賈爾謀殺案的調查之後。但有知情人士透露，令案件進一步複雜化的是，起訴書中被指控的一名人員據信已離開美國。
一旦公之于衆，輿論場上的壓力旋即洶湧而來。印度駐美國大使塔蘭吉特·桑杜（Taranjit Singh Sandhu）2023年11月底在紐約出席一場活動時因遭到錫克教活動人士的現場質問而提早離場。
美國檢方發起公訴後不久，《華盛頓郵報》2023年12月1日以社論形式警告印度的“跨國打擊行為”已經越過了“紅線”，是對主權的嚴重侵犯，需要進行誠實和徹底的調查，将肇事者繩之以法，并公布所有事實。“美印建立更緊密關系取決于印度如何回應公訴書，”文章寫道，“任何拖延或掩蓋都将影響建立戰略夥伴關系的所有其他有價值的努力。”
“組合拳”施壓，但點到為止
在情報界，“暗殺陰謀”早已引起軒然大波，對莫迪政府對外越發具有進攻性行為的質疑甚至是憤怒已蔓延多時，美國、加拿大、英國通過實際行動明确表達對印度違反管理R&AW在這些國家行動的不成文規範的不滿。
但美國最高情報和安全官員習慣将指責保持在“無聲”之中，與印度同行的“對質”也在私下進行。如同美國檢方的起訴書小心翼翼避免将印度政府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指責，甚至壓根沒提印度情報部門。
不過，利用起訴書公開案件的一些資訊本已具“一石二鳥”之用。西方資深觀察人士認為，這既能施壓印度，敲打其不要像之前對待加拿大政府的指控那樣“輕描淡寫”，又給印度政府保留了足夠的空間自證“暗殺陰謀”并非越界行動。
“記者們利用起訴書來調查消息源以擷取更多資訊。而美國起訴書提供的細節确實有助于塑造記者們提出正确的問題，也有助于駁斥試圖洗刷指控的行為。”澳洲智庫洛伊國際安全研究所主編、前外交事務資深記者Daniel Flitton對美國司法部的這種操作及其對媒體的“借力”早已司空見慣，他2023年12月12日在智庫網站上撰寫的分析文章中也勾勒出美國政府的多重手段。
在美國檢方解密起訴書後，印度政府也作出事發後最積極的回應，表示正在調查這項指控，并在早前（2023年11月18日）成立了一個“進階别”調查委員會進行徹查，但還是重申暗殺行動并不符合政府的一貫政策。
“目前尚不清楚新德裡的這一努力是否真誠，或者其承諾是否隻是為了争取時間并掩蓋此事。”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進階研究員、美國耶魯大學通路學者蘇桑特·辛格（Sushant Singh）對印度政府的姿态和行動是否足以消除美印關系的陰雲直言不諱地提出疑慮，他認為拜登總統婉拒莫迪的邀請——作為1月26日印度共和國日慶祝活動的主賓出席活動——傳遞出“暗殺事件”已經給雙邊關系帶來裂痕的信号。
印度雜志《自由公報》主編穆罕默德·齊尚（Mohamed Zeeshan）進一步認為，新德裡不少人的一種判斷是，印度作為美國主要戰略合作夥伴，雙方關系重要到（美國）無法“忽視、邊緣化甚或是有效懲罰印度”。他呼應蘇桑特·辛格的觀點認為，莫迪政府可能的判斷是，即使美國和加拿大的指控被證明屬實，也不會造成嚴重後果。
就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裡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通路印度之際，印度記者Kapil Komireddi撰文透露了莫迪最親密的顧問之一私下裡與他的對話。印度“絕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如果莫迪感到受到被排斥，以及印度人認為美國正在試圖危害他們國家的領土完整，印度将與西方漸行漸遠、與中國達成和解并非不可想象。”他給西方媒體的文章寫道，恰如一封輾轉送達西方國家的威脅信。
敏銳的西方國家資深安全事務記者自然不會放過這些雙邊關系中的重大變化和微妙裂痕，消息靈通人士們提供的看法和便利讓他們很快将聚光燈對準了以往非常隐秘的印度情報機構。在2023年12月11日克裡斯托弗·雷對印度進行三天通路之前，美國多家媒體密集推出文章，對印度官方機構形成黑雲壓陣之勢。
其中以《華盛頓郵報》10日突然刊發的一篇披露印度情報官員運作和管理的“虛假資訊實驗室”（Disinfo Lab）的深度調查頗有“殺傷力”。調查顯示，這一實驗室實際上專門研究和抹黑莫迪政府的海外批評者。“如果印度情報部門‘玷污美國批評者和民間社會組織，那就跨越了界限，讓人想起了冷戰時期克格勃的手段政策’。”文章将矛頭直接對準印度情報部門。
稍早前，印度情報界消息人士對外否認R&AW參與“暗殺計劃”，美國獲獎的調查新聞網站“攔截”10天後聲稱拿到了一份印度外交部2023年4月釋出的有着外交秘書維奈·克瓦特拉（Vinay Kwatra）簽名的秘密備忘錄，他訓示其駐北美領事館官員配合包括R&AW、NIA在内的印度情報機構對西方國家的錫克教僑民組織發起“精心策劃的打擊計劃”，并列出了一份包括尼賈爾在内的錫克教分離主義者名單。
印度政府很快公開否認秘密備忘錄的存在，并将矛頭指向了“宿敵”巴基斯坦情報機構，稱其“潑髒水”。不過，美國《華盛頓郵報》4月16日報道稱“印度政府拉響警報，安全官員認為北部旁遮普邦出現錫克教分離組織運動可能卷土重來的迹象”，這至少與大半年過去後“攔截”網站的報道形成了某種呼應。
不過，克裡斯托弗·雷一到印度，便“冷落”起了媒體。這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10年來的首次訪印，分别與印度中央調查局（CBI，内政部下屬）、國家調查局（NIA，中央反恐執法機構）、情報局、調查分析局（R&AW）等安全機構官員連續舉行會面。印度媒體的報道顯示，他還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舉行了會面。但如此高密度的重量級系列會談，美方始終未對“虎視眈眈”的媒體提供更多“未遂暗殺陰謀”案件的溝通細節，反而是印度媒體獲得了足夠多的報道空間，不斷放大印度官方提出的對自身安全訴求的聲量。
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細節是，路透社上個月12日關于克裡斯托弗·雷和印度國家調查局總幹事丁卡·古普塔(Dinkar Gupta)的報道被撤回，一直未見按慣例刊發的修訂說明。
在美國白宮2023年7月底知曉針對潘農的暗殺陰謀後，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白宮首席副國家安全顧問喬恩·費納，在過去數月裡已經分别利用不同場合與印方官員就案件進行過多次溝通，而克裡斯托弗·雷此番仍然對“通路成果”秘而不宣。
也是在12日當天，拜登總統可能不出席2024年1月印度共和國日慶祝活動的消息不胫而走，原計劃在印度同月舉行的2024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會議也将延期。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2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在華盛頓白宮南草坪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美國總統拜登觀看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發表講話。視覺中國 資料圖
與民主黨政府關系密切的新美國安全中心印太安全項目主任Lisa Curtis針對此事對外表示，印度政府迫切需要與美國政府合作，證明它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未來再發生此類“暗殺計劃”的可能，以幫助減輕事件的負面影響。“維護近年來美印關系取得的來之不易的進展，新德裡有責任認真對待這些指控，并懲罰那些參與密謀的人。”她告訴媒體。
不讓價值觀影響戰略關系
在追蹤報道“加、美暗殺事件”中表現領先的英國《金融時報》終于獲得“回報”，2023年12月21日《金融時報》刊發了對莫迪的專訪。莫迪沒有将獨家專訪機會給美國媒體，在“事件”公之于衆近一個月後，他選擇了英國媒體首度公開表态，試圖平息事态的負面影響。
“如果有人向我們提供任何資訊，我們肯定會調查……如果我們的公民做了任何好事或壞事，我們準備好了進行調查。我們承諾依法處置。”他告訴最早獨家披露美國案件的英國大報。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很快對外表态稱，我想他們開始認識到，不可能靠恫吓就糊弄過去了，他們可以以一種以前可能不那麼開放的方式進行合作。
“新德裡的信譽蒙上了一層陰影”，《印度教徒報》外交事務編輯蘇哈辛尼·海德爾（Suhasini Haidar）12月初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反思了事件對印度遠期戰略利益的影響，她主張莫迪政府不僅要考慮“暗殺事件”對美印長期關系的影響，還必須考慮其行動對西方盟友的影響，包括“五眼聯盟”情報網絡的影響，尤其是印度在對待美國和加拿大時所表現出來的顯而易見的“雙重标準”。
“華盛頓不會讓道德和價值觀考量影響其對戰略夥伴的選擇。”就在莫迪專訪刊發當日，美國威爾遜中心南亞研究所所長邁克爾·庫格爾曼（Michael Kugelman）也通過澳洲智庫對外傳遞“樂觀研判”。
這位知名南亞問題專家認為，美印兩國近年來定期舉行高層對話可以解決争議領域的問題。“信任和善意融入了政府與政府關系，及民間與民間層面——得益于美國國内大量的印度僑民廣泛參與商業關系的建設和活躍的教育交流。”
但一些情報和安全界資深觀察人士們認為，印度職業情報官員不可避免将“付出聲譽代價”。
“暗殺計劃”發生時薩曼特·戈爾（Samant Goel）作為R&AW局長已于6月30日退休。
“印度的一個選擇可能是将責任歸咎于他，而助莫迪解套。這将使美國和印度擺脫這場争端。”英國《經濟學人》雜志預計道。
（作者系上海媒體人，長期從事國際事務報道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