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希：以社保制度的可持續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确定性

來源：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

作者：劉尚希 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現代化是一個“破壞性創造”的過程，既是對科技和生産活動方式的破壞性創造，也是對傳統規則秩序和制度的破壞性創造。世界大變局的加速演變使得中國的現代化程序更加充滿不确定性，也為中國式現代化打上了鮮明的風險時代烙印。中國式現代化是新型的現代化，即打破“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以人的現代化為目标，以物質的現代化為手段，以治理現代化為保障。這構成當今中國式現代化的三個層次，需要一體化推進，也是中國追求現代化經曆的三個标志性階段：從物質現代化到治理現代化，到以人為核心的現代化。在充滿不确定性和風險挑戰的現代化過程中，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既是現代社會應對各種不确定性和公共風險的穩定器，又是延續中華民本思想和促進人的現代化的助推器，更是衡量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标尺。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基本條件，是中國式現代化确定性的重要來源。

一、社會保障内嵌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底層邏輯是以人為本

中華民本文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脈。大陸民本思想源遠流長，肇始于夏商周，發展于春秋戰國，定型于漢代。自孟子明确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以來，民本思想逐漸成為大陸政治文化的主流。“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提出後，“天人關系”開始向人傾斜，天命、天道、天理與人命、人道、人理的關系發生改變，民變為天。随後富民、利民、樂民、憂民漸漸成為主流。大陸幾千年曆史底蘊提供的豐富思想文化資源，衍生出“為民服務”政治價值觀，也将支撐起以人為核心的中國式現代化。

從物本邏輯轉變為人本邏輯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要求，也是社會保障制度底層邏輯的建構。“中國式現代化”是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其“新”在于突破了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之路，将現代化從物的邏輯、資本的邏輯，轉向人民的邏輯。應從三個次元了解中國式現代化，即物質的現代化、治理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這三個方面是互相關聯的有機整體，是三個層次，也是接續的曆史過程和階段。進入新階段，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和社會保障制度的轉型——基于人的自由與發展，具有邏輯上的内恰性和一緻性。

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對沖不确定性風險

經濟社會演化是非線性的複雜動态過程，本質上是一個不确定性過程。追求現代化，離不開兩類“破壞性創造”：一是制度的破壞性創造，二是科技和生産生活方式的破壞性創造。兩者互動，既有規則建構的秩序及其帶來的确定性在“破壞性創造”中不斷失效。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正是為緩和與修複這種“破壞”而生，它通過立法的形式對現代化程序中遭受風險影響的社會群體進行保護，可有效抑制個體風險的外部化、社會化和公共化，遏制公共風險的形成和預防公共危機，成為各國現代化程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安排。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這種“破壞性創造”在加速，各類風險的交疊衍化為發展帶來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這對防範化解公共風險的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隻有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為“百年變局”與“驚濤駭浪”之下的中國式現代化保駕護航。一方面，社會保障要在更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之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和增進人民福祉，防範和化解可能發生的社會風險；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要高度關注因自身體系不夠完善、項目不夠協調、保障不夠充分、改革不夠及時等問題而引緻的内部風險及一旦外溢所引發的一系列民生風險、社會風險、财政風險乃至政治風險。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包含待遇水準上的可持續，更包括法制建設、系統協調和運作效率上的可持續，四者缺一不可。

三、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助推人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基本特征都聚焦于人的現代化。“人是萬物的尺度”，以人為本的現代化旨在促進所有人從“傳統人”變為“現代人”。現代人的核心是彰顯“人的三性”，即人的主體性、創造性和文明性。第一，人的主體性是基于人與物的關系而言的，人支配物，而不被物所支配。綜觀人類發展曆史，人對神、人對人、人對土地、人對資本的依附關系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人類的一次自我解放，也是社會性質的一大躍升。社會保障通過立法保護每個社會人的基本生存權、健康權、勞動權和發展權，使人得以脫離于物的束縛、工具的屬性和個體的孤立，進而具備更強的主體性。第二，人的創造性是基于人與動物關系而言的，是人差別于動物的主要标志。社會保障通過保護、修複和投資于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資本，使得現代人能夠獲得更多的創造性潛能。第三，人的文明性是基于人與人的關系而言的，社會公民越是普遍性利他，社會的文明性就越高，反之越低。社會保障通過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全社會互助共濟的項目安排，形成了扶危濟困、團結互助、共享發展的社會基本價值觀，彰顯着現代人性的光芒。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十四億人口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不同群體、不同階層組成的。社會保障制度高度關注對弱者、貧者、困者、病者等群體的扶持，更多強調邁向富裕之路上的“共同”，通過促進所有人的全面發展來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四、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标尺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條重要标尺是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制度通道獲得基本能力，包括消費能力和發展能力，進而使整個社會形成努力向上的正向循環。目前，大陸還存在“三個二進制”的梗阻，分别是所有制二進制、經濟二進制與社會二進制。尤其是在所有制二進制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成員身份、基本權利的二進制結構，在市場化過程中成為起點不公平、機會不公平的社會因素。這也是社會配置設定中形成群體性差距，進而形成能力群體性差距的社會根源。群體性的家庭貧困的代際傳遞也會是以而形成。大陸社會保障制度在建立之初是基于以上“三個二進制”搭建而成的，長期以來面臨的城鄉分割、人群分割、地域分割等一系列問題，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三個二進制”，又進一步固化甚至加劇了“三個二進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下的社會保障制度，應率先突破“二進制”結構的桎梏，成為實作治理現代化的先鋒力量。社會保障制度的轉型應從人的平等發展出發，跳出原有的碎片化改革模式，更加強調整體設計和改革協同；應持續以所有國民基本能力的普遍提升為目标，為人的發展的起點公平和機會公平夯實治理基礎，為創業創新孕育更廣泛社會條件。當一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為人的橫向流動和縱向流動都提供基本的确定性時，社會治理才談得上保障了所有人的全面和可持續發展，整個國家也就實作了真正意義上的治理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