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日，看到不少朋友在朋友圈傳播這個新聞，說是新年伊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經過友好協商達成一緻，兩校師生實作暢行互通。清北在職教職工和學生經校門核驗通過後，可以步行或騎行入校。
一、嚴肅的決策變成了網民笑料
無一例外地，朋友圈都在将這個新聞當做一個笑話進行傳播。
但在兩個著名學府的決策者那裡，這顯然是個嚴肅的事情。肯定是聽取了群衆的意見和呼聲，畢竟北大副教授李植“跨欄”進出校門已經成為全國性新聞，然後也肯定進行了互聯互通可行性的調研，校級上司也肯定進行了嚴肅的探讨和磋商，結果經過雙方協調小組的前期認真工作，說不定雙方舉行了校級上司隆重的會面儀式，簽署并互換文書，然後合照留念。
一切都是嚴肅的，也是順應群衆呼聲的，一切都是決策程式辦的，央媒也進行了報道了的，但是為什麼在網民那裡，直接就成了一個笑話了呢？
或許在兩所高校上司那裡，會感覺網民看法荒謬絕倫，正如一些上司幹部在決策後遭到群衆質疑的時候，常常輕蔑地認為網民言論不值一哂。但是如果考慮到，高校的聲譽和形象不是由自己決定的，而常常是由外部輿論決定的，網絡輿情和聲譽形象管理具有密切的聯系，就知道這種忽視網民意見和看法的做法是不對的。也就是說，清北兩所高校嚴肅的決策招緻群嘲，本身是值得檢讨的。
二、類似案例其實還有不少
其實，類似嚴肅決策最後導緻風險後果的，又何止這最新發生的清北互通事件？看看以下幾起案例，殷鑒不遠——
——某地教育部門為了本地中國小更好地生活和學習，進行反複研究後，定出了地方寒假時間，結果被網民發現是“史上最寒碜的寒假”，引發一片不滿聲音。最後還是省裡相關部門出面，統一規定了寒假時間，争議才算塵埃落定；
——今年的除夕在相關部門的安排之下可能不放假的新聞，一度引發了全國百姓的不滿。大家抱怨說，洋節不好過，現在連傳統佳節都不好過了，畢竟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全家團聚的重要日子，再大的理由也說不過去。雖然相關專家洋洋灑灑羅列了一大堆理由，也沒能平息百姓的不滿，最後還是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知，再次強調鼓勵各機關安排職工除夕休息，除夕才算“失而複得”：
——在提升股市成為從官方到民間高度共識的關口，相關部門近日一個檔案“及時”出台，一舉将股市打得狼狽不堪，此前各種政策吹風、信心鼓勁帶來的一點難得成果，幾乎煙消雲散。難道這個政策出台輕率嗎？肯定不是，必然是經過各種調研才出台的，但是一出台，就給經濟帶來一股寒意。實際上，2022年2月，騰訊已經一度股價大跌，就源于社交媒體的一個未經證明的說法，傳言相關部門将針對遊戲産業釋出一個利空的新規定。沒想到，到今年類似政策如期出台，騰訊和網易又是以大跌。真是“同一個地方跌了兩次”；
——在今年日本核污水排海之後，包括中國在内的國際社會輿論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人們對于海水的品質無比擔憂，在此之際，某部門突然召開了新聞釋出會，說經過多年治理，海水品質大幅度提升等等。雖說單看新聞都沒問題，但卻和當時國内外輿論動向嚴重沖突，甚至讓網民分不清“上頭”的引導風向到底是往哪個方向吹？
……
這種現象，我們在2022年撰寫的《複盤2021年夏末的那段“耦合風險”現象》一文中，已經探讨過這個“耦合風險”現象，說一個部門出台政策，可能是科學調研的結果，但是在各個部門依據自己“帕累托最優”出台各自政策的時候，卻可能産生非常意外的負面聚合效應，導緻從最優變成次優，甚至互相抵消，到效果最差。比如，在2021年夏末各個部門密集出台防範“資本過度擴張”等各種重大政策之後，不少觀察者對未來經濟預期悲觀，有外媒宣稱“中國正在重置其經濟底層邏輯”等。
這種現象，經濟學稱之為“合成謬誤”，是經濟學家薩缪爾森提出的概念，是說一個經濟政策，在微觀上是正确的，宏觀上不一定正确；反之，宏觀正确的，微觀上不一定正确。比如，在中國承諾“碳中和”後，很多地方開始收取碳排放稅，甚至拉閘限電成風，根本不管企業死活，碳排放是降低了，企業也癱瘓了。
實際上，這種現象早已引發中央相關部門的關注，并給出了提醒，比如，在2022年3月，就在美國加息的前夕，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穩預期穩市場，會議強調，凡是對資本市場産生重大影響的政策，應事先與金融管理部門協調，保持政策預期的穩定和一緻性。但是遺憾的是，相關部門在出台政策前後，并未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結果政策一出台就成為風險因素。
近年來，不少專家從各國産業發展的曆史和現實的教訓出發，反複提出防範“合成謬誤”的風險。今年下半年，中央相關部門又提出防範這種風險，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這種現象依然未能避免。
三、破解“合成謬誤”需要什麼輿情素養？
那我們再來分析一下，為什麼部門“嚴肅認真”出台的政策，反倒構成了系統性的風險，搞成了這種“合成謬誤”呢？
就以北大清華的“互聯互通”做法來說，在進行決策的時候，雖然也是出于為兩校師生做好事，并認為這肯定是個好政策、好新聞，但決策思維卻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偏差，那就是僅僅從兩個機關的局部利益、從“朋友圈”的狹隘角度出發，卻恰恰忽視了中國網絡輿論和輿情的主體——數億網民的感受，而他們才是這種政策真正的評論者和左右輿論的群體。一旦忽視了他們的感受，出台的政策就必然是忽視他們的，那也就難免會遭受他們的嘲諷，進而使得嚴肅決策行為變成了輿論場裡的一個負面案例。
如果決策者考慮到，兩所著名高校這種“豪門”本身就自帶輿情敏感性，這種“強強聯姻”行為除了對自己有好處，對社會大衆毫無意義，那麼就知道這個做法肯定會引發網民的側目而視。如果再深一點考慮，就應該知道，網民要的不是看你們豪門之間聯袂演戲，而是希望校園全面開放，面向社會大衆開放，不光是增加社會福利，更借此徹底向疫情時代告别，增強社會信心。
是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兩個著名學府的這個決策之是以出現問題，主要在于決策者缺乏輿論和輿情意識，可以簡單地歸結為缺乏“輿情素養”。所謂的“輿情素養”，就是出台政策之前，必須要站在“雲端”，也即網絡的高度、從作為輿論輿情主體的數億網民的角度看問題，排除引發輿情的風險因素，才能做到安全穩妥。
對于各個部門來說，在出台政策之前，就有必要充分考慮當下網絡心理、社會情緒是否有合适的接受土壤？并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來看這個部門政策的出台，時機是否敏感？内容是否和當下有所沖突？網民怎麼看？媒體怎麼看？輿論會怎麼說？這都是需要考慮在内的。
再比如說，相關部門在讨論除夕放不放假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當下中國百姓敏感的心理？洋節已經不好過了，但是人們又需要放松、需要娛樂，那麼除夕作為傳統佳節，就必然承擔更多的職責，此時就應該給網民一個大福利、放假“大紅包”，以換取百姓的歡心，但是遺憾的是，相關部門并未考慮這一點，而僅僅從部門決策思維出發，終于出台了一個自己滿意、但百姓普遍不滿意的方案。
從上述各種案例能看出，即便是領域内最優秀的決策者、部門最優質的決策，如果大家缺乏輿情素養，也可能導緻系統性的風險，給整體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損失。重要的是，這種現象不是一起兩起了，也不是今日昨日了，而是一直都有，幾乎就是中國社會一個風險性的現象。
當下的現實風險還在于，由于經濟社會發展對于當下和未來的極端重要性和急迫性，從中央到地方，各個部門都行動起來了。有的密集調研，有的出台政策，想緩一緩的做法提前拿出來，想松一松的念頭又趕緊“卷”起來。這本來是好事，“衆人拾柴火焰高”，但是不能不說，在這個大家夥齊齊上陣的關鍵時期，衆多部門多出政策、多出辦法，反倒是“合成謬誤”的高發期、高風險期，這一點是不能不防範的。
上海财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教授提出，合成謬誤是科層體系的必然産物。因為在嚴密的分工體系下，将相同的目标分解到不同部門實施時，往往會産生較高的協調成本甚至出現協調失靈，難以完成既定的任務。如果從這個觀點看，合成謬誤就不是一個偶發的風險，而是一個深嵌于體制之内的風險因子，需要時時關注，并出台政策以制度之力進行防範和修正。
但是如果僅僅從輿情的視角來看待這種合成謬誤，我們的建議倒是非常簡單，那就是部門的決策者在出台政策之前，除了需要提高政治站位，站在更高的層面，站在全局的立場外，更要以網際網路的雲端視角，嘗試以網民、以媒體的身份進行代入式觀察，以輿論的視角反觀自己政策的社會反響，如果由此看到了政策的風險後果，網民和輿論的潛在的情緒波動風險，那就趁早進行風險的化解，進行更為穩妥的政策論證。
我們希望類似的教訓給相關部門一個提醒，那就是必須增強輿情素養，從更高的雲端、更廣泛的視野、更民生的角度來看待自己部門的政策和決策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