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現代人遷徙擴散的“南方路線”是舊石器考古與古人類研究中争議最大的熱點問題之一。傳統觀點認為，早期現代人在經曆了“舊石器時代晚期革命”之後走出非洲，攜帶幾何形細石器、骨角器、刻劃藝術和裝飾品等新技術文化沿“海岸高速公路”擴散至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年代不早于距今6萬年①，即現代人“晚近走出非洲”假說。然而，近年來在亞歐大陸陸續發現了一批年代較早的現代人化石，如東非摩洛哥Jebel Irhoud遺址發現最早的現代人化石年代在距今31.5萬年左右②，以色列Misliya洞穴遺址中發現的現代人上颌骨年代在距今19.4萬-17.7萬年③，希臘南部Apidima洞穴一号現代人化石的年代在距今21萬年④，大陸湖南道縣福岩洞發現的現代人牙齒化石年代在距今12萬-8萬年⑤，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化石的年代在距今11萬年左右⑥。這些新發現表明，現代人在中更新世晚期就已經出現并擴散至亞歐大陸，為晚近走出非洲模型提出了新的挑戰。
南亞次大陸與大陸西南地區位于亞歐大陸南部中心，是連接配接非洲、西亞與東亞、東南亞地區之間的關鍵節點，對于探讨現代人遷徙擴散的“南方路線”有重要意義。近年來，随着測年技術的進步與古環境研究的積累，以及對已發掘材料的重新研究，這一地區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相關讨論一直充滿争議⑦。一些學者認為印度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與非洲相似，其制作者應當為走出非洲的早期現代人⑧，反對者則認為這些石器與當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幾何形細石器技術之間不存在繼承關系，更可能是尼安德特人或其他未知的古老型人類留下的⑨；在大陸西南地區，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的洞穴遺址的新研究也引起了不同的探讨，有學者認為其中存在勒瓦婁哇技術，可能與早期現代人的遷徙擴散有關⑩，也有不同觀點認為這批材料仍屬于簡單的石核-石片技術體系(11)。
這些争議表明，印度和大陸西南地區中更新世晚期以來的文化面貌是比較複雜的，本文拟梳理印度與西南地區距今30萬-3萬年典型遺址的材料(圖一)，展開比較研究，認識這兩個地區在MIS9—MIS3階段石器文化與人類行為的主要特征及其發展演變過程，并結合古環境背景，進一步探讨南方路線上的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
二、地貌、環境與人類化石的發現
印度與大陸西南地區主體部分在北緯30°以南，屬于熱帶-亞熱帶地區，也都受到印度洋季風的影響，但是兩個區域的地形條件存在巨大差異，氣候環境非常不同。印度除北部喜馬拉雅山地海拔高、地形起伏大之外，中部的印度河-恒河平原和南部的德幹高原地勢均較為平緩，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下，夏季風可長驅直入帶來強降水，冬季風則被北部山地阻擋，形成全年高溫、幹濕季分明的熱帶季風氣候；大陸西南地區則整體海拔可達2000～4000米，高原的大氣環流條件不同，氣候垂直分異顯著，夏秋季節降水較多，與印度相比年溫差更大。
全球氣候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中期(距今30萬-3萬年)經曆了多次大幅度的冷暖交替和震蕩，對印度和西南地區的環境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雲貴高原石筍的研究表明，在倒數第二冰期的冰盛期(距今16.3萬-12.9萬年)，該區域氣候由溫涼向冷幹的轉變；到了末次間冰期(距今12.9萬-7.9萬年)，雲貴高原氣候變得溫暖濕潤，但期間有多次冷暖變化幅度很大的氣候震蕩；至末次冰期(距今7.9萬-1.1萬年)的氣候則更加不穩定，降雨由多變少，氣溫由高變低，冷暖波動幅度進一步加大(12)。這種大幅度的氣候波動對印度同樣有很大影響，在較為暖濕的階段，印度西北部的塔爾沙漠可能存在河流湖泊，為與阿拉伯半島和非洲西亞的交流提供了可能，而在幹冷時期這一通道很有可能是封閉的(13)。此外，多巴火山的噴發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末次冰期的幹冷化過程，當地的植被逐漸由疏林草原向開闊草原轉變，但并未對當時的古人類造成毀滅性影響(14)。
圖一 本文涉及遺址的地理位置
1.Katoati 2.Dhaba 3.Jwalapuram 4.Attirampakkam 5.稻城皮洛 6.鶴慶天華洞和龍潭 7.富源大河 8.黔西觀音洞 9.盤縣大洞
在高溫多雨的熱帶-亞熱帶露天環境中，化石往往難以儲存。在晚期現代人之前，印度僅有的人類化石均發現于西北部Narmada河谷的Hathaora遺址，材料包括一小塊顱骨殘片、2件鎖骨、第9肋骨殘片、左肱骨骨幹和左股骨遠端骨幹殘片，其中股骨和顱骨被認為與阿舍利工具有關，可能屬于某種體型較大而粗壯的早期人類，年代在距今25萬-20萬年左右，而其餘材料則可能與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有聯系，化石呈現出矮壯結實的特征，與斯裡蘭卡發現的距今3.6萬年左右的晚期現代人化石有顯著差別，年代約在距今15萬年左右(15)。在大陸西南地區的洞穴遺址中，動物化石的儲存情況相對理想，但人化石僅見牙齒：盤縣大洞發現有4枚人牙，形态特征比直立人進步，部分特征與早期智人接近，大多數特征已進入現代人的變異範圍(16)；年代較晚的富源大河遺址也發現有3枚人牙，對牙髓腔的CT掃描分析顯示與尼安德特人有顯著差別(17)。整體上印度和西南地區的人類化石材料數量稀少且儲存狀況不佳，鑒定特征比較有限，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原始和進步特征鑲嵌的情況，目前還無法将這一地區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與特定的人類種屬聯系起來。
三、印度的主要發現
1.Attirampakkam遺址
Attirampakkam遺址(13°13’50”N，79°53’20”E，海拔37.75米)位于印度東南部Kortallaiyar河谷，是目前印度已知年代最早的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遺址于1863年被發現以來經曆了多次發掘，以豐富的早期阿舍利遺存聞名(18)，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主要見于 T7A/B/C三個相鄰的探方，地層剖面厚3米左右，包括8個文化層，其中最下部的第8一第6層發現早期阿舍利遺存，年代在距今170萬-107萬年；第5一第1層(含遺迹5a)為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年代在距今38.5萬-17.2萬年(19)。
T7A/B/C三個探方第5一第1層(含遺迹5a)共發現石制品7261件，石器組合情況見表一。石制品主體為各類石核、石片和邊刮器、凹缺器等小石器，第5層尚能見到少量手斧、薄刃斧等典型的阿舍利工具，但已經出現明顯的小型化趨勢，到4層以上層位阿舍利因素已很難見到，砍砸器等礫石石器的比重也明顯下降。被視為中期标志性特征的勒瓦婁哇技術和原始石葉技術從5層開始出現，但其産品的數量很少，由下至上比例似有增加趨勢，但二者總體在石器組合中占比始終不足2％。
2.Jwalapuram遺址群(JWP)
Jwalapuram遺址群(15°19’20”N，78°08’01”E，海拔270米)位于印度中南部的Jurreru河谷，是印度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包括了多個地點。在這一地區曾采集到手斧、石刀等晚期阿舍利遺存，經過發掘的材料主要以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為主，年代在距今7.7萬-3.4萬年左右，還有一處距今3.5萬-1.1萬年的洞穴遺址，為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以幾何形細石器為主(20)。在經過發掘的地點中，JWP3和JWP22石制品數量較多，可作為這一地區的典型遺址，其石制品組合情況見表二。
Jwalapuram第3地點(JWP3)有6個地層，在多巴火山灰之上和之下均發現了石制品，其中A—B層位于火山灰之上，年代為74±7ka，發現石制品174件；C層即為火山灰層，其下的D—F層年代為77±6ka，發現石制品337件。火山灰之上和之下的地層中發現的石制品在技術與組合方面均沒有太大差異，表明多巴火山的噴發并沒有導緻原來生活在印度的古人類滅絕，該區域的文化是連續發展的(21)。
Jwalapuram第22地點(JWP22)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層直接被多巴火山灰掩埋，測年結果為71±8ka，石制品更為豐富，有1625件，石器組合同樣以石片石器為主，石核剝片程式較為多樣。石器組合同樣以石片石器為主，石核剝片程式較為多樣。JWP22地點發現的近1200件石片中，隻有約16％是完整的，台面49％為素台面，30％為修理台面，7％為有脊台面，自然台面僅占7％；背面片疤方向73％為同向，16％為向心，16％為交錯，6％為對向，背面為石皮的僅占1％；勒瓦婁哇和石葉産品在各地點均有發現，但同樣數量較少、比例偏低。工具整體尺寸較小，平均長39.9毫米，其中邊刮器最為常見，刃角相對較陡，平均刃角73°，特征比較突出的工具還包括1件修柄尖狀器和1件小型兩面器(22)。
3.Dhaba遺址
Dhaba遺址(24°29’57.6”N，82°00’35.0”E，海拔242米)位于印度東北部的Son河谷中，這一流域是印度晚期阿舍利遺存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而Dhaba遺址是其中唯一一處已發掘的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共有3個地點，年代在距今8萬-4萬年(23)。其中1号地點發現石制品846件，原料以灰岩為主，矽質岩的比重由下至上有所增加；石核中有50％具有單面向心剝片的特征，還發現有10件勒瓦婁哇石核、1件盤狀石核和19件石葉；工具組合中不見手斧、薄刃斧等典型阿舍利因素，以凹缺器和邊緣略有修理的邊刮器為主，未發現典型的尖狀器(24)。
4.Katoati遺址
Katoati遺址(27°13’19.38”N，74°11’35.44”E，海拔307米)位于印度東北部的塔爾沙漠中，年代在距今9.6萬-7.7萬年，共發現石制品1518件，原料以石英岩為主，還有少量的石英、矽質岩和砂岩；石核274件，其中27件有預制特征，包括2件用來生産勒瓦婁哇尖狀器的努比亞石核，石片1127件；工具109件，以邊刮器為主，多數僅在邊緣處有少量修疤，典型工具包括尖狀器和修柄工具，在最下部地層還發現有2件小型兩面器(25)。
除經過發掘的Katoati遺址外，塔爾沙漠地區還有大量的地表采集材料(26)，因其中經常包括多種形态各異的尖狀器而被歸入舊石器時代中期。與北非和兩亞地區的材料相比，塔爾沙漠發現的尖狀器在器物組合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尺寸更為寬短厚重，修理技術相對簡單但非常多樣，缺乏足夠标準的加工流程和成品形态(27)，其測量指數則顯示這些尖狀器有被用作投擲工具的可能性(28)。
四、大陸西南地區的主要發現
1.盤縣大洞遺址
大洞遺址(25°37’38”N，104°44’E，海拔1674米)位于貴州省盤縣城區東南49千米處的珠東鄉十裡坪村，是一處典型的喀斯特洞穴，洞廳内總面積達9900平方米，非常适宜古人類居住生活。洞内堆積大體可分為三個單元，其中第二單元為文化層，上部年代在137ka—156ka，下部年代在214ka—262ka，整體屬中更新世晚期。遺址動物群以犀牛、劍齒象、鹿、牛等超大型和大型動物為主，其中犀牛有50％以上為壯年個體，顯示了強悍的狩獵能力。石制品2000餘件，原料以燧石、玄武岩和石灰岩為主，還出現了以犀牛牙齒剝片的特殊行為；石核剝片主要以硬錘錘擊法為主，台面以素台面和有脊台面為主，同一台面上剝片最多的數量是5個，整體剝片效率不高，石片背面片疤多數為與石片方向相同的同向剝片，少量為向心剝片；工具占比較高且類型多樣，組合以邊刮器、鑽具、凹缺器等石片石器為主，修理程度普遍不高，刃緣平整程度一般，其中有部分産品被認為與勒瓦婁哇技術有關，包括勒瓦婁哇石核、石片、尖狀器等，還有部分長寬比達到石葉标準的長石片，工具組合中也有修理較為精緻的小型兩面器、修柄尖狀器、基納型刮削器等特殊類型(29)。
2.黔西觀音洞遺址
觀音洞遺址(26°51’26”N，105°58’7”E，海拔1455米)位于貴州省黔西縣沙井鄉觀音洞村，是一個東西向發育的石灰岩洞穴，地層共分9層，第②層為上文化層，年代在8萬年左右，第③一⑧層為下文化層，年代在17萬年左右。遺址發現的動物化石以東方劍齒象和水牛為主，犀牛數量也比較多，還發現有野豬、貘、水鹿等大型動物，除劍齒象以幼年個體為主外其餘種屬主要以青年和成年個體為主；石制品2323件，包括石核307件、石片486件、工具1530件(30)，上下文化層的石制品組合情況見表三。
從剝坯序列觀察，觀音洞遺址的石核屬于“混合型結構”，在生産石片時岩塊隻有一部分被開發，其餘部分則處于備用狀态，與剝坯部分之間并無關聯，台面以自然面或先前剝片的片疤為主，雖然能依據技術特征選擇石核并對剝片進行一定的控制，但這種控制的程度是很有限的，産生的石片形态各異，不存在預設産品與中間産品的差別；工具數量龐大，功能和使用方式多樣，但絕大多數工具都具有相同的雙邊彙聚或單邊延伸結構，不同類型的器物對毛坯也沒有特殊的選擇(31)。認為觀音洞遺址存在勒瓦婁哇技術的學者在2273件石制品中共辨識出45件勒瓦婁哇技術産品，占比1.98％，包括11件勒瓦婁哇石石核、30件勒瓦婁哇石片和4件以勒瓦婁哇石片為毛坯的工具(32)。
3.稻城皮洛遺址
皮洛遺址(29°02’12”N，100°16’35”E，海拔3750米)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金珠鎮皮洛村，地處金沙江二級支流傍河及其小支流皮作河交彙處的三級階地上，遺址第2—8層均為文化層，上部地層的年代在距今13萬年左右(33)。遺址第3層發現有晚期阿舍利遺存，2層則出現小型兩面器和小尖狀器，發展序列似與印度中更新世末期晚更新世露天遺址相似，但這些典型石制品的數量和比例都非常低，石器組合整體以砂岩礫石毛坯的簡單石核-石片工具為主，與雲貴高原洞穴遺址中的發現存在一定差別。
4.鶴慶天華洞和龍潭遺址
天華洞遺址(26°02.211’N，100°27.648’E，海拔1805米)和龍潭遺址(N26°1’47.18”、E100°24’54.69”，海拔1540米)均位于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鶴慶縣境内，地貌上屬于金沙江支流财豐河右岸二級階地的石灰岩山地和山前緩坡，年代大緻在距今9.5萬-5萬年之間(34)。兩處遺址的發掘和地表采集共獲得石制品4609件，包括石核247件、石片1445件、工具319件、斷塊殘片和備料2598件，石制品組合見表四。
天華洞和龍潭遺址石制品原料非常多樣，以龍潭遺址為例，該遺址使用的石料類型多達14種，以石英正長斑岩為主，安山岩、角岩、燧石也占一定比例；石制品組合中石片石器占據主體地位，但兩處遺址均發現少量在形态和技術組織與勒瓦婁哇相似的産品，還有部分長寬比達到石葉标準的長石片，工具組合中有多層魚鱗狀修疤的陡刃刮削器最具特色，在素材選用、刃緣形态和加工技術上均表現出較高的定型和規範化程度，但未發現小型兩面器和小尖狀器等有尖工具。
5.富源大河遺址
大河遺址(25°33’27”N，104°18’35.7”E，海拔1743米)位于雲南東部富源縣大河鄉東南部約3千米處塊擇河中遊的石灰岩小山丘上，為一處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地層分上下兩個大的文化層，上文化層的兩個14C資料分别為距今3.5萬和3.8萬年，下文化層的頂部和底部石筍年代分别為4.1萬和4.4萬年(35)。遺址發現石制品5000餘件，包括近200件石核、2000餘件石片和500餘件工具；石器原料多達十餘種，以凝灰岩和玄武岩為主，矽質岩、燧石和石英岩也占一定比例；石核中單台面石核的數量最多，石片以有疤台面和素台面為主，器物組合中有少量似勒瓦婁哇和似石葉技術的産品，且在上文化層更為集中，但這兩種技術的産品數量都比較少，占比不足1％；工具組合以邊刮器和尖狀器為主，其中也發現了有多層修疤的半月形陡刃刮削器等加工較為精緻的工具(36)。
圖二 印度與大陸西南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部分典型石制品
1～7.似勒瓦婁哇石核(1、2.大洞；3.觀音洞；4.大河；5.Jwalapuram；6～7.Dhaba) 8～9.似勒瓦婁哇石片(天華洞) 10～15.尖狀器(10～11.大洞；12～13.觀音洞；14～15.Katoati) 16～18，21～22.原始石葉(16.大洞；17-18.龍潭；21～22.Dhaba) 19～20.原始石葉毛坯工具(Jwalapuram) 23.原始石葉石核(Jwalapuram)
五、比較與讨論
從石制品組合(圖二)看，印度與大陸西南地區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中期的發現整體上是一種以剝坯概念為主的石片石器工業，與更早階段以修型為主的礫石石器/阿舍利工業存在明顯差別，亦不同于印度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幾何形細石器與華南和東南亞晚更新世晚期洞穴遺址流行的山韋-和平文化，從年代和發展序列看有理由被視為一種“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但與舊大陸西側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以預制石核剝片、修理定型工具為主要特征的情況相比，印度與大陸西南地區的中期文化中僅含有一些類似的因素，如剝片程式較為複雜的石核、小尖狀器、有多層修疤的陡刃刮削器、長寬比接近石葉的長石片等等，這些因素在石器組合中所占的比重很低，通常僅在1％～3％，無法反映石器工業的全部面貌，也很少看到勒瓦婁哇石片生産過程中的特殊副産品和專門使用勒瓦婁哇石片生産的定型工具，剝坯序列和石核組織結構也存在明顯差別。整體上看，印度與大陸西南地區的中期文化在器物組合和技術體系方面與舊大陸西側同時期的發現存并不相同，不應當被概括為“模式三”“勒瓦婁哇技術”或“莫斯特文化”。
從年代(圖三)上看，Attirampakkam遺址的發現要顯著早于其他遺址。該遺址采用的是紅外釋光測年方法(infrared stimulated luminescence，IRSL)，并采用傳統的g值校正長石的異常衰減(37)，對于年代早于5萬年的樣品，這種方法可能會造成年代偏老(38)。印度其他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址的年代相對集中于 MIS5一MIS3階段，或與西北部塔爾沙漠地區在暖濕環境下出現通往阿拉伯半島和北非西亞的通道有關(39)，而大陸西南地區的洞穴遺址則至少從MIS6階段開始已有頻繁的人類活動，人群自西向東擴散的假說目前在年代上似乎尚缺乏足夠的支援。
圖三 印度和西南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址的年代
(氣候曲線據：Lisiecki L E，Raymo M E.A Plioeene-Pleistocene stack of 57 globally distributed benthic δ[18]O records.Paleoceanography，2005，20(1)，PA1003.)
從行為多樣性的角度觀察，印度與大陸西南地區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中出現了許多複雜的新特征，主要包括：1.利用的石料種類非常豐富，既有舊石器時代早期常見的石英岩、灰岩、玄武岩等顆粒相對較粗但較容易獲得的原料，也開始出現在更晚階段依賴程度較高的優質燧石、碧玉、瑪瑙等，Jwalapuram遺址有利用矽化木打制石器的現象，盤縣大洞遺址還開發利用犀牛牙齒剝片；2.對超大型野生動物的狩獵，西南地區中更新世晚期的大洞和觀音洞遺址動物群均以犀牛和象為主，且除象之外的大型動物年齡結構以青年至成年個體為主，顯示了高超的狩獵能力，修柄尖狀器的普遍出現顯示這一區域的古人類可能已經掌握了複合工具技術，狩獵能力的提高可能與這種新工具類型的出現有關；3.對高海拔地區的适應，雲貴高原的遺址海拔多數在1500米以上，皮洛遺址更是高達到3750米，這些遺址都有多個連續的文化層和反複的人類活動，表明中更新世晚期以來西南地區居民已充分具備了在高海拔地區生存的能力，并能夠根據氣候波動和資源變化靈活選擇栖居模式，在較為冷幹的中更新世晚期在洞穴中生存，到了氣候相對溫暖的末次間冰期則在河流階地露天安營紮寨。
六、小結
通過對印度與大陸西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材料的梳理可以看出，這一階段該區域的石器組合屬于以剝坯概念為主的石片石器工業，其中既有小型兩面器等由本地更早階段石器組合中發展而來的因素，也有修柄尖狀器等與非洲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相似的因素，還包括了剝片程式較為複雜的石核、修理政策穩定成熟的陡刃刮削器等展現舊石器時代中期技術發展的因素，呈現出複雜交融的面貌。人類化石材料稀少且較為破碎，整體上也顯示出介于直立人與晚期現代人之間的鑲嵌性特征，但目前材料無法确認石器工業與人群的對應關系。
這種多種因素交織、長期漸變式發展的情況與現代人遷徙擴散“北方路線”所見材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通天洞(40)、金斯太(41)、水洞溝(42)等遺址中所見材料的技術、組合、類型與人類行為特征均與舊大陸西側晚更新世晚期的發現非常相似，中亞和俄羅斯地區的古DNA研究也進一步證明了人群與石器技術共同自西向東遷徙的曆史過程(43)。這種技術、人群、行為與文化成組整體擴散的情況得益于北方草原地區的自然環境條件，地勢整體平坦開闊，動植物資源條件相似，人群不需要對已有的技術裝備和适應政策進行太多的調整就可以在很大的範圍内迅速遷徙，留下的遺物也是以具有更多相似性。
而在印度和西南地區，人群的東西向遷徙需要面對差異極大的自然環境，最西部的塔爾沙漠尚與北非和阿拉伯半島較為相似，進入南亞次大陸則需要面對濕熱的環境和與非洲完全不同的動植物類群(44)，繼續向東還需要克服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和多條南北向大河的阻隔，适應海拔較高、資源垂直分異明顯的環境。這一過程比人群北方草原帶的擴散遷徙要更為漫長而艱巨，古人類必須逐漸學習新的技術方法，融合各種有利于生存的适應政策，調整生存模式，才能夠應對多種不同環境條件帶來的挑戰，文化遺物也是以呈現更為複雜多元的面貌。是以，在南方路線上很難找到單一的器物組合或石器文化來代表一次迅速的人群替代事件，亞歐大陸南部自中更新世晚期以來可能經曆過多次漸進的、滲透式的文化傳播與融合，需要更多、分辨率更高的材料和更為深入的比較研究，才能更好地認識這一地區複雜的人群曆史。
來源：《南方文物》2023年第3期
作者：馮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