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恩格爾：對風險“定量”至關重要 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機率不大

1969年，年僅27歲的羅伯特·恩格爾（Robert Engle）獲得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彼時他是知名中國經濟學家劉大中的得意門生，他和中國的緣分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半個多世紀後，已然耄耋之年的恩格爾獲得“白玉蘭紀念獎”。2023年12月，2023年上海市“白玉蘭紀念獎”頒授儀式在上海舉行，來自亞美尼亞、澳洲、巴西、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南韓、荷蘭、羅馬尼亞、新加坡、瑞典、英國、美國等15個國家的50位傑出外籍人士獲此殊榮。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上海紐約大學金融波動研究所（VINS）聯席所長恩格爾正是其中重要的一員，他的ARCH模型（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等成果幫助中國建立了金融波動研究所，為中國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對外交往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頭标志性的白發，和藹可親的笑容，這位經濟學泰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獨家專訪時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人群中你也總能迅速“定位”到他。羅伯特·恩格爾是著名計量經濟學家，其創立的ARCH模型在經濟、财務、統計等領域具有跨學界的貢獻。

2003年，憑借開創性工作，恩格爾被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稱，他提出的ARCH模型已成為經濟界用來進行研究以及金融市場分析人士用來評估價格和風險必不可少的工具。

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并不是恩格爾的“終點”，這位“半路出家”的經濟學泰鬥的故事仍在繼續，不斷為日新月異的經濟學大廈“添磚加瓦”。

羅伯特·恩格爾。資料圖

實體學為經濟研究提供科學“配方”

有趣的是，恩格爾這位計量經濟學大師并非經濟學科班出身，大學時代他曾渴望成為一名實體學家。

1964年，恩格爾從威廉斯學院實體學專業畢業。在讀研究所學生前，他分别申請了康奈爾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實體學專業，但伯克利分校研究所學生院沒有及時接到恩格爾的電話，錯失了這位“潛力股”，最終恩格爾進入康奈爾大學，從事超導體方面的研究。

人生的路很長，但關鍵抉擇屈指可數。恩格爾少年時代的重要轉折點發生在1966年，彼時他選修了一門經濟學課程，意外發現他真正的“摯愛”其實是經濟學。他希望讀完碩士後到康奈爾大學經濟系進行經濟研究，随後恩格爾找到康奈爾大學經濟系主任，幸運的是當時正好有一個名額，恩格爾便正式轉入康奈爾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而他的導師正是知名華人經濟學家劉大中。

轉而研究經濟學後，恩格爾發現，并不是學會計算就能當一個經濟學家。實體學為經濟研究提供了科學“配方”，他告訴記者，實體學研究需要一系列科學的流程：假設、測量、測試……最終就世界運作的方式達成共識。

“我之是以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是因為我想用最量化的社會科學來研究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實體學為經濟研究提供了一個科學配方。”即使後來恩格爾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非實體學獎獲得者，但他坦言，實體學最初培養了他做研究時必不可少的思維方式。

對風險“定量”至關重要

1969年博士畢業時，恩格爾已經打下紮實的計量經濟學基礎，為後續ARCH模型的誕生創造了土壤。

金融市場随機波動性很常見，股債彙等市場都是如此，波動性會随時間變化。市場波動也往往具有一定周期性，例如，在相對平靜的時期過後，可能會出現劇烈波動的特殊時期，經濟學家一直希望設計出一套統計模式，發現波動性變化的規律并預測未來。

恩格爾的ARCH模型是計量經濟學領域的重大突破。1982年，恩格爾在發表于《計量經濟學》的論文《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性及英國通貨膨脹方差的估計》中提出了ARCH模型，這一開拓性的工作結束了金融變量波動性研究的“原始時代”，ARCH模型大家庭随後成了金融理論研究者和實踐者工具箱中的法寶。恩格爾對記者表示，ARCH是一個預測金融市場風險的統計模型，對于許多金融任務來說，對風險進行“定量”衡量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ARCH模型也在與時俱進，不斷增添新的活力。1986年，恩格爾的學生博拉斯萊夫擴充了ARCH模型，提出了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GARCH）。1990年，博拉斯萊夫又将單變量的GARCH模型擴充到了多變量的GARCH模型。

這些模型在實踐中有着廣泛的應用。恩格爾告訴記者，ARCH和GARCH可用于為衍生品定價，估計時間變化相關性，衡量因子投資中的風險，例如氣候風險，在面對市場和氣候風險時，可對金融部門的資本短缺進行基于市場的估計，并對幾乎任何金融資産或投資組合的風險進行模組化。

到了1995年，恩格爾和克柔勒（Kroner）又提出了BEKK GARCH模型，解決了常條件相關系數這一違反事實的問題。雖然BEKK GARCH模型是頗為流行的多變量波動性模型，但其實也有先天的缺陷，需要估計的系數過多，随着模型維數的增加而增長過快。是以，2002年，恩格爾又提出了動态條件相關系數模型（DCC模型），擯棄常條件相關系數的假設，用一個動态方程取而代之，DCC模型廣受好評，在實踐中被廣泛應用。

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機率不大

面對數十年未見的頑固通脹，美聯儲進行了史上罕見的激進加息，75個基點的加息一度成為“家常便飯”。

在流動性大幅收緊的連鎖沖擊下，2023年3月，矽谷銀行倒閉震驚了全球市場，拉開了美國地區性銀行業危機的序幕，也成了壓垮大洋彼岸瑞信的“最後一根稻草”。此外，需要警惕的是，美國商業地産行業也面臨2008年以來最大的崩潰風險，未來幾年約有1.5萬億美元債務到期。

恩格爾長期深耕金融波動和系統性風險等領域。2009年恩格爾創立了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波動研究所，VLAB（波動實驗室）是研究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SRISK（系統性風險）則是VLAB關注的一大焦點。恩格爾運用ARCH模型對各類金融資産的波動性、相關度及其他風險次元進行實時度量、模組化和預測，并進行系統性風險的分析。

恩格爾對記者解釋稱，VLAB有一個衡量方法，用市場價值來衡量銀行的系統性風險，VLAB上的風險名額SRISK預測了這場小型銀行危機。在他看來，美國剩下的地區銀行的壓力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但SRISK名額還沒有恢複正常，美國銀行業風險仍然存在。美國利率仍保持在高位，很難回到近零利率時代，一些地區銀行的債券投資組合仍處在虧損狀态。

鑒于美聯儲激進加息的滞後效應，美國是否存在系統性風險？未來會發生另一場金融危機嗎？

對此，恩格爾對記者分析稱，目前風險隻在中小型銀行出現了上升趨勢，是以不會引發另一場金融危機。前路總是有風險，但他不認為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很大。美聯儲将在2024年降息，這會降低金融和經濟風險。

時間倒回至20世紀70年代，美國通脹率曾一度高達兩位數，為遏制惡性通脹，時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将利率前所未有地提高到了20%，最終遏制住了通脹，但付出的代價是美國GDP增速從1978年的5.5%降至了1982年的-1.8%。

如今的情況似乎有所不同，2024年美國經濟有望軟着陸，但衰退風險仍未徹底排除，美聯儲是否需要繼續“沃爾克模式”抗通脹？恩格爾認為，曆史經驗可以參考，但美聯儲不能完全照搬，如今加息的效果沒有大多數經濟學家預期的那麼大。今時不同往日，全球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

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有“良方”

從20世紀60年代師從中國經濟學大師劉大中開始，恩格爾和中國便結下了不解之緣。

恩格爾不僅創立了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波動研究所，也将他的研究成果在中國落地生根，為中國波動研究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例如，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波動研究所與上海紐約大學金融波動研究所緊密合作，VINSIGHT是雙方重要的合作成果，能夠分析中國金融市場的日波動率與系統風險。

VINSIGHT基于斯特恩商學院的VLAB，面向中國市場進行了調整，融合了恩格爾ARCH模型等經典理論以及金融計量經濟學領域的最新發展成果。VINSIGHT平台側重于中國金融市場分析，為學術界、業界及政府決策部門提供主要股指和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類型股票的每日波動率資料及分析。

作為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波動研究所創始人和上海紐約大學金融波動研究所聯席所長，恩格爾推動了中國和全球金融市場的實證研究，促進學術界和金融業界在研究領域合作，并通過金融計量技術創新的平台為學術界、金融業界以及監管、決策部門提供及時的金融市場資訊和分析，進而為金融産業及市場的發展作出貢獻。

在恩格爾看來，聚焦系統性風險至關重要，各國都需要未雨綢缪，監管者需要在預防上做得更多，發現小問題時及時出手。對于中國而言，監測波動性、防範系統性風險也至關重要。

一方面，中國目前正面臨一些挑戰。恩格爾表示，中國銀行業多年來一直資本不足，在房地産行業受到沖擊并對地方政府産生一些影響的背景下，需要警惕銀行業可能無法承擔避免經濟衰退所需的額外債務。

另一方面，2023年中國經濟整體表現可圈可點。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23年前三季度國内生産總值（GDP）913027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5.2%。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長4.5%，二季度增長6.3%，三季度增長4.9%。

展望未來，如何推動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恩格爾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中國可以利用更多的外國投資和出口來提振經濟，推動國際緊張局勢緩解，推出一些刺激性政策，對私營部門尤其是科技部門采取更支援的态度，這些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邁過朝枚之年，恩格爾仍在為經濟學發展和全球合作釋放正能量，前行的道路沒有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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